一则值得细品的任务驱动型课例

摘要：孔子记录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从当下课改背景来看，是一节可垂范的任务驱动型课。孔子课上赞曾皙之志，课后话留三分式地评价了其他三位弟子的所言之志。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实质上是欲借此以观弟子们对他这个老师之志的理解接受情形。以这节课的设定任务为驱动，不仅能加深对孔子礼治思想的理解，还能加深对孔子人格的认知，并进一步提升当下任务驱动教学的探索。

关键词：《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品读；实践反思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可以说是孔子所上的一节垂范后世的经典课，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则典型的情境任务驱动型课例。四位弟子在老师的引导下，围绕课堂任务，各自谈了自己的志向，而孔子对此态度不一，值得玩味。课上孔子由衷地赞许了曾皙之志，课后他又应曾皙之问，分别对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所言之志做了总结点评。围绕着这个“志”，孔子对弟子们进行了一次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引导，也让我们由此对他的思想与人格有了深入的理解认知。

一、课堂任务那个“志”

孔子所记录的侍坐这堂课，师生对话间流动着鲜明的思想个性。“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孔子的开场白，信息量很大。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些，人家不用我了。这说的是自身的现状，却流露了自己志不得伸的失落与不甘，同时表达了对弟子们承其志而行的期待，并现身说法式地鞭策他们展志趁年华。（你们）平日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可见，孔子的这堂课是在充分了解学情的基础上进行的。假如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做呢？这一假设，与前面的话语相承应，既创设了温馨的情境，又聚焦了课堂任务。由此看来，这节侍坐课上，孔子不单单是以一个师者长者的身份出场，同时还是一个壮心不已的暮年志士，执心一意地推行着他心中的那个“志”。这也就决定了这堂以任务驱动的侍坐课，其设定的“言志”任务间蕴含着有待弟子们深深体悟的意味。

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其实他自己心里是有着一个预设的期待的，而这个期待集中体现在“为国以礼”四字之间。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程子注：“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子路等所见者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是以哂之。若达，却便是这气象也。”[1]这就一语道破了孔子“与点”和“哂由”的关键所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进一步援引程子批注：“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2]曾皙不唯达于夫子之志，而且能紧扣眼前话题，用生动的描述将老师礼治思想的愿景勾画出来，渲染出“尧、舜气象”，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美好感受，无怪乎孔子会喟然发出叹赏。

《论语》中有关孔子“礼”的思想，多是与为人行事的细节结合起来讲的，其中也有些话语直接从治国安民的角度来谈，比如：“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论语·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4]（《论语·里仁》）“上好礼，则民易使也。”[5]（《论语·宪问》）这些论说，其意都在于强调礼治的重要性、必要性。尤其是借有子之口所讲的那番话：“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6]（《论语·学而》）可以说是对孔子礼治思想的透辟之见，将礼的重要作用上升到了先王之道、先王的行事准则的高度。

孔子让弟子言志，其出发点在于检验弟子心中的“志”是不是合于他一贯所主张的那个“志”。对于这一课堂任务，四位弟子的完成情况之所以参差有别，关键在于他们对老师的礼治思想在理解与认可上有不同。

二、完成任务那几人

在老师以推心置腹的亲切话语抛出课堂任务后，子路迫不及待地接过了话头。他是个粗疏直率的人，对老师思想的领会，不够深刻细腻。他的“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的治国图景，显然是将强军致勇放在了首要位置，而让百姓知礼有方只是居于其次的附带目标，不在致力重心上。这就偏离了孔子礼治思想的正道。子路虽是孔子认定的有政事能力的学生之一，但或许也正如孔子所言“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7]（《论语·公冶长》），不能基于仁的标准之下的子路，当然也就难以领会孔子“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8]（《论语·学而》）的治国方略，不能“达为国以礼道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子路言治国之志，对老师“为国以礼”的思想失之于避重就轻，这不能不让孔子有几份不怿，于是他止不住微微一笑，然后直接点了冉有的名。冉有作为老师眼中又一名有政事能力的弟子，虽然于察言观色间表现出了异于子路的谦退，但其一番表面看起来颇显抑让的言志之辞，同样未说到老师治国理想的硬核上。《论语·子路》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9]冉有给老师驾车的当儿，能够抓住机会即时请教，说明他有机灵好学的一面。他们师徒的这几句对话，清楚地列出了一个国家发展步骤的先后顺序。人口增长、生活富裕显然是农耕文明时代国家发展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而礼乐教化则是在此基础上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高位目标，是不可或缺的应然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冉有致力于“足民”而不敢当“礼乐”教化之任，似乎既能从老师的治国理念出发，又能兼顾眼前子路言志不让而带来的尴尬。不过细究起来，事情并不见得就这么简单。孔子这里所讲的治国步骤，是针对冉有的步步发问而做出的应答，单纯地看，这三步从物质到精神，是合乎客观规律的，但实际执行中并不是绝对分开互不相干的，而是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冉有将“礼乐”置于自己不能的范畴之内，而从“足民”的过程中剔除出去，这就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阉割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孔子的礼治思想是将“礼”贯于治国的全过程、融于治国者的言行举措中的，所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上好礼，则民易使也”。有子将礼治上升为“先王之道”，至于“小大由之”“以礼节之”的地步，这才是对孔子礼治思想的准确体悟。冉有静态割裂地理解孔子的礼治思想，这就比子路的轻重不分更加严重，孔子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这也正是他最终对冉有的言志不置可否的深层原因所在。

两个弟子言志，都未能对接上老师的心志，孔子落落无言，只得接下去点了公西华的名。公西华是在场最年幼的弟子，他比孔子小42岁，与其他三个弟子比较起来，有隔代的年龄差距。作为后学者，公西华即使对老师的思想有比较深入的理解，也不宜在两位长辈级的师兄都言而有失的情况下，自命不凡地把问题讲得头头是道，所以他选择了从自己的所长入手（孔子认为公西华长于宾礼交接，《论语·公冶长》中有：“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将志定位在“小相”上。表面看来，公西华的志讲的正是礼的问题，但实际上只是流于礼的表层，涉及的仅为如何做好礼仪形式的问题，远不是曾皙所描画的礼治的目标图景可比，与程子所言的“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的礼治精神实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因此孔子不可能在这里发出喟然之叹，只会意犹未尽地继续点曾皙的名，直接将曾皙一直在为这场侍坐做背景音乐的鼓瑟活动打断。孔子这时的心理是很复杂的，我们从他事后点评公西华之志的话语中，能够隐隐地体会到。“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孔子先毫不含糊地将公西华之志纳入“为国”的前提下；“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既然是讲治国，那就应该落到“为国以礼”之上，就必须充分体现礼治的精神实质，而这并不是一个做“小相”还是做“大相”的关乎谦让与否的问题，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0]（《论语·阳货》）只停留在形式上，那是对礼乐教化精神的一知半解！

子路的避重就轻，冉有的敬谢不敏，公西华的表层浮游，都让孔子百折不渝、九死不悔的那份心志生出几份旁落之感，这也为他最终欣逢曾皙言志而油然发出叹赏做足了铺垫。

三、与点背后那颗心

礼乐盛、王道兴是孔子终生以之的政治理想，他曾奔走于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虽未能达成，但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理想实现的期求，以至于临终之时都对子贡发出“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11]的感叹。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于鲁定公十四年五十六岁时离鲁适卫，原因是季桓子接受了齐国的女乐，且鲁国郊祭后未按礼把祭肉分给大夫，也就是说先前孔子参政所开创的商贾诚于买卖、男女行路有别、路不拾遗、四方如归的礼治和谐局面，将被毁于一旦。离鲁适卫是孔子在诸侯国间十四年奔走生涯的起点，这十四年间，他屡遭打击，备尝艰辛，甚至面临过生死存亡的威胁。弟子们跟在他后面，不仅亲历了从卫到陈、到匡、到蒲、又第二次适卫，然后再离卫到曹、到宋、到郑、到陈、并过蒲而第三次适卫，诸如此类一系列的奔走颠簸，而且亲验了主张以礼治国的老师所遭遇的一个接一个失意：在卫遭谗而受监视的惶恐，在匡被误认而受困拘的惧怕，返卫几被好色卫君所毁名的羞耻，在宋习礼却横遭砍树并欲加害的无奈，在郑师徒相失而被讥若“丧家之狗”的狼狈，等等。而与“礼治”思想处处碰壁相对应的是，“征伐”之道大行其是：“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勾践会稽。”“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12]弟子们在这样的尚力而不尚礼的现实环境的一再冲击下，不能不对老师“为国以礼”的理念有所怀疑。《论语·子路》中有一段子路与孔子的对话：“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3]《孔子世家》中将这段对话记录在孔子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适卫期间，那时孔子已六十多岁，孔子的弟子们多仕于卫，卫国国君打算任用孔子治理政事，所以子路想了解一下老师的想法。这段对话不光矗立起了孔子虽久经挫折而决不改其“礼治”之志的执着形象，而且也让我们从子路率直到近乎粗野放肆的说话态度中看到了孔子礼治理想在学生心中的动摇。正因如此，子路在让子羔去做费县的县宰而孔子指责他是在害人时，才会反诘说那里有百姓、有土地、有五谷，何必定要读书才叫学问；冉有才会在做季氏宰期间，反复越礼，帮助富于周公的季氏敛财、不阻季氏越礼祭泰山、主导策划季氏对颛臾用兵，而置孔子的一再追责于不顾。这些都说明，比之于老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不怠，弟子们更多地表现出了切近现实的妥协。

由此看来，子路的未摆正礼治的位置，冉有的不敢任礼治之任，公西华的言礼而不触质，其实都不是仅止于谦让与不谦让层面的问题，这背后有着对现实的无奈，有着对老师治国理想的信心不足和不敢坚守。而孔子对此当然都是能听其言而察其心的，所以他的“哂由”，他的沉默，他的一路点名，以至最后的喟然“与点”，孔子在整个侍坐过程中的心绪是复杂的，有欣慰，有落寞，更有坚守。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作为孔子留给我们的一则典范的任务驱动型课例，值得我们好好品读。以这节课的设定任务为驱动，我们不仅能加深对孔子礼治思想的理解，而且能加深对孔子人格的认知：这是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是持守理想、矢志不渝的高蹈者，是值得后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圣者。

注释：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1.

[3][4][5][6][7][8][9][10][13]杨伯峻.论语泽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1-12，37，156，7，43，4，134-135，

183，131-132.

[11][12]司马迁.史记[M].武汉：崇文书局，2017：1031-1032，1022-1023.

[本文系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第十四期课题“统编教材高中文言文主题阅读任务驱动式学习样态研究”（编号：2021JY14-ZB9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