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呐喊

摘要：夏衍在报告文学《包身工》一文中通过多样的叙述语言集中体现新闻特性。数字对比再现包身工们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微薄的薪资待遇，体现客观性；称呼准确描绘包身工们遭受野蛮压榨和残忍迫害的画面，展现真实性；词语移用融通主观评判，营造耐人寻味的艺术氛围的同时表达对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严厉批判，增强可读性。

关键词：叙述语言；新闻特性；客观性；真实性；可读性

夏衍的《包身工》作为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融通客观叙述和主观评判，既有浓厚的新闻性，又有生动的文学性。以往研究多从文学性切入，关注其文学手法的使用，笔者拟从叙述语言着手，把握其新闻特性。通观全文，包身工没有发出过一声完整的呼喊，被肆意踢踹时没有求饶，被克扣饭食时没有反抗，和外头工人汇聚时没有诉苦。作者笔下唯有她们晨起时的叹气，烧饭时的咳嗽，被打时的呻吟和黑暗中的叹息。被忽略的语言描写“绝不是夏衍先生的疏漏”，细致品读多样的叙述语言，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内涵，有助于我们跨越时空限制，去倾听包身工的呐喊。

一、数字对比体现新闻采写的客观性

《包身工》一文中有大量的数据资料，这来源于作者深入一线的经历和细致耐心的搜集。这些无可辩驳的数字向我们展示了包身工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微薄的薪资待遇。两粥一饭的定食尽显饮食的匮乏，当初承诺的鱼肉荤腥、美味佳肴只是花言巧语描绘的幻象，实质却连果腹这一基本生存要求都无法切实满足；十二小时的时长昭示工作的艰辛，在工厂不间断的劳作，稍有懈怠就会迎来毒骂和殴打，人生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每天三角八的工钱揭示收入的微薄，做着男工所做的繁重工作，工资却不到男工的三分之一，可谓将自己的劳动力贱卖。夏衍担心这些血淋淋的数字无法准确再现包身工的境遇，又进一步通过一连串的数字对比向我们展现她们遭受的非人折磨。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一个蜂房式的格子铺里却生活着十六七个包身工，狭小的空间和庞大的人数形成鲜明的对比，人均占有面积不足2平方米，很难想象他们在这逼仄的天地能够从事什么活动，哪怕躺下来睡觉都需要在翻身时小心注意，稍有不慎恐怕就会压到身边的其他人。二十元大洋的包身费何其苛刻，两年来她们做工的收入却是二百三十块，预先支取的仅为实际收入的百分之八，剩下的都被带工老板收入囊中，无怪乎后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各类店铺，而包身工却只能穿着破旧的衣物，盼望三年的期限早日到来。福临路的东洋厂在光绪二十八年创立第一间工厂，锭子不到两万，然而三十年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锭子，三千张布机和一千二百万资本”，短暂的发展时间和飞跃膨胀的资本又一次构成对比，东洋纱厂的“经营有方”背后依托的却是中国奴隶的血汗。

夏衍在回顾创作经历时曾言：“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他们的劳动强度，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1]文中的数字，无论是约数还是确数，都是文本客观性的有力佐证。作者身处灰暗地带，冷静地观察和记录，在对比中将包身工这个庞杂群体恶劣的住宿条件、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寥寥无几的薪资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符合新闻采写纪实的特点。冷冰冰的数字排除了虚构的可能，不会给读者先入为主的主观印象，不掺杂作者的思想情感，不涉及文学的想象夸张，只是客观呈现他深入实地，暗中考察所得的结果，却更具冲击力和影响力。细究一组组对立的数据，我们不难感知其背后所隐藏的包身工悲惨的际遇、凄苦的生活、无声的呐喊、虔诚的期盼，令人心惊，惹人同情。

二、称呼准确反映新闻叙事的真实性

《包身工》一文有许多对于包身工的称呼，包括作者的客观陈述和带工老板带有侮辱性的责骂，如机器、奴隶、猪猡、懒虫、死娼妓等。这些称呼并不是作者的凭空捏造，而是贴在包身工身上的真实标签，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密切相关。笔者拟选取出现次数较多、具有代表性的其中两个来进行分析。

夏衍在文中四次提到包身工是血肉铸造的“机器”，而且是廉价的、不需要维护的，集中体现在关于她们上工的描写中。因为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一旦按下启动键，即使害了重病，也没有暂时休息的可能，只得在棍棒交加中勉力支撑，以避免遭受更多惨无人道的殴打。她们被拘禁在工房里与世界隔绝，唯有前往工厂的路上有和外头工人接触的机会，但或由于双方存在认识层面的隔阂，或由于遭受重重压迫和磨难，这些年轻的小姑娘们不轻易和人讲话，有的根本不吭声，有的还会用憎恶的眼光看待探听情况的外头工人。丧失了表达的欲望，她们沉默地过着工厂——工房两点一线的机械生活。与此同时，她们还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没有片刻喘息，小福子因为没有将整好的烂纱及时装起，不仅遭了拿莫温的毒打，还顶了两个小时的皮带盘心子。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即使做夜班也无人打瞌睡。她们仿佛不知疲倦，又似乎“刀枪不入”，真无愧“机器”这一称呼。

“猪猡”是带工老板对包身工的辱骂，是上海方言中骂人的词汇，就是“猪”的意思。起床时，已近成人期的女孩们“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稍不注意就会演变成“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她们身为女子的害羞忸怩，作为人的自尊自重，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消失殆尽，只留下生物的本能，迟钝而蒙昧。吃粥时，她们所食之物里面只有较少的籼米、锅焦和碎米，较多的是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进食时，她们“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举止粗俗，毫不顾及形象。她们确实过着如猪猡一样的生活，被圈养起来，吃的是最粗粝的食物。

夏衍用准确的称呼形象描绘了包身工真实的生活现状，“当时的底层人民就是在这样的重重压迫之下不见天日地生活着，文中这些名称的使用准确贴近事实地体现了其叙事语言的准确性。”[2]透过这些称呼，我们可以看到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这一群小姑娘们受到的野蛮压榨和残忍迫害。她们被异化为攫取钱财的工具，人工饲养的生物，那各色称谓并不是心血来潮的绰号，也不是诙谐幽默的雅号，而是烙印着她们日常遭际的称呼，字字戳心，饱含血泪，与新闻叙事的真实性相契合，准确传达出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

三、词语移用增强新闻报道的可读性

《包身工》一文中，夏衍通过使用词语移用这一冷峻幽默的笔法，为受煎熬的包身工发声。褒词贬用巧妙转换词语的情感色彩，在客观的陈述中留给读者深入思考的空间，闪耀着报告文学理性的光辉和战斗的锋芒。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被蔬菜主人扔在地上，因干瘪残破而无人问津的菜叶来作为粥菜，这样的举动已经是难得的“慈祥”，这样的食物已然是不可多得的“佳肴”，作者对于严酷无情、蛮横悍唳的带工老板的讽刺，对于忍饥挨饿、身无长物的包身工的同情在这两个反语的使用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上工时交出的打印子的簿子，是小姑娘们“贡献”劳动力的凭证；拿出钱财贿赂工头，是包身工“羡慕”不来的额外负担；被老板肆意虐打，使不记得名字的女工成为百千个奴隶的“榜样”。她们身不由己的劳作成为滋养贪欲的温床，为纺织厂的壮大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拿出血汗换取的钱财来保障人身安全，摆脱各类严酷刑罚，这是她们无法实现的奢望；偷寄家信却没有等到父母亲人的到来，反而招致老板的辱骂和迫害，成为劝阻同伴奋起反抗的典型。只因她们没有可以前来评理的朋友，就只能在尘埃中沉沦，作者对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严厉批判可见一斑。

夏衍为了充分发挥报告文学这一战斗文体的存在价值，在行文过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能传递爱恨态度和揭示本质矛盾的词语，在直观的报道文字中插入反复思索之后带有深刻意蕴的词汇，以达到让读者每一遍阅读都想有更睿智探究的目的。这样的书写模式使得《包身工》摆脱了干瘪无味，强硬灌输大道理的窘境，变得含蓄而不失犀利，精辟而免于粗暴，吸引阅读者字斟句酌，主动去思索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文字背后的真情挚意。词语移用在雄辩的事实报道之外，赋予文本以强烈的感染力和巨大的艺术张力，带着作者沉痛的声讨和严正的警告，以及读者丰富的理解和主观的感想，让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自然而不生硬地凸显出来。

四、总结

夏衍用他安章宅句的娴熟技法，深入一线的调查实际，以精雕细琢的叙述语言，客观理性而真实动人地讲述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包身工凄惨的生活遭际。他用详实的数字对比，贴切的称呼语汇，精妙的词语移用，将包身工们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微薄的薪资待遇，遭受的野蛮压榨和残忍迫害一一展现出来，把新闻性融入细致的场面描写，表达出对这一群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严厉批判。《包身工》一文在一百年前的当时激发了无数中国民众的悲愤之情，让他们为推翻这一惨无人道的制度而努力拼搏，也让一百年后的我们继续在长鸣的警钟中奋进，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也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紧迫感，为新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1]程季华主编.夏衍电影文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824.

[2]陶敏.从叙述方式来看《包身工》的新闻性[J].名作欣赏，2023（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