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喻”理论在高中小说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摘要：在分析认知转喻理论及其理念引领下，本文以《祝福》《阿Q正传》为例，对小说教学进行了深入探索，重点探讨转喻在小说叙事中的应用。研究发现，鲁迅小说在叙事中常常会通过凸显和留白来传达信息，这与认知转喻的运作机制相契合。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转喻推理来填补缺失的细节，并进一步引导学生去挖掘文本中更有价值的信息。

关键词：转喻；鲁迅小说；阅读教学

文学语言根植于日常语言，使读者和作者有着共同的认知根基。由此，认知转喻常常被语言学家认为是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使人们能够用简单易懂的事物替代复杂事物，以精简的表达传递出无穷的意蕴，并使得读者对文本的深入解读成为可能。随着理论的构建与拓展，转喻从一种修辞格发展为语言普遍原则和叙述方法。[1]有了这样的认知前提，更能有效帮助我们将转喻切入到高中小说教学中去。

一、“转喻”艺术的理论概述

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关于“转喻”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改变，其往往被理解为一种能够反映人类思维方式的概念或者现象。因此，关于“转喻”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涉及到更广泛的认知领域。在传统修辞研究中，转喻被定义为词语之间的相互指代，基于“邻近性”的概念。而认知语言学倾向于强调转喻的本质，强调概念之间的联系和转换，认为转喻研究应当关注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和思维转换，而不仅仅是语言形式。

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领了对认知隐喻和认知转喻的研究。尽管起初认知隐喻占据主导地位，而认知转喻则处于边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认知转喻的研究逐渐得到改善。这其中，基于思维的心理机制来看，认知转喻更接近于邻近性联想的思考方式，其更多地涉及同一认知域内的具体实物，因此被视为更为基础的意义扩展方式。在日常交际中，认知转喻被广泛应用，作者借助转喻思维呈现凸显的信息，而读者则可以通过邻近性与相关性联想去解读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解。特别是在文学领域里的小说解读上，认知转喻展现了其基础的解释力与交互力。

二、“转喻”艺术在高中小说教学中的意义

在新课标的要求下，认知转喻理论的引入为解读小说、提高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匡正教材定位以及高考命题导向提供了门径。基于认知转喻的小说教学不仅能引导学生进行深度思考和个性化解读，还能提升教学效果。“转喻”理论的引入，并非要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方式，而是要求教师整合教学思维，通过“转喻”理论引导学生进行思考，理解作者在创作中倾向于凸显转喻部分，为学生提供认知的参考点，促进他们对文本的深入理解和个性化的创造。因此，教师应当珍视文本中的转喻资源，引导学生通过思维的延伸，逐步探索文本的内涵，实现由浅入深的理解和创造。

传统修辞学将转喻视为语言修辞的一种形式，主要用于增强语言表达的效果。然而，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使得“转喻“成为人类日常思维和行动的方式之一，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转喻理论的引入，为高中教师解读鲁迅的小说提供了门径，有助于教师引导学生展开与文本、作者的对话。鲁迅小说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言语能力有着显著作用。然而，目前的鲁迅小说教学存在着教师定性解读过多、学生参与不足等问题，导致了作者、文本、学生三方认知交互的弱化。基于此，我们要理解转喻理论，并探讨赋能高中语文小说教学的更多可能，摆脱小说文本浅表层的“滑行”，向小说文本的深处漫溯。[2]

三、鲁迅小说中“转喻”现象的功能分析

鲁迅创作的小说中“转喻”不仅仅是一种现象，更重要的是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和内容之一。小说中“转喻”的应用体现在人物的命名及描绘上，体现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之上，对于主旨的升华和表达意义非凡。

（一）对于小说人物的命名及描绘

在鲁迅的大多数小说人物身上，都可以发现关于人物的命名充满了形象化的色彩。例如，在《阿Q正传》中，阿Q的名字彰显了他显著的身体特征，如拖着的小辫。周作人在《呐喊衍义》中提到，阿Q的姓名必须大写，只有在第一页的三个Q字才是合格的，因为阿Q拖着辫子。这种命名方式将“Q”字与阿Q的形象联系起来，呈现出一个留着辫子的形象，同时也传达了对满清发辫政策的厌恶。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象形说”可能偏离了小说本身，但其价值在于，由此可以进行国民性的批判，并作为解读文本的起点与支点。

鲁迅以简练的语言塑造人物对白，直接展现他们的性格特征和情感倾向。在《祝福》和《阿Q正传》中，人物常以“结果代原因”的方式表达真实意图，而非委婉措辞。例如，《祝福》中的四婶、鲁四老爷和柳妈直言不讳地指责祥林嫂，将其置于负罪空间；而在《阿Q正传》中，未庄的闲人们则善于以言语突显阿Q的痛苦，习惯性地对其进行“痛点分析”。这种直率而刻薄的言辞不仅揭示了人物内心，也暴露了社会中人们的阶级刻痕。此外，鲁迅通过深入描写阿Q的心理，展现了阿Q对自尊的强烈追求，形成了一种“理想化自我”的心理机制。阿Q常常用“儿子打老子”等指称来加强这种自我意识，将自己置于更高的地位。这种心理机制不仅体现在阿Q的心理中，还体现在他对待他人的态度中，如阿Q在心中默默咒骂他人。这种“理想化自我”承载于阿Q的内心深处，是一种为了抚慰自己而构建的心理防御机制，使他能够在困境中找到一丝安慰和自我认同。

（二）对小说叙述视角的选择

在鲁迅小说中，叙述视角的选择可以反映创作者的意识及思想。例如《祝福》中的叙述者“我”扮演着内外双重视角。作为主要叙述者，他客观描述了场景和人物的一言一行，但无法深入体察内心活动和情绪，这需要读者运用转喻思维去探寻背后的情感流动。同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传达了内部信息，展现了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的矛盾。他面对祥林嫂的死亡时，表现出了惊慌、轻松、负疚等复杂的情感，这使得他的灵魂也在祥林嫂的悲剧中得到了一种解剖。因此，通过双重视角的交叠，读者不仅可以理性思考祥林嫂悲剧的根源和社会意义，还可以感受到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中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小说中的情感和意义。

在《祝福》中，透过卫老婆子的视角，我们得以窥见祥林嫂在卫家山与贺家墺的生存境况。作为个中人，卫老婆子的叙述赋予了故事一种权威性，尤其是在描述祥林嫂改嫁过程中，她强调了金钱因素，将婚姻视为一种交易。祥林嫂自述中，则展现了她内心的痛苦和自责，这种情感其他视角无法捕捉到。通过内聚焦视角，作者不仅加强了事件的某些方面，也唤起了对人物整体的感知，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饱满。

（三）对于小说主旨的揭示和表达

小说《祝福》中以转喻的方式反映了封建礼教与人性冲突，强调了现实意义。具体来说，作品聚焦于真实生活，是对当时社会的折射，因此具有转喻性质；而《阿Q正传》则超越了局限于人物性格心理的描述，更多地凸显了情节上的转喻及社会意义。由此，这两部作品显现了以小见大的主旨表达方式。隐喻和转喻的运用，使得这些作品能够深刻反映社会现实，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珍贵遗产。

从现实的角度审视《祝福》和《阿Q正传》，我们发现阿Q和祥林嫂都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底层。阿Q身处社会底层，生活犹如奴隶；祥林嫂地位更低，她的最大愿望是保持妇道。从心理变化角度看，这两个人物都呈现出心理上的畸形。阿Q失去了自尊，而善用“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祥林嫂则带有“原罪感”及赎罪意识，扭曲了女性的价值。两部作品中所描述的故事都是封建时代下的悲剧，小说中的人物则带有鲜明的国民劣根性，体现了作者对于封建时代“人的异化”的揭示以及“吃人礼教”的批判。

四、鲁迅小说中“转喻”艺术的应用分析

鲁迅的小说中，大量的“转喻”给小说构建出多元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对小说中“转喻”现象的挖掘与认知是探访鲁迅先生精神世界的重要切口与路径，也是当前鲁迅小说阅读教学的有效切入点之一。

（一）巧用转喻提升语言运用

规整要素的积累性学习以转喻的“凸显”为基础，引导学生逐步从“知浅”向“知深”迈进，最终达到“语言建构与运用”的高水平。在小说文本的解读中，学生更容易从小说的人物、情节中感知到文本表达的意图。由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从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出发，帮助他们逐步领会文本的深层内涵。小说教学旨在引导学生通过显性信息进入文本，理解其中的意义。内容要素是学生入文的第一步，教师应该帮助学生扎实地掌握这一步，从而促使语文学习真实发生。新课标指明了提升文学欣赏能力的路径，着重强调“形象”和“语言”，鼓励学生以文本为中心，进行细致地品味和阅读，实现学与用的结合。通过分析以下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窥见“转喻”对于语言运用提升的作用。

小说《祝福》中有一句“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康有为”代表了其时“新党”的概念，康有为作为新党的领导者，他与新党形成了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作者通过这种关系实现了转喻的手法。转喻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过程，通过语言工具将“康有为”这一载体与新党这一目标联系在一起，使得读者能够在心理上接触到新党这一概念。这种转喻思维的运用不仅提高了语言的表达效率，避免了重复使用“新党”，还激发了读者对小说文本的解读，体味作者语言运用上的魅力。

《阿Q正传》中有一句“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茶坊酒肆”代表了其时的“看客文化”作为一个聚会场所，“茶坊酒肆”为人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人们在其中聊天谈笑，构成了一种场所与居住者之间的联系。作者运用这种关系，巧妙地省略了部分信息，让读者通过关注“茶坊酒肆”这一概念，能够理解其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达到了叙事的经济性和艺术效果的提升。这种转喻思维的运用，使得小说的叙述更加简练生动，同时也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和推理能力，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阅读体验。

（二）巧用转喻深化小说人物塑造

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环节，其可视为作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对于小说人物的把握往往能够反映出作者的创作主旨和意图。鲁迅的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凸显出非凡的魅力，由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主动引导学生关注人物的性格特点及行为动机，通过分析人物走向与其的共情体验，进而感知作者的创作过程。此外，学生还应该学习作者对于小说人物的塑造方法，以便在解读其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时加以运用，实现举一反三的学习效果。通过比较其他小说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促织》《变形记》等中的人物形象，学生可以加深对典型人物的认识，并进一步提升文学阅读和理解能力。

同时，教学中应重视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见解：“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此过程中，教师要有意引导学生注意环境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将人物的塑造置于更为宽广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去进行理解，进而凸显人物的典型性。例如，可以就《祝福》中祥林嫂跟其社会环境的共生关系中去理解和深化对典型环境中人物的认识。

（三）巧用转喻对时代思想观照

时代的思想变化为我们理解小说提供了现实的根基，有助于我们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小说的价值进行相关的探讨。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在展现生活真相的同时，也塑造了典型人物，这些人物代表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能够反映现实世界中的伦理道德问题。通过小说教学的发散性，学生可以深入理解作品，拓展认知的广度和深度，这与新课标和新高考的教学导向相契合。因此，观照时代的理解性学习在小说教学中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又能够促进其思维的发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

此外，在对于小说作品的理解上，也能体现出对于时代精神的观照。例如，从鲁迅小说的理解深度上来看，结合小说中的典型人物、环境进行时代精神的思考，通过小说人物处境及时代观念，可以理解作者对于社会及国民性的批判；而在理解广度上，可以延伸小说中的人物与时代的关联，例如鲁迅笔下的“看客文化”，民众的麻木不仁映照出其时的时代特色和对人的异化，有助于深化对于小说内涵的进一步探讨，而这种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全面理解和把握。

“转喻”作为修辞学上的理论，为小说等艺术的创作和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透过小说文本中“转喻”现象的分析，对小说的内容及主题有了新的认知和了解，也为鲁迅小说教学带来新的探索。利用“转喻”开展小说阅读教学，可以深度了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主题，感受其中独特的文化意蕴，实现语文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

注释：

[1]梅兰.转喻与当代小说诗学[J].文学评论，2023（02）：147-155.

[2]曹加明.高中语文教学，如何向深处漫溯——基于文本资源的语用性开发视角管窥《祝福》[J].读写月报，2020（06）：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