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皙之志，道耶？儒耶？

摘要：阅读《论语》，有一个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曾皙所描述的理想，究竟是道家的，还是儒家的？儒道之间，原本理念悬殊，在曾皙身上怎么就分辨不清了呢？笔者以为，对儒道的理解有些肤浅是一个原因，但主要问题还是出在阅读方法上。有人教条主义地“知人论世”，在阅读文本时又夸大所谓的“证据”，却不能体察入微，浪费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又不能在更开阔的阅读空间中做到融会贯通。笔者不敢自视高明，努力克服怠惰和草率，多方寻找线索，相互佐证，尽力解决这一问题。因为面对的是一段公案，写作本文时，笔者除了如实呈现研究过程，特别注重在破立之间确保逻辑的严密。当然，鄙陋难免，还请方家指正。

关键词：曾皙之志；儒道之辨；知人论世；精读文本；融会贯通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是《论语》中篇幅最长、文学味最浓的一章，它记载的是孔子和几位弟子之间关于理想的一段对话。其中，“述志”部分最为精彩：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1]

四位弟子，逐个述志，读来却丝毫不觉单调乏味，人物形象更是栩栩如生，且各具风姿，子路的率直，曾皙的洒脱，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些现在我们都无暇欣赏，因为被一个问题困住了：曾皙的理想，究竟是道家的，还是儒家的？

一、儒道之间真的很不容易分辨吗？

探究这样一个问题，先得了解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主要区别。然后，还应该重视阅读，寻找线索，辩证分析。其中，阅读有两个最基本的方向：其一，深入文本，从文中找答案，向精读要答案；其二，放眼文外，或知人论世，或检索资料。在广泛而又深入的阅读基础上，我们还要寻找线索，辩证分析，融会贯通，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为可靠。

道家与儒家，在政治主张和处世态度上区别可谓大矣！道家重道，崇尚无为而治；儒家崇仁，主张礼乐教化。道家循天道，道法自然；儒家重人伦，尊尊亲亲。身逢乱世，道家“知其不可而不为”，与世推移，明哲保身；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从义而动，义无反顾。道家代表超脱和自由，儒家代表执着和担当……道家和儒家似乎是一种对立的存在，可谓泾渭分明。两家人物之间，“道不同，不相为谋”，偶尔相遇，也总是针锋相对。《论语》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2]

长沮、桀溺嘲笑孔子不够超脱，孔子批评对方缺乏担当。儒道之间的这种相互批判，成为“百家争鸣”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后世也出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一些知识分子儒道并取，以适应境遇穷达的变化。苏轼更是吸纳并融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用自己的智慧把“佛家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3]（林语堂语）融会贯通。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在曾皙生活的那个年代，儒道两家在核心理念方面，还是有着明显差异的；再说了，在历史的进程中，儒道思想之间确实存在交汇融合的倾向，但它们本身的差异和对立，却一直没有消失，这应该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吧。

儒道之异如此分明，尤其是在曾皙生活的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而这种差异往往会集中体现在各派人物的理想上，按常理，这样的理想是不大可能分辨不清的。可是，对曾皙之志，我们却在儒道之间难以做出判断，这问题我想主要还是出在我们这些阅读者身上，除了对儒道思想研究不深，在阅读上，或断章取义，夸大所谓的“证据”，却不能在更广阔的空间融会贯通；或迷于表象，又浪费有价值的线索，没能破解图景背后的真实内涵。

二、曾皙在言谈举止上倒是很像一个道家人物

说曾皙的理想是道家的，似乎很有道理。持这一观点的，一般都会抓住曾皙在“言志”之前说的那句话——“异乎三子者之撰”。“撰”，一说当释作“述”，如果真是如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跟前面三位讲的有所不同。他所谓的不同，究竟是形式，还是内容？或者说，究竟是他的言志方式，还是理想本身？曾皙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春日畅游的图景。这种言志方式确实与众不同，但他怎么可能仅仅因为这点不同就给孔子“打预防针”呢？曾皙何至于如此矫情？！他说的“异”，只能是理想本身。“撰”，另一种解释为“才志，志趣”，如果照这个解释，那么，曾皙所谓的“异”，更应该是指理想本身了。既然曾皙的理想“异乎三子者之撰”，那么，如果我们能确定子路、冉有、公西华的理想都是儒家的，是否就能推断曾皙的理想就是道家的呢？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笔者猜想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吧。

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位心怀儒家理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积极入世，都希望做官干实事，子路、冉有甚至还都拿出了一个三年奋斗目标，他们三位的理想，只是在服务的国家、担任的职位等方面有些差异。可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服务社会，服务国家，分什么高下呢？他们绝口不提“法治”和“兼爱”，他们提及的“有勇”“足民”“礼乐”“宗庙会同”，都是儒家的概念。由此看来，他们的理想，铁定是属于儒家的。

再看看曾皙。他好像不求仕进，淡泊得很，只想着享受生活，洗洗澡，吹吹风，唱唱歌，开启的是春日休假模式，似乎没有一点服务社会的意识，忘记了“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与前面三位积极用世的态度似乎大相径庭。也许因为他身逢“礼崩乐坏”的乱世，以此来寻找避世的良方吧，当时的道家人物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再联系他自己说的那句“异乎三子者之撰”，说他的理想是道家的，应该会有不少人认同的吧。再说了，当子路等三位同窗畅谈入世理想的时候，曾皙却一直在旁边“鼓瑟”，似乎很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也许这就是当时儒道之间互不买账的一种表现吧。当然，你也可以说这只是因为曾皙性格洒脱，酷爱自由，即便如此，这不也正是道家人物留给我们的基本印象吗？鼓瑟的曾皙，让我们不禁想起屈原遇到的那位鼓枻而歌的渔父，他们之间，至少也得有几分神似吧？与曾皙相比，冉有、公西华都略显拘谨，不够洒脱；子路固然率直，但率直并不等于洒脱。从曾皙在“言志”时段的言谈举止来看，将他的表现拿来和子路等三位进行比较分析，曾皙确实更像我们印象中的道家人物。

也许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不少人认为，曾皙所描绘的美好图景，代表的是道家的理想。

三、孔子的一声喟叹似乎又“动摇”了我们原先的判断

不过，如果这样就认定曾皙的理想是属于道家的，似乎又有些草率，因为此说存在着很大的漏洞，首先就是孔子的反应：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吾与点也”，意思就是，我非常赞同曾皙的理想。“喟然叹曰”，暴露出孔子说这话是完全出于真心。如果曾皙的理想是道家的，孔子身为儒家“至圣”，却发自内心地对它大加赞赏，这可能吗？除非因为备受打击，此时的孔子已不再坚持自己原先的主张，精神上改投在了道家的门下？可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呢？有人为了证明真有这种可能，另外找到了一些证据，譬如：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4]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5]

我们承认，这些都是事实，人毕竟是复杂的生物，圣人也是人。尽管《论语》中的孔子常常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但是，现实有时也会让他的内心产生挫败感，孔子也会发牢骚。不过，牢骚之后，我们并没有见他将负面情绪转化为消极行动，我们所看到的，是“仲尼厄而作春秋”[6]，在周游列国之后，一身疲倦的孔子，转而从事儒家的理论文化建设，可见他至死不改初心。

再说了，想要把握孔子在赞赏曾皙理想时的思想状况，我们不应该舍近求远，还得回到这个故事中来。我们读读前面的“问志”部分，用心体会，就会发现，刚才所说的这种可能性真的微乎其微。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7]

仔细揣摩孔子的话，大家不难发现，孔子鼓励弟子们“言志”，是有前提的。他给出的前提就是“如或知尔”，意思就是，“如果有人了解你们”。什么样的理想先要别人了解自己然后才能努力去实现呢？自然只能是入世的理想。这个“有人”，指的应该就是能够了解并重用他们的诸侯。这样看来，孔子鼓励弟子们畅谈的理想，应该是在儒家理想的范畴之内，至少与主张出世的道家理想没有什么瓜葛吧。这是曾皙“言志”前几分钟发生的事情，如果曾皙之志是道家的理想，孔子对它大加赞赏，莫非几分钟之后孔子就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再读后面的“评志”部分，我们更加肯定，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8]

大家知道，对于“礼”，道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老子曾言：“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9]大意是说，礼造成虚伪，是忠信不足的表现，也是祸乱的开端。儒家却非常重视礼，尤其是孔子，他曾对弟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0]强调礼是实现仁德的关键，礼和仁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对礼的态度，无疑是分辨儒道的一个重要依据，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孔子在“评志”之时这方面的表现吧。孔子强调“为国以礼”，因为子路“其言不让”而“哂之”，可见，此时的他仍非常严格地以儒家的标准来要求弟子，规范他们的言行，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孔子吗？从“问志”到“评志”，时间至多不过短短的十几分钟，只要我们关注孔子在这十几分钟前后的表现，我们可以肯定，孔子的思想状况是非常稳定的，他怎么可能在其中的某个瞬间突然盛赞起道家的理想呢？排除了这种可能，孔子所盛赞的曾皙之志，应该也在儒家理想的范畴之内，只不过可能有些高大上罢了。

四、参透“图景”中的尧舜气象，品味“喟叹”中的复杂情怀

想要确认曾皙之志就是儒家理想，除了把握孔子此时此刻的思想状态，前面提及的一些容易产生误判的因素，我们也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否则，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会左右摇摆，莫衷一是。

如果曾皙之志与子路、冉有、公西华的理想同属于儒家理想，他却仍然强调“异乎三子者之撰”，这该如何理解呢？曾皙的理想与其他三子的理想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在明确曾皙之志的具体内涵之前，此类问题只能先从差异的大小去解释才说得通。我们初步推测，四子的理想虽然同属于儒家理想，又各有不同，如果曾皙的理想特别高大上，或者与其他三位的理想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那么，曾皙这么说似乎也是合理的。当然，这只不过留下了一种可能性，而这样的可能性，还有待于结合其他的分析来加以证实。

首先当然是参悟曾皙所描画的那幅图景，因为曾皙之志就在其中。要参透这幅图景，不少人也许犯了难：如果曾皙之志属于儒家理想，那么，在他所描绘的图景中，人物悠游自在，没有积极入世，这又该如何解释呢？笔者以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困惑，是因为对儒道的理解还比较肤浅，谁又敢说追求快乐只能是道家的理想，儒家人物不能奢望自在的生活呢？再说了，“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快乐是身处乱世、遁逃山林、与鸟兽同群的“避世之士”所能享受到的吗？显然不是。“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这也分明不是乱世中道家人物的个体逃避，更像是太平盛世中众生之间的和谐共处。春色可人也好，行动自如也罢，还都不是这幅图景最动人的地方，每个人都享受幸福，人与人和谐共处，这才是其中的亮点。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即通过“礼乐教化”创造出的“大同世界”。《礼记·礼用》对此有过这样一段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