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于诗化文字中的战争叙事

摘要：《荷花淀》通常被认为在话语表述过程中掩盖和消解了战争特性，重新审视和细读文本的几处细节，借助对作家同类题材作品的观察，可以发现诗化文字中隐微地叙写了残酷的战争现实：“同口据点”“地区队”透露战争形势危急，一个“紧”字与女性的“拼命”指向战争残酷现实，女性在“落后”到“进步”中的定义则体现了战争叙事逻辑。

关键词：诗化文字；战争叙事

在多数教师的教学解读中，《荷花淀》是一篇完全被非战争化了的战争小说，通常认为：这篇小说通过营造诗化的意境，展现河北白洋淀地区抗日军民的人情美、人性美，着重呈现的是一种纯净的审美世界，表达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也借一种温暖的力量表达对侵略者的痛恨与保家卫国的决心。

诚然，孙犁在《荷花淀》中呈现了他极致的美学境界，但同时也要看到，《荷花淀》通过质朴、清澈的文字传递出了十分浓烈的情感，作品中很多细节都隐含了深微的表达目的和价值，重新细读这些文字，借助对作家同类题材更多作品的观察，依然可以发现作家在极美的诗化文字中隐微地叙写了残酷的战争现实。

一、“同口据点”“地区队”透露战争形势危急

四个女性“马庄探夫”的对话结合“夫妻话别”的相关对话，都能看出日军在同口安了据点，与附近区域形成封锁，地方抗战形势危急，因此冀中军区才会成立大于县、区级武装的“地区队”来应对，而水生也从此走向了更广阔的斗争之路。

（一）同口据点使得女性遇敌成为必然

同口和马庄在小说中出现两次，“马庄探夫”前女人们有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历来读者多关注到女性直率或娇羞的人物形象，却没有解读水生妻子复杂心理的成因。

其他四个女性或直率或委婉地表露自己想去马庄的愿望，唯一有顾虑的是水生的妻子，她的半句话“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之后是一个省略号：她很警觉地意识到可能有危险，只是因其他四人的心急而没有再说下去并最终同行。从地图看，从她家所在的端村走水路去马庄，同口是必经之地，日军在据点附近外出巡查活动当是常态，因而她们在同口附近遇敌也就成为必然而不是偶然，另一面，她们巧遇游击队伏击日军汽船才是偶然。这是作品隐微透露了当时冀中平原对敌斗争的形势：敌占区与游击区呈犬牙交错之势，日军经常会外出据点扫荡，地方百姓有遇敌的危险已是常态。

再联系前文“夫妻话别”的内容看，水生很晚才回来，“胀红了脸”“有些气喘”“又笑了一下”，表露的心态是激动不舍，也有掩饰内心的紧张与激烈，“女人的手指震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这个细节的背后要作一深究：水生向妻子透露了战争形势的紧急，正是他提到了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才有后文妻子探亲前的顾虑，也为遇敌埋下伏笔，更重要的是，水生向妻子分析了形势：“就和端村联成线了”，可见日伪军各据点之间即将形成的联防封锁，对抗日军民极为不利。

（二）地区队的成立和水生远别表现形势危急

正是因为敌人各据点连成线，我冀中军区才成立地区队，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于是才有了水生说的“明天我就要到大部队上去了”，大部队指的就是下文提到的“地区队”。水生原是村游击小组长，现在参加了地区队，参与军事斗争的范围由村附近变为几个县及至城市之间的大范围，他觉察到了战争形势的危急，自己的人生将有重大变化，所以才有这场重要的夫妻话别，于是才有他跟妻子说的这句“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手指的震动即是表现她的内心震动，她意识到，夫妻即将长时间离别，且水生很可能面临更多的斗争和更大的危险。她把平时不舍得的“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让丈夫带上，“第二天，全村的人都来送行。”水生他们后来离别故乡走了多远？《荷花淀》没有多说，借助孙犁的另一部同名主人公的作品可以发现一种可能：

“水生斜背着一件日本皮大衣，偷过了平汉路，天刚大亮。家乡的平原景色，八年不见，并不生疏。……这八年他走的多是山路，他走过各式各样的山路，五台山附近的高山，黄河两岸的陡山，延安和塞北的大土圪垯山，哪里有敌人就到哪里去，枪背在肩上，拿在手里八年了。”

……

“水生的家在白洋淀边上。太阳平西的时候，他走上了通到他家去的那条大堤，这里离他的村庄十五里地。”（孙犁《嘱咐》）[1]

二、“紧”字与“拼命”指向战争残酷现实

小队长在伏击战之后说的“情况还紧的很”，这个“紧”字借助《荷花淀》的创作胚胎诗《白洋淀之曲》可以理解到冀中军民所参与的战争非常残酷；而“拼命”赴死也是女性遇敌后的常态心理。

（一）“紧”字暗含水生和游击队员们的真实命运

一场水上伏击，战斗过程看似简单轻松，但在战斗结束后，作者借区小队长之口说：情况还紧的很！“情况”当然是指军事斗争形势，联系上文所述相关内容可知这个“紧”字是作者有意为之，说这个字的人不是水生，是小队长，也不是出现在前文夫妻话别，而是在他们已经加入地区队且打了胜仗之后，其内涵就有了更丰富的指向：地区队的游击队员们此后的生活是紧张甚至危险的。阅读《荷花淀》的胚胎作品《白洋淀之曲》，可以对此有更好的理解。

1939年，离开白洋淀后不久，孙犁在太行山行军途中写成叙事诗《白洋淀之曲》，水生嫂的形象最早便出现在这篇诗里：自幼生长在白洋淀端村的菱姑，十六岁时认识了水生，水生在婚后不久壮烈牺牲，菱姑拿起水生的枪为夫报仇。1945年，身在延安的孙犁在新的创作动机下写作了《荷花淀》。菱姑在新作中被隐去了名字，又出于作家“在纸上建设他的故乡、挂牵和祝愿”的想法，水生也没有死，“小说家选择让水生成为永远勇敢的战士”[2]，他希望故乡安宁，人民幸福。

而区小队长这一个“紧”字却还是给了读者更丰富的阅读思索。如果说《荷花淀》是故事明朗的一面，那么《白洋淀之曲》中的人物命运则是更真实更残酷的呈现。据史料记载，仅仅在1942年日军发动的五十天“五一大扫荡”，八路军的统计结果表明，“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伤亡指战员4671名，区县游击队损失5300余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五、六万人。”[3]

（二）“拼命”的共识揭示冀中女性被侵害的现实

水上遇敌，船桨划水声与之前悠闲的“哗，哗，哗”不同，鬼子来之后，“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叠词的变化体现了情感和动作变化，更表现了命悬一线的紧张气氛，此后五位女性也的确果决地跳水赴死，幸而遇救，此处赴死的行动照应了前文一处引发读者激烈讨论的文字，就是水生与妻子话别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有评论家认为，水生要妻子宁死不从，为丈夫守住贞操，这虽然与鲁迅先生所说的“男性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自私和残忍”不同，但也“包含着封建性伦理观念”。[4]

且不论这种观念中有多少是源于封建伦理观念，参读孙犁的白洋淀系列作品，可以发现这种“节烈观”普遍存在于抗日战争时期河北平原的民众心中。

《采蒲台》写到白洋淀的青年妇女一边编席一边自编歌曲唱道：

“不能叫敌人捉到，不能叫敌人捉到！我留下清白的身子，你争取英雄的称号！”[5]

“不能叫敌人捉到”一句作了重复强调，表达了当时冀中平原妇女心中的深痛，孙犁另一作品《游击区生活的一星期》中的老李讲述了一个年轻媳妇的故事：她在面对鬼子的侵犯时宁死不从而跳井自杀，当天晚上，炮楼开始闹鬼，最后日本鬼子都不敢在附近的炮楼中了。[6]这个故事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冀中妇女的共识：被日本人活捉后将面临难以想像的残酷凌辱，这当然远非和平年代能相比。由此可见，这种拼死不从的想法，除去有封建传统思想的渗透之外，也揭示了上世纪40年代冀中妇女们所面对的是外来侵略者的残酷欺凌，这也正是水生临别前“拼命”二字的嘱托和“女人流着眼泪答应”的深层原因。

三、女性关于“落后”与“进步”的定义体现战争叙事逻辑

女性在这篇小说中多次被指为“落后”，最后又在被督促中觉醒而“进步”，显然男性似乎因战斗于抗战一线而被定义为“进步”，作品中所谓的“落后”与“进步”的特殊定义体现的就是战争背景下的叙事逻辑。

（一）男性的“积极”“进步”与女性的“落后”“不落后”表现

《荷花淀》中男性对女性的要求，除了“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之外，还有关于“进步”“积极”以及与之相对的两处“落后”的用语值得琢磨。

水生在离开前叮嘱妻子“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当天晚上，村游击队员中只有水生一人回到村里，水生对妻子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当得知丈夫参加了地区队，且是“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她当即表示“你总是很积极的”“你走，我不拦你”，至于“家里的难处”，“你明白……就好了。”此处的她至少不算是很“落后”的，而她的丈夫是“积极”的，其他男性也是向“进步”靠拢的。

与“进步”相对的“落后”在文中出现两次：在伏击战结束时，水生说女人们是“一群落后分子”，因为她们差点破坏了这次“伏击”，给战斗带来负面影响。她们自己也认为“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还有一句“谁比谁落后多少呢”也表明她们至少认为自己目前是“落后”的；之前水生也曾说“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由此可见，此时的女性在男性眼中成为了拖累，似乎她们更希望“栓”住丈夫守在家里，所以才有“拴马桩也不顶事了”“不行了，脱了缰了”等话语呈现。

（二）女性的被动“进步”与“进步”定义背后的战争话语逻辑

仔细梳理作品中的人物在“落后”到“进步”之间的变化可以确认作品中“进步”的定义为何：

水生和游击小组最初驻守在村边，没有参与大部队抗敌任务，这时的男性也不算“进步”，只能说是处于“不落后”的位置；到水生第一个报名参加地区队，他是“积极”的，其他队员之后一起加入地区队且成功地伏击了敌人，他们由此跨入“进步”行列；水生的妻子比其他女性开明些，也大致可划入“不落后”之列，当时其他女性则明显是“落后”的，到她们去马庄探夫，差点破坏了伏击战时，她们一起被坐实了“落后分子”的身份，直到结尾才成功进入“进步”的阵营。

因此，女性的“进步”应是不能“拖尾巴”，要主动支持丈夫，甚至最好还要上战场参与军事行动。

在走向“进步”的过程中，男性是自觉的，带着主动与热情，他们不恋家，“说走就走”“比什么也慌”；而女性的“进步”则是被动的，往往是在被教育和批评后才有所转化，水生嘱咐妻子说“你要不断进步”；她们在伏击战后被蔑视和被判为“落后分子”，带着找回尊严、不再被“小看”的动机，直到“她们学会了射击”“配合子弟兵作战”，才最终达到了“进步”状态。

需要厘清的是：作品中所谓的“落后”与“进步”与寻常的定义不同，以情理而论，女性积极生产，持家，为抗敌提供稳固的保障，虽没有直接上阵，但也间接支持了抗日斗争，得知游击队员们参加了大部队，妻子们也并没有实质性的阻拦——她们应当认为是进步的、积极的；但是在作品中她们却因“不舍与惦念丈夫”的探亲行为而被认为是“落后”，只有拿起枪上战场，她们才被划入“进步”的行列。平心而论，女性与未成年人在身体素质方面普遍弱于男性，踏入战场和死地，这也是残酷的、人类并不普遍认可的现象，而在战争年代中她们的“进步”与否却被置于和男性相同的评价体系中。这定义的背后就是战争年代的逻辑，同时也是当时抗日小说创作普遍认可的叙事逻辑。

《荷花淀》的确以清新的文笔和诗化的意境表现了冀中抗日军民的人性美，传达了一种温暖的力量与美好的意愿，然而作为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文学创作，如只是一味呈现纯美的诗画之境，那也许远远不具备动人心魄的力量，本篇的字里行间，作家却是不经意地——抑或是特意地——隐微透露了战争的真实与残酷的一面，这恰恰并不与温暖清新美好的主旨相悖，反而使读者在更深的层面感受和平的可贵与安宁的幸福，“在壮烈的抗日故事里含有迷人的柔软的情感内核”[7]，这正是《荷花淀》最令人心动的魅力。

注释：

[1][5][6]孙犁.白洋淀纪事[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8：180-181，246-247，78-79.

[2][7]张莉.新鲜风景与故人山河[J].人民文学，2023（5）：129，132.

[3]邹铖.冀中八路军1942年“五一”反扫荡新探[J].抗日战争研究，2013（02）：45.

[4]逄增玉.重读《荷花淀》[J].文艺争鸣，2004（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