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记言”与人物塑造略谈

摘要：《左传》中塑造出众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与其精彩的语言描写密切相关。钱锺书所倡“史蕴诗心”说，即以《左传》为例，认为此类“记言”并非实录，而是左氏“代言”，是其人物塑造上的“诗笔”，故而产生了如此动人的艺术效果。窥一斑可见全豹，由《烛之武退秦师》一文“记言”分析，可以揭示其与人物塑造之关联，并有助于理解《左传》之类历史文本何以具有文学性，及其对后世文学示范垂则之功。

关键词：《烛之武退秦师》；记言；代言；史蕴诗心；人物塑造

《烛之武退秦师》节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其事件概略是：鲁僖公三十年（前630），秦晋联军围攻郑国，郑国大夫佚之狐向郑文公举荐烛之武说秦退兵，于是烛之武在兵临城下之际，奉命前往秦国军营游说秦穆公，并成功与秦结盟，从而拆散了秦晋联盟，使之自动撤军，郑国由此转危为安。

《烛之武退秦师》原文在《春秋》中其实只有“晋人、秦人围郑”一句六字，纯粹记事，极简而客观，王安石所谓“一如断烂朝报”。而《左传》将之“演绎”成一篇人物生动、情节连贯、事件完整、主旨鲜明的文章，主要得益于左丘明擅长“记言”，正如钱锺书所说：“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1]窥一斑可见全豹，本文从《烛之武退秦师》中精彩的语言描写入手，以揭示此类“记言”与人物形象塑造之关联，略探史著《左传》之类历史文本何以具有文学性，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一、以“记言”侧面烘托人物形象

在《烛之武退秦师》一文中，烛之武是全文的中心人物。其时他已历三朝而未获升迁，年逾七十却还只是郑国的一个养马官，可谓一生不得志。秦晋“围郑”时，老态龙钟的烛之武在国家存亡之秋却能以大局为重，力挽狂澜，使之转危为安，体现了一介卑微之士的爱国情怀。

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晋文公在城濮之战获胜后，受周襄王策命，成为春秋时期第二位霸主。因此晋国联合强秦攻打弱小的郑国，且“晋军函谷，秦军氾南”[2]，形成左右夹攻之势，其胜负不言而喻。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情势，文中虽无直接描述，却可从人物言行中见出，如“国危矣”“夜缒而出”“郑既知亡矣”等，一“危”一“亡”，一“夜”一“缒”，用字极简而郑国危如累卵之势已呼之欲出，因而烛之武孤身说秦的英勇形象，在紧张氛围的烘托下愈发鲜明。

烛之武出场，是由于郑国大夫佚之狐向郑文公的引荐：“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此十四字进言，不可小觑。“国危矣”三字，将当前的形势与昔日的罹难联系起来：鲁僖公五年（前655），郑文公因未参加齐国的首止会盟，两年后便遭其讨伐，当时孔叔也曾进言：“国危矣，请下齐以救国。”[3]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前鉴不远，郑文公势必审时度势，拿出对策，哪怕是采取“下齐”之策。故而，从情节上看，此处也暗示了后文郑文公对烛之武态度谦卑的原因。今昔比照，又使得历史事件陈陈相因，环环相扣，显得扑朔迷离。尤为重要的是，佚之狐先以“国危”相劝，强调应当重用烛之武，而烛之武是否愿意为国效力，则看郑文公的态度。“若使”句意味深长，兼及郑文公和烛之武的意愿以及联秦反制策略；“师必退”是对烛之武才能的肯定和对局势必然走向的预测。细细品味，其中“若使”一词已隐含郑文公去请烛之武出手化解危机，并非易事。原因在于烛之武三世为“圉正”而不得升迁，仅此一点，足见郑文公从未重用过烛之武，而佚之狐也不是烛之武的伯乐，否则不会对其才能视而不见，直至今日“国危”之时才肯向郑文公举荐。因此，佚之狐的言辞，对于烛之武和郑文公而言，是人物塑造上的间接描写。一方面，通过渲染当前的环境氛围，暗示出历史的草蛇灰线，以突显烛之武出场的背景与环境；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及其微妙的心理，推动后文如郑文公“从之”、烛之武“夜缒而出，见秦伯”等情节的发展，使得烛之武的形象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示。

同样，在下文中，烛之武在郑文公一番陈辞后，由拒绝“见秦君”到“许之”，即答应了郑文公的请求；秦穆公在烛之武一番陈辞后，由“秦军氾南”到“与郑人盟”，并派杞子、逢孙、杨孙“戍之”，才放心地率军撤退（“乃还”）；晋文公在答复子犯“请击之”的建议时，自找台阶，随即退兵（“亦去之”），这一系列行动都是在人物语言交锋之后而付诸实施，并由此构成本文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而此情节皆因烛之武的出场才得以陆续向前推进与发展，则烛之武无疑是整个事件进展中极为重要的人物，且其自身形象也因此而变得更为丰满。例如，晋文公答子犯之辞及退兵之举，更加充分说明了烛之武早已料到，只要秦国退兵，无需劝晋而晋军自退，可见他处理重大问题，善于抓住要害，举重若轻。

以上“记言”，或渲染情势急迫的环境氛围，或交待历史事件的原委，或暗示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既增强了文章的曲折性与真实性，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又从侧面反映了各个角色的不同心理，烘托其性格特征，并丰富了关键人物烛之武的高大形象。

二、以“记言”正面刻画人物形象

本文中的“记言”，除了侧面烘托作用之外，大多从正面着色，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君臣形象。如前文中佚之狐向郑文公进言，寥寥数语，可见佚之狐对当前大势把握确切，成竹在胸，且眼力过人，料事若神。

郑文公在国家面临危机之际，不得不虚心纳谏，听从了佚之狐的建议，即刻去拜访烛之武。而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烛之武此时却推辞道：“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显然，烛之武对自己未曾得到重用颇为不满，一“犹”一“也已”，语气间颇含积怨与不平，耿直之言也透露出造成其目前境况的自身性格原因。而郑文公此时却只能礼贤下士、有错即改：“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他先是表示歉意：承认自己不善用人，“早”字隐含其悔，而悔之未“晚”；又表明因“急”而“求”，虽未免势利，却又不得不然。此处“急”与前文“危”遥相呼应，则郑文公目前焦首烂额之状可以想见，那么他放下身段也是必然。不过他又调转话锋：“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直言郑国灭亡，对烛之武没有好处，挑明利害，以统一认识，共克时艰。“士为知己者死”，国君已致歉并发出请求，大敌当前，遑论个人恩怨得失！于是烛之武很干脆地“许之”。一席话，郑文公独断专行、心思缜密、老于世故的一面也暴露无遗，而一位大度、忠勇的烛之武形象更跃然纸上。

烛之武见秦穆公是全文重头戏，其说辞富有智慧，反映了他能用战略眼光透视秦晋“围郑”的实质，权衡利弊，才思敏捷又善解人意。首先，烛之武从目前情势出发，承认郑亡是必然结果，并以此分析未来局势：秦国隔着晋国以郑国为边邑，实际上鞭长莫及，终将受制于晋。其次，就固有现状来看：如果郑国继续存在，便可为秦国外交使节提供各种方便，这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再次，又以史实为据指出：晋国一贯言而无信，如当年晋惠公为秦扶立，曾许“焦、瑕”，而即位后又“背约不与河西城”[4]。提起晋国违约往事，足以擦亮秦穆公的眼睛，令他担忧晋国故技重演，忘恩负义。最后，烛之武揭示出晋国贪婪的本性，并作合理推测：“夫晋，何厌之有？”晋国一旦向东灭了郑国，便又要向西攻打秦国：“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一语点醒梦中人！亡郑只会有利于晋而无益于秦。后知后觉的秦穆公因此认清了晋国的本质及其企图，审时度势，重新决策与行动。于是秦晋同盟瓦解，秦与郑结盟并退兵。烛之武言辞恳切，能言善辩，将历史、现实与未来通盘考虑，时时为秦着想，却又处处替郑筹谋。整段详写烛之武说辞，略写秦穆公行动，从正面彰显了烛之武的雄才大略和智勇双全。

局势急速逆转着实让晋国猝不及防，不过晋文公并未听从子犯的建议，去追击秦军，而是肯定了秦国扶己上位的功劳，并从“不仁”“不知”“不武”三个方面大谈仁义，随之撤军。其见机而作，顺势而为，显得冷静而诡诈，志存高远而又居心叵测，反映了晋文公性格的多面性。

以上“记言”，围绕中心事件，从正面绘声绘色地刻画了各色人等，透出其不同心理与个性，且角色之间彼此牵连与衬托，活灵活现，尤其彰显出烛之武的高大形象。

三、“记言”实乃“代言”，史笔类同诗笔

烛之武在国家危在旦夕之际，临危受命，智退秦师，化险为夷，是春秋时期“士”的杰出代表，与颖考叔、蹇叔与曹刿等人一样，成为《左传》中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左传》承继“春秋笔法”，以微言见大义，寓精神于言谈，人物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烛之武退秦师》一文即是典型。而究其实质，烛之武、佚之狐、郑文公、秦穆公、晋文公等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左传》“工于记言”密不可分。

刘知几在谈《左传》时认为，历史文本“含蓄之工”与诗相通，所以他说：“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5]而钱锺书指出，刘氏“视史如诗”，也是跬步而止，左氏于文学中“策勋树绩，尚有大于是者，尤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6]，并据此提出“史蕴诗心”说。

钱锺书所谓左氏于文学中“策勋树绩，尚有大于是者”，指的正是《左传》“工于记言”。在文学作品中，语言描写与外貌摹绘、心理刻画等一样，都是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而历史著作往往也是借助人物言语，交待事件原委，暗示人物关系，反映其内心世界，揭示其性格特征。就此点而言，《左传》实开史籍之先河，而《左传》“记言”，“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7]钱锺书在《管锥编·左传正义》中曾以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为例，说明此类“生无傍证、死无对证”之言，不是实录，而是左氏设身处地，依傍人物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之“代言”，如同后世小说、剧本中的对话与独白。具体地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8]《左传》不仅“记言”与后世小说、剧本中人物对话与独白“不尽同而可相通”，钱锺书还认为，其叙事兼有想象与虚构，其文本结撰也讲究取舍与剪裁，故史笔实类诗笔，史家之心通于诗家之心，此即“史蕴诗心”说。

钱锺书所倡“史蕴诗心”说，从多个角度阐明了史著《左传》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尤以“工于记言”为著。通过以上对《烛之武退秦师》一文的分析可知，佚之狐进言、郑文公与烛之武对白、烛之武对秦穆公说辞以及晋文公答子犯等，此类精彩“记言”实是左氏“代言”，是历史著作中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诗笔”。就烛之武见秦穆公一番言论而言，其立足当下，回顾历史，剖析未来，直指晋国本性，思维缜密，纵横驰骋而又入情入理，也是左氏“遥体人性，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精心结撰而成。另外，郑文公去见烛之武，究竟说了什么，便遭其拒绝，文中并未明示，自是左氏剪裁之功；佚之狐进言，其中暗含草蛇灰线，引人想象，颇耐咀嚼，也是作者匠心所在。故而《左传》之类历史文本不仅反映史实，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还因兼有想象、虚构与剪裁等诗心文心而具有文学性。左氏以“诗笔”铸史，为后世文学示范垂则，意义深远。鲁迅赞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9]，诚非夸饰。

当然，历史书写与文学创作虽相通而实不同，所以钱锺书说：“史必征实，诗可凿空。”[10]前者要求史著“信信疑疑”，虚构适如其人，想象适合其事；后者则表明诗文不可按图索骥，认虚成实，把文学当成历史。可见“史蕴诗心”说也有助于理解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之异同。

注释：

[1][6][7][8]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4，164，165，166.

[2][3]左丘明.左传[M].杜预，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96，261.

[4]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主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108.

[5]刘知几.史通[M].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63.

[9]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5.

[10]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