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叙事时序，钩玄因果逻辑

摘要：统编版教材《促织》一文的学习提示中，要求学生去体会文中幻想与现实相交融的写作手法独特的艺术魅力，教师一般会就《促织》文本的内容去分析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幻想。文章从写实小说和写意小说的特点出发，借助《骏马换虫》这个故事，比较其与《促织》在情节叙述时序和因果逻辑的不同安排，更好地体会《促织》小说中兼有的写意特点及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叙事时序；因果逻辑；《促织》；写意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同哲学、科学一样，都是认识世界的手段，没有了小说，人类理解世界将会少一个维度，人类将变得单调。”[1]小说家是“讲故事”的人，好故事往往能超越时空，于细节中见伟大，于虚构中见真实。统编版教材必修下《促织》一文属于“文学阅读与写作”学习任务群，人文主题是“观察与批判”。教材的学习提示中要求学生去体会文中幻想与现实相交融的写作手法的艺术魅力，教学中一般会立足《促织》文本的内容去分析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幻想，但仅仅这样解读文本必然会削弱小说描摹世态、批判现实的力度。而在教学中借助《骏马换虫》这个小故事，比较其与《促织》在情节叙述时序和因果逻辑的不同安排，则能更好地引导学生赏析其中高超的叙事技巧，并提升学生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分析和判断能力。

一、写实更兼写意，独具艺术魅力

写实小说紧贴着生活真实的样态，再现符合真实生活的典型形象，它创设出的情节逻辑是符合现实的逻辑；写意小说则通过夸张、变形、荒诞等手法，突破生活的真实样态，从而取得更大的艺术表现自由，它创设的情节逻辑是违逆现实的逻辑。通常认为《促织》一文以写实为主，兼有写意的成分。而正是这一写意的部分，让其讽喻力度更大，主题更为深刻。基于此通过《促织》和《骏马换虫》的比较阅读，细读其情节叙述时序和因果逻辑的不同安排，来更好地理解《促织》小说中兼有的写意特点及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蒲松龄的《促织》，并不是杜撰而来的。一般认为，他的创作素材大致来自史料的启示、现实的触发和故事的借鉴三个方面。其中借鉴的故事指的是明代吕毖《明朝小史》中所记载“骏马换虫”的故事：“帝（明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死。”[2]很显然，《骏马换虫》属于典型的写实小说。

二、打破叙述时序，表达深刻主题

首先来看《骏马换虫》的叙述时序。《骏马换虫》是个小故事，却有着完整的故事情节，故事的背景为皇帝酷爱促织游戏，派遣使者到江南寻取，导致一只蟋蟀的价格涨至数十金。故事的开端为枫桥一粮长（粮长是明代征解田粮的基层半官职人员的专称），因为郡里的督派，找到了最优质的蟋蟀，然后用所骑的骏马成功交换；故事的发展为粮长的妻子认为用骏马换来的蟋蟀一定有特异的地方，悄悄打开看，不料蟋蟀跃出被鸡啄食；故事的高潮为妻子非常害怕，上吊自杀；故事的结尾为粮长回来，为妻子的死悲伤，又害怕处罚，也上吊自杀。

《骏马换虫》的故事叙述时序采用顺序进行叙述，属于典型的传统小说的线性发展过程。所以作为一个悲剧故事其结尾写到夫妻二人都上吊自杀，读者阅读到此并不会觉得非常突兀。因为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叙述故事，故事情节发展到此以主人公粮长的去世作为结尾理所当然。正如福特斯在《小说面面观》中说：“故事也有了定义：它就是对依时序安排的一系列事件的叙述。——正餐在早餐后面，星期一完了才是星期二，死了之后再腐坏，如此等等。作为故事，它只能具有唯一的优点：让读者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3]读者的关注重点仍然是“骏马换虫”，也就是一只小小的蟋蟀需要用一匹骏马来换，表达的是在突破常见认知的不等价交换中因一国之君沉溺玩物而百姓受苦的主题。

再看《促织》的叙述时序。《促织》的情节，一般都会采用统编版必修下《教师教学用书》的说法：责虫——觅虫——卜虫——得虫——失虫——化虫——斗虫——献虫。按这个说法，小说似乎也是按时间顺序叙述故事。但是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我们细读文本，就会发现在《促织》文本中，蒲松龄是调整了叙述顺序的。小说的结尾才写到：“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4]也就是说“化虫”的情节最后才揭开，通过打破正常的叙述时序来处理情节，自然会产生别出心裁的艺术效果。

从小说主题来看更为深刻。故事的结尾虽然是成名的儿子苏醒后的自述，但采用的是“全知视角”的叙述，“化虫”的情节其实是可以在“失虫”之后成名捉到第二只蟋蟀的时候做交代，因为那样叙述的话，看起来更符合时间顺序。可是蒲松龄并未如此处理，而是在小说的结尾才点出“化虫”，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叙述时序，从而让小说的主旨“人的异化”被深刻地凸显出来。《骏马换虫》还是“以物换物”，只是这样的交换突破了人们常见的等价交换原则；而《促织》却变成了“人不如物（虫）”，一只小小的蟋蟀主宰了成名的命运，“宰以卓异闻，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庠。”[5]科举中第本是读书人的终极理想，成名从“操童子业，久不售”到“入邑庠”到“裘马扬扬”却是因为一只小小的蟋蟀，也就是说这只小小的虫可以让人家破人亡，也可以让人荣华富贵，尖锐地讽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谬绝伦与奢侈腐朽。

从人物形象来看更为契合。《促织》文本在最后写到：“异史氏曰：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6]从中可以看到蒲松龄给成名的定位是一个“长厚者”，文本情节中有很多内容来佐证这个形象：狡黠的小官吏借征收促织之机大肆敛财，但成名“不敢敛户口”，可以看出他的厚道，不假公济私，也不为祸百姓；当县令“严限追比”，成名被杖打了一百多棍，陷入无奈甚至到只想寻死的困境也不敢强迫百姓。这些都符合“长厚者”恭谨朴实的特点。现在如果按“失虫——化虫——斗虫”这样的时间顺序来安排情节，也就是成名可能猜测出来这只促织与儿子性命攸关，那他会不会把儿子幻化成的“虫”上交呢？这种猜测是有细节佐证的，文中有“壁上小虫忽跃落衿袖间”这个细节，前文多次描述促织是很难捉的，而这只促织是主动跳到成名的衣袖上的，这就不同寻常了。如果成名知道这只促织与儿子有关，血缘亲情与挣扎活命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但没有促织可献必死无疑，献上促织还有一线活命的希望，偶然假设中成名的选择却是必然：为了活下去，牺牲儿子。但这样一来不仅与成名“长厚者”的形象矛盾，也与蒲松龄的写作目的相悖逆，小说最后的议论宣扬成名的品德感动了上天，所以老天给了成名一只轻捷善斗的促织来酬报成名，充分地表达了蒲松龄劝人向善的道德考量，这也是他写这篇小说的目的之一。“化虫”的真实在最后才交代，意味着成名是不知道这一点的，这也就没有悖逆蒲松龄塑造成名这个形象的目的。

三、钩玄因果逻辑，彰显情节匠心

先看《骏马换虫》故事的因果逻辑。妻子因为好奇一匹骏马换来一只虫而导致不小心让虫跑了，而这个原因又导致妻子上吊自杀，丈夫上吊自杀的原因又是为妻子离世而伤心等等。因为正常的叙述时序让这些因果逻辑顺理成章，所以这个故事让人关注的重点仍然是“骏马换虫”，就像妻子也是因为好奇这种交换的特异性而丧命一样。读者并不会去深究这之中的因果逻辑，而是按照故事发展的过程理所当然地去接受悲剧的结局，因此也不能更好地引发读者去深入思考。按照福斯特给予“故事”的定义来看，《骏马换虫》就是一个典型的故事，读者读完它的内驱力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符合典型的生活逻辑，因此读者不需要追问为什么，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而《促织》情节的因果逻辑则复杂得多。福特斯认为“故事”与“情节”是有区别的，他认为按时序排列事件的叙述只能称为故事，而情节的重点则放在了因果逻辑上。他说：“情节暂时将时序悬置一旁，我们听的若是个故事，就会问：‘然后呢？’如果这是个情节，我们会问：‘为什么？’”[7]按福斯特的看法，《促织》更符合情节的逻辑创设。

《促织》的情节安排、事件之间因果逻辑环环相扣。

成名“觅虫”的原因是“责虫”，细究文本可以发现成名被勒令寻觅促织的原因其实有五重：第一重是因为“宫中尚促织之戏”，这之间同时又构成一重小的因果逻辑，即“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第二重是“华阴令欲媚上官”，这之间又构成了多重因果逻辑，即“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第一重因果），试使斗而才（第二重因果）因责常供（第三重因果）令以责之里正”；第三重是“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第四重是“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第五重是成名“操童子业，久不售。为人迂讷”。这五重原因由大到小，重重叠加，最终把重负压在了成名这个书生身上。

成名倾尽全力而“觅虫”不得，“转侧床头，惟思自尽”，所以有了“卜虫”的情节安排。“时村中来一驼背巫”又是“得虫”的因。按照前文的逻辑发展，此时的成名已经陷入绝境，无路可走。为什么刚好出现驼背巫的神卜？这种意外或者说神秘的因素在情节中意义重大，也是写意小说常用的手法，由此已经彰显出黑暗社会带给百姓重重负担的主题，巨大的压力给靠个人之力根本无法解决，鬼神的力量就出现了，于是出现了“得虫”的果。看似问题都解决了，但是“青麻头”的蟋蟀又被儿子因为好奇而不慎扑死，因为“失虫”成名再一次陷入绝望，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似乎鬼神的力量都无法拯救他。

前面的故事因果逻辑环环相扣，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成名突然又得到一只蟋蟀。前面“得虫”是因为驼背巫的神秘相助，这只蟋蟀的出现却非常突兀而且奇怪，因为它是主动跳到成名的衣袖上的。福斯特说情节应该包含谜团，“情节之上应该始终盘旋着读者的记忆，而且这记忆还将不断重新组合、再三思量，发见新的线索，发见新的因果链条……这种结果本来可以由小说家直截了当地交代清楚，只不过如果直截了当地交代出来，就一点都不美了。”[8]表面看起来此处的逻辑线似乎断开了，但这也正是蒲松龄情节设置高妙的地方，因为前面因果逻辑环环相扣，此时必然推动读者对突然出现的蟋蟀问出“为什么”，而是成名儿子的魂魄幻化而来的答案，却是在小说结尾才揭示出的，之中自然就产生了悬念，引发读者去探寻原因、琢磨推敲，叙述节奏的自然放缓引起叙事的波澜产生，从而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这之后的情节回到正常的逻辑因果关系中，蟋蟀已经寻到了，到底符不符合官府的心意呢？所以有了“斗虫”的果，而“斗虫”的结果让成名非常惊喜，所以有了“献虫”的果。

借助《骏马换虫》这个小故事，通过叙述时序和叙事逻辑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促织》的不落窠臼之处：按照叙述时序看，调整后叙述显得前后颠倒，但按照逻辑顺序看又是符合因果逻辑的，只是这样的逻辑违逆了时间发展的现实逻辑，而这一点也正是《促织》作为写意小说的特点体现。所以在《骏马换虫》中读者不会有“为什么”的追问，而在《促织》的阅读过程中，却会不断让读者产生“为什么”的疑问，这些疑问又促使读者去寻找答案，去琢磨推敲，去欣赏奥秘，这正是写意小说想要达到的效果。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做这样深入的分析，教会学生迁移运用，将“讲故事”的锦囊运用到更广泛的小说阅读中，并努力尝试将新颖的构思和独特的表达运用到叙事文章的写作实践中，开启小说阅读的进阶之旅。

注释：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2.

[2]吕毖.明朝小史[M].玄览堂丛书初辑（第19 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411-412.

[3][7][8]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29，93，96.

[4][5][6]教育部组织编写.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必修（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