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法流”理论视角下的高校文化育人实践进路

［摘 要］ 高校文化育人为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培养时代新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当前也存在实践困境，主要表现为创新驱动疲软、协作共治欠缺、包容特色不足等。为提升文化育人实效，“想法流”理论模式有主体、载体两大内容，探索、参与、多样性三大因素，运行机理暗合以“创新”“协作”“包容”为原则的高校文化育人的运行机理，有利于完善高校文化育人实践的策略，即以内容创新驱动，扩大文化育人新场域；以关系协作化变革，巩固文化育人参与共同体；以机制包容度提升，促进多样性文化育人融合。

［关键词］ 高校文化育人；想法流理论；文化强国

［基金项目］ 2022年度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项常规性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重要论述的浙江贡献与实践”（22CCG01）

［作者简介］ 潘海远（1971—），女，广西北海人，硕士，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朱国华（1982—），男，安徽阜阳人，博士，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4）15-0181-04 ［收稿日期］ 2023-09-19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文化强国建设，高校文化育人要紧跟新时代发展步伐，不断增强政治文化育人的有效性。文化育人与群体智慧相关，全球大数据权威彭特兰建构了“想法流”理论，认为“想法流”有利于增强“群体智慧”，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和创新［1］41-56，有助于研究解决当前高校文化育人的现实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从战略发展规划到教育现代化行动规划，再到出台指导意见，在宏观制度层面对文化育人给予高度重视。各地各高校也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相关学术研究主要为以下几方面：一是文化育人与大学发展紧密相关。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人才培养质量，应将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2］；和谐育人文化需要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社科知识的有机协调，要重视专业文化，并融入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3］。二是文化育人凸显价值意义。文化育人应与实现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文化发展基本规律、文化与社会关系等方面高度统一［4］。在实践中，阐释大学文化要构建“价值引领、知识传递、文化熏陶”三位一体育人体系［5］。三是文化育人的实践需要系统谋划。大学文化育人路径需要全员协同，传承创新，创出特色品味［6］。

二、高校文化育人的实践困境

（一）创新驱动疲软：模式下的单向输出

第一，社会学习的碎片化。网络时代，各种价值观点和行为方式都以快速传播的方式呈现，并会出现较为集中的群体意见；同时，“信息茧房”情况普遍。实际社会中，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存在碎片化社会学习的生态共性。

第二，群体智慧的分散化。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之下，往往各个群体有各自的理念和行为范式，教师群体较多强调学术理性，管理者群体较多强调制度刚性，服务者群体较多强调运营保障性，支持者群体较多强调社会效应性。不同群体往往以各自的理念和行为范式来落实文化育人，分散化特点明显。

第三，决策认知的精英化。国家从中长期发展规划、行动计划到出台制度、设立试点、开展考核验收等方面，充分体现顶层设计的意图和导向，决策认知的精英化特点明显，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成果与预期有落差，或出现浅层化、形式化落实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高校文化育人的创新。

（二）协作共治欠缺：条块下的主体沉寂

第一，信任关系的浅层化。科层制的组织架构和权力分配结构往往导致大学活动从管理角度出发，以落实任务和达到目标为导向，自上而下单向地发出指令，各部门、各二级学院、各系所在共同的指令下可以建立信任关系，但随着活动或项目终结，信任关系也随之淡化，此即信任关系浅层化。

第二，合作原则的机械化。文化育人需要多方合作，基于统筹力量、调配资源、规范模式等原因，出台相关制度、组建工作小组等较常见，而此类型合作的愿景、宗旨、价值追求较难长久融为一体，并缺少共同的利益和内在驱动，导致合作原则的机械化。

第三，魅力型连接者的固化。高校管理者既要以管理者的身份定位将管理意图予以实施，又要以魅力型连接者的身份定位去协调各方不同声音以凝聚力量，而受管理者身份主导，协调各方力量时往往牵引到服从于管理者意图的方向，偏离魅力型连接者的初衷，也即魅力型连接者固化带来的局限。

（三）包容特色不足：规则下的平庸导向

第一，数据革命的滞后性。相对于市场的数字化应用，高校文化育人实现数据革命尚未形成气候，在数据平台、数据反馈等方面开发不足，数据使用安全和规范化管理尚需完善，现阶段的数据信息化水平无法实现数据革命带来的进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第二，社交联结的脆弱性。无论是现实还是虚拟世界，师生的社交行为普遍反映出联结的不稳定性。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师生在学业结束即鲜少或不再联系。在线上社交中，人际互动是短暂的，且人员随时变化。两者同样结构松散，呈现社交联结的脆弱性。

第三，社会网络的单一性。高校均须接受自上而下的统一考评体系，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合作方式较单一，师生群体则在统一的人才培养方案下完成教与学，也即社会网络的上下内外均处于“同质化”或者说“单一性”的环境。

三、“想法流”理论视角下高校文化育人的运行机理

“想法流”被认为是行为转变与创新的推动力；塑造高效率组织有三个要素：探索，参与，多样性。此研究在学术和实践中同样获得惊人的成功［1］3-144。

（一）“想法流”理论的两大内容：主体和载体

在“想法流”理论中，人作为主体既提出自己的“想法”，也在社会学习中被“想法”影响着，共同推动形成群体智慧，提升决策认知。高校文化育人的主体包括教师、学生、管理者、服务者、支持者等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进行社会学习，相互影响，形成关于文化育人的群体智慧和决策认知。

“想法流”所有相关的载体，终极意义都在于更好地服务于人。而在高校文化育人系统中，文化设施、文化活动、课程教育、网络文化、实践平台等所有育人载体的意义也在于更好地服务于高校文化育人。

（二）“想法流”理论的三大因素：探索、参与、多样性

“想法流”认为寻找新的想法和策略，即为探索［1］16。社会学习是探索新想法的关键［1］38，社会学习的机会越多，越有利于形成群体智慧，提升团队决策认知水平［1］87-100。“大学是创新之地，它让知识更有生机或更有用，并让知识对外部验证开放”；高校文化育人要勇于探索更多的社会学习，进一步提升高校文化育人系统的决策认识水平，从而实现高校文化育人的持续创新。

“参与”是强化社群的合作与面对面互动以及构建信任，在高效的组织中，需要魅力连接者来推动组织的合作、互动与构建信任，魅力连接者越多，组织的效能表现越好。在高校，大多数学习者“还需要与导师或教练直接互动，以及取得同龄人圈子的鼓励”［7］，讲的也是“参与”。组织体系中需要建立信任关系，主体和载体相互作用，共同合作，以高质量协作来形成文化育人合力。

“多样性”是指群体中每个成员都善于阅读社会信号并贡献想法和参与互动，社交桥梁和社会网络激发更大的“想法流”，而集体的包容性很重要［1］25-114。高校文化育人必须面对“多样性”，重视发挥社交网络、社会网络在文化育人中的正向价值，凝聚集体智慧，需要充分体现包容原则。

概言之，“想法流”的探索、参与、多样性，其意涵逻辑分别对应于高校文化育人的三个关键原则：创新、协作、包容。高校文化育人的主体和载体以创新、协作、包容为原则相互作用，构建、丰富、完善高校文化育人系统化平台，并最终实现理想状态。

四、提升高校文化育人实效的实践进路

（一）内容创新性驱动：扩大探索文化育人新场域

第一，探索建立新型决策认知体系。“想法流”理论中，“探索”伴随“特立独行”，“特立独行”催生“想法流”，帮助形成决策认识。在高校文化育人体系中，从国家政策到高校文化育人策略的上下贯通，从社会需求到高校内部价值追求的内外联动，要鼓励“探索”、先试先行，经验越丰富多样，越能重塑文化育人的决策认知体系。要搭建高校文化育人创新联盟，通过制度调控、评估导向、绩效体现等手段，持续提高文化育人方面的决策认知水平。

第二，探索重构新型文化育人群体智慧集合体。“想法流”理论支持在一个团队中有不同的声音，才能产生高效团队，才能推进文明不断演进［1］41-43。高校的教师、学生、管理者、服务者、支持者应当充分参与、共建共享、相互激发、相互促进，从而创设更具创新活力的智慧集体。高校应设立文化育人研究院以及项目工作室，研究院提供理论研究成果和工作思路，项目工作室是文化育人项目的“孵化器”，也是保障项目实施的“中枢”，不同的群体在实施文化育人项目的过程中将“想法流”速率最大化，从而集聚成文化育人的群体智慧。

第三，探索构建新型“社会学习”模式。“想法流”理论中，“社会学习”是关键，通过模仿他人经验进行“社会学习”。文化设施、文化活动、课程教育、网络文化、实践平台，共同文化育人的“社会学习”场域，任何一种类型的主体和载体均于此交集，创设“社会学习”的机会。高校应进行顶层设计，使校园文化在丰富多元的外相下有自身的风骨，使“社会学习”调性更鲜明，在更强大的“社会学习”压力下，推动文化育人的效果更为显现。

（二）关系协作化变革：巩固文化育人参与共同体

第一，重塑“三全育人”信任关系。“想法流”理论实质上关心的是通过“想法”的互动和汇聚来推动关系的构建和结构的演进。从高校文化育人的宗旨来看，高校应以“想法”的互动和汇聚来推动文化育人的规范和创新。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社会相关组织、高校决策层，要重新审视如何平衡制度系统、评估系统以及各个组织之间的关系，以清晰的价值导向推动文化育人的革新。高校要引导学生以追求知识和学术为本位；各行政管理部门、各学科院系间要建立基于共同价值指引、不断进行自我纠偏的长期信任关系。

第二，构建不同群体之间合作常态模式。“想法流”理论认为参与合作互动能够创造文化［1］69。高校要积极创设常态性的文化合作项目，如，设立学分型师生学术工作组，让学生跟随教师进行学术调研、研讨、实践等工作。合作可以形成高校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纽带，合作越密切，追随良好的思想和行为范式的黏性就越高。

第三，优化魅力型连接者参与方式。魅力型连接者就像采集花粉的蜜蜂，引导团队内不同的“想法”趋向好的“想法流”；魅力型连接者越多，团队表现就会越好［1］112。在高校，行政管理者需协调各方以推动形成效益，尤其需要注意避免以管理文化主导文化育人。高校应鼓励不同群体、每个团体都能产生魅力型连接者，如教师在学术团队中、学生干部在学生校园文化活动中，都培养产生魅力型连接者，并进行互动，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急功近利倾向，保障“魅力型连接者”参与方式得以优化。

（三）机制包容度提升：促进多样性文化育人融合

第一，提高数据革命驱动文化育人的效度。从长期来看，数据革命是为了促进更大的想法流，形成对社会有意义的创意并由此建设更好的社会生活［1］171-183。政府和教育部门应统筹力量，开发适用于高校的数据应用技术，高校应重视各个数据系统的“细颗粒”，运用分析结果以改进文化育人，从而实现更有效果的文化育人。

第二，搭建社交桥梁激活文化育人的速率。“想法流速率本质上与生活在同一城市的居民之间接触和互动的容易程度有关。”［1］159高校应积极搭建多样性的桥梁，共享多样性成果，形成多元文化育人体系。高校内部各组织体系可以定期组织交流沙龙、联办活动，高校和地方、社区、博物馆、企业、校友等可以共建文化育人的改革创新项目，以彼此多元化的信息和经验，激活文化育人的速率。

第三，丰富社会网络厚积文化育人的潜力。“想法流”理论认为越多元的社会网络交流，越能获得新想法［1］155。高校内部应避免以单一的管理角度进行制度拟定和业绩评定，可以创设包括教育家、企业家、专业相关的行业资深人士、新兴职业领域的弄潮儿、校友、家长等群体的社会网络，形成定期交流互访、推出实践项目等举措，形成常态机制。

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高校提升文化育人的方向性、创新性、开放性提出了总体规划，但是更需要高校结合自身特点进行二次探索实践。无论教育发展的理论流派如何演变，高校文化育人的终极目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探索高校文化育人的改革，还有哪些适度超前的理论适合先导实践，还有哪些回归本质的有效制度、机制，还可以有哪些文化育人内涵迭代？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必然推动高校文化育人向纵深发展，真正彰显“以育人为中心”的使命和价值。

参考文献

［1］阿莱克斯·彭特兰.智慧社会：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M］.汪小帆，汪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2］赵婷婷.大学质量文化：从合格质量转向创新质量［J］.教育研究，2023（4）：137-147.

［3］王朋，杨雪.“大文化观”视域下的大学文化建设与治理论析［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02-108.

［4］冯英华.我国新型大学文化培育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157-161.

［5］孙雷，何玉龙，高晨光.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协同育人的探索［J］.中国高等教育，2021（8）：25-27.

［6］宁友金.大学文化建设的使命追求与实践要求［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3（1）：57-62.

［7］周若刚.大思维：集体智慧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M］.郭莉，尹玮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