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探究

［摘 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市场化和一体化急剧加速全球高校的国际化进程，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潮流。同时，我国也面临急需应用型、复合型高水平人才的现状。联合培养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方式，对提升我国高等技术人才素质、跻身国际学术赛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此，对高校国际化人才联合培养模式及机制构建进行探究，以期根据本土国家和国际院校不同的教育方式、教学理念、公共服务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

［关键词］ 外培计划；培养模式；国际化人才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高教研究立项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究”（2021GJZD06）

［作者简介］ 高思涵（1995—）女，北京人，硕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运筹与统计学研究；高 雅（1988—），女，江苏南京人，硕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通信与信息系统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4）44-0039-04 ［收稿日期］ 2023-09-27

2013年，我国政府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获得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高度认可和共同参与，特别是2015年国家进一步提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6年8月，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在教育领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思路、重点合作内容和基础性举措。教育为国家富强、民族繁荣、人民幸福之本，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教育交流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架设桥梁，人才培养为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支撑［1］。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工程浩大，使命艰巨，缺少各类工程技术人员储备，尤其是机械电子工程、光电信息科学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高端技术人才，这赋予中国的工程教育国际化新的使命。中国高等教育应担负起重任，使培养出的本土学生和留学生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建设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2］。

根据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的部署，北京市教委正式启动“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计划”，而“外培计划”是其重要子项目之一［3］。由于项目于2015年才陆续展开，高校中外合作起步较晚，针对这些特殊人才的培养模式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短期内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例如在合作院校个数、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规划、学生个性化需求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地方高校亟须建立一套信息特色鲜明的外培生教学管理机制、完善的院校两级分管制度，以此来满足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个性化需求。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完成高校使命，力求为国家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复合型专业人才。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意义

（一）优化社会人才培养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由于高等教育承担着为社会输送高水平人才的重要使命，如何优化人才培养目标，适配国家战略需要显得尤为关键。近年来，随着教育现代化的逐步提升，跨国际交流的深入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必然趋势。《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一流的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是衡量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4］通过发挥中国优秀文化的优势，实施更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探索新的教育对外开放模式，努力打造世界领先的高质量教育，全面提升国际合作和交流水平。

（二）完善高校“三位一体”培养体系

高等院校进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实施主体通常由院校两级管理职能部门、授课教师、联合培养学生组成。管理职能部门是联合培养项目的计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通常肩负着建立国际化合作平台、提供优质校企合作资源、邀请外方院校协助申请留学的职责，需要协调本土高校与外方院校的培养方案设置、课程资源对接、学分转换等具体事务。授课教师是项目的主要指导者，教师的师资水平、教学理念和国际化视野是能否将学生按照培养要求，塑造成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关键。学生是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人。在高校完成培养的过程中，严格执行培养方案，按期回国回报社会，力争努力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和社会就业竞争力。因此，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同时加强了高校“三位一体”的协同联动，促进了高校管理水平的提升。

（三）助力学生提升就业竞争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全面素质教育的推行，大量本科生、研究生涌入就业人才市场，导致就业竞争日益激烈，面临着供给过剩的情况。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市场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增加。本科生参加联合培养项目不仅需要在校内做到努力提升GPA、精进外语水平，前往海外后还要自行处理诸多琐碎生活、学习事务。此外，外方院校更注重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更多地提供给学生在校期间社会实践机会，增加学生实习经验，强调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高度结合，学以致用，避免出现学习与实践工作脱节的情况。基于此，学生可以更好地提升自己跨文化沟通能力、适应环境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在人才市场上成为佼佼者。

二、目前高校联合培养模式的困境与难点

（一）合作主体缺乏规范化、制度化

针对类似“外培计划”的国内外高校联合培养项目来说，政府是计划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完成项目需要国家财政政策、人才政策和合作政策的共同支撑。地方教育部门作为政府的代表，通常扮演“决策者”的角色。项目经过双方初期的探索和尝试后，往往会形成模式化办公。教委每年按照时间节点下达项目安排，院校根据同年招生情况上报计划，申请经费，如期执行。缺少一套完整的支持中外人才联合培养的规定、健全的机制以及适时更新的制度，双方没有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制约了合作办学与北京市人才需求适配性的发展。

（二）高校管理模式单一，院校两级分工不明

目前，为了便于校方管理，联合培养学生在本土高校就读时通常是和正常班级共同听课、生活。缺乏根据合作国家以及院校进行针对性的语言、习俗、文化辅导，管理模式单一，不能满足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需求。学生前往国外深造后存在出现畏难情绪、焦虑心理和无法融入当地社群的情况。同时，校方在面对联合培养项目学生时，主要关注学生申请院校、学籍异动以及完成培养进度情况，院级单位则是侧重于学生选课情况、学业完成情况。院校两级联动不强，管理形成断点，双方均未对学生面临出国深造的学习能力、心理健康和适应能力做出合理评估，导致时常有学生中途退出项目的情况出现，影响学校项目的派出率、完成率、满意率以及学生本人大学学业完成情况。

（三）联培学生面临课业压力，成绩达标困难

参加项目的联合培养学生除了面对普通学生的课业压力外，更多的还是高校对于其出国条件的硬性指标。例如：根据项目要求，学生大学一或两年的加权平均成绩需要达到75分，雅思成绩达到6分甚至更高，托福成绩达到79分（分数不同对应申请不同水平的高校）。学生为了达到留学目标或者申请到更优秀的学校，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语言能力的提升［5］。对于刚上大学还未适应自主学习的学生，在时间管理方面若处理不当，常常会导致专业课平均学分绩点与语言成绩不能兼顾，影响申请结果。

（四）缺乏反馈机制，无法形成管理闭环

大部分高校外培计划项目主要是“2+2”“3+1”

“1+2+1”等。其中，“2+2”项目指的是：学生结束两年本土高校培养后直接前往外方院校深造。四年联合培养结束后，学生很少回到本土高校与培养教师进行学业、生活上的沟通、反馈和复盘。长此以往，高等院校无法确定当前培养模式是否适配国际化人才需要，不能及时做出调整和改进。缺乏具有经验判断的定性评价以及具有数据支撑的定量评价，反馈机制不健全，管理过程不完善。

三、高校人才国内外联合培养模式探究

（一）建立培养主体间稳定的合作渠道

在国际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应从更高更广的视角，积极探索并构建起国际交流与培养的健全机制。针对不同类型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不一致的情况，通过政府出台拟定各个院校个性化的合作文件、规章制度和预算经费。例如：工科院校为“一带一路”倡议输送的主要是光电类、通信类、工程类基础设施建设型人才，所以此类院校所需的国际高校合作对象应该具有实验室设备优秀、科研经费充足以及拥有深度校企合作资源的特点。理科类院校主要输送的是具有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类理论知识背景的应用型人才，需要和学科理论基础扎实、数据库应用广泛、能提供互联网TOP公司实习经验的院校合作。此外，“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文科类院校输送的是经济管理、电子商务贸易、跨境电商类人才，所以和管理经验丰富、与金融企业合作深度广泛的院校进行交流培养不失为更好选择。因此，政府层面应根据不同培养人才的需求，制定适时更新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每年定期调整不同类别院校的招生指标，给予培养主体适配的财政支撑，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有利于全面覆盖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高水平人才所需，实现精准培养和输送。

国内高校是联合培养项目的中枢和纽带。目前部分高校存在和外方院校合作的意愿，但是没有配套的制度和措施，尤其招收人数并非常年固定。在生源充足的情况下，学校大多按照招生计划进行正常培养，若当年学生报到比例较低或者成绩达标情况不理想，部分院校会进行校内遴选，用于补给项目培养数量。如人数过少，当年培养计划甚至存在叫停的可能性，合作不能稳定运转。此外，部分本土高校和外方院校之间没有正式的合作协议，学院导师利用和外校关系在大学里招收愿意接受联合培养的学生，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长期合作松散的制度下，双方之间会存在权力不清晰、日常管理不到位、教学质量不能保证等情况。所以，本土高校和外方院校需要规范合作流程，拟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每年以相对固定的数量进行招生、培养、日常管理，严格按照协议履行项目，培养的过程是由双方同步或异步来进行。这样才能更好地建立稳定的合作渠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二）完善高校人才培养机制

有了制度的保障，高校要充分发挥自主权，把控人才培养机制。针对学校管理层面，需要打破传统管理模式，建立一个能够实现联合培养高校人才信息的分散采集、综合利用、统一管理、资源共享等方面的信息管理系统，使得联合培养学生可以和其他正常培养模式学生进行区分，力争促进个性化发展。例如：从新生入学开始对此类学生进行分班双语授课，助力学生尽早适应语言环境和课程模式。在住宿安排方面，学校也可以把联合培养学生和国际部来华留学生进行混宿，促进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

从院系培养层面，学院除了关注联培学生不同于其他学生的选课、培养方案情况外，还应该定期举办家长座谈会，促进家校共育，强化家长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必要性和引导作用。临行前，开展心理咨询辅导，充分了解学生对于国外学习、生活、政策环境的焦虑所在，避免产生过大落差而导致的心理问题。同时，学院应定期安排专家学者、兄弟院校与本校外培学生授课教师进行培训、辅导和交流。

（三）优化现有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与我国国情不同，国际影响力、社会文化、经济形势都存在较大差距，本土高校应从实际培养什么人出发，对当前课程内容进行适当的优化和改良。在文化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要重视实用性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专业技能的培养以及相关的实务操作。首先，要在合作培养初期阶段，做好国际拓展系列的课程体系建设［6］。例如：让学生提前了解或修读管理学、历史、国际人文等相关课程。通过这些课程，学生可以了解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历史沿革、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更迅速地适应国外环境。其次，学校要针对外培学生制订个性化培养方案，来提升他们作为复合型人才的学习和工作技能。例如：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的外培学生，需要具备从事机电产品及系统的工程设计、技术开发、制造和生产运行管理相关的技术能力和工程能力，同时需要了解机械工程领域学科前沿，具有国际视野。所以在培养方案设计上，可以设置“卓越工程师素质教育”“机械创新设计”“先进制造工艺技术”“Optical measurement and quality inspection”等多样化课程模块，满足学生从基础到进阶能力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