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与善用：蔡元培电影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 教育思想的产生常依附于社会现实之需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思想的双重影响下，蔡元培的电影教育思想应运而生。该思想是基于对新兴教育媒介的敏锐捕捉与开拓，引领了教育形式的变革与实践创新。通过汲取与善用并举的方式，将蔡元培的电影教育思想进行当代价值转换，有效吸收其中科技育人、文化育人、多渠道育人等有益元素，可为当前教育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电影教育思想；当代价值；教育事业

［基金项目］ 2023年度河北省引才引智创新平台项目“基于深度学习的实体关系抽取及应用”（606080123003）

［作者简介］ 段林彤（1992—），女，河北石家庄人，文学硕士，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教育学原理研究。

蔡元培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其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诸多成就为人所熟知，但民众对蔡元培与电影的渊源不甚了解。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主张运用在办学治校的同时，也体现在对外来科学技术的吸纳与传播。蔡元培提倡的电影教育思想不仅对教育救国时期电影教育的推动和践行起了极大作用，也为现代教育带来了启示与思考。

一、蔡元培电影教育思想的历史缘起

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的法国，受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的思想影响，电影于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初露头角。1905年，由戏曲改编的《定军山》标志着中国自制的第一部影戏（后改名为电影）诞生，民众对新技术的渴望和好奇推动着影戏在大众社会的传播。然而，影戏作为舶来品，其事业并非发展于自制片，而是从放映起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放映技术还是放映内容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播放内容也以西方商业电影为主，后多以中国自产影戏为辅。此时的影戏虽与学术界联系甚微，但其娱乐性过强的特点已被当时的学界所诟病［1］，即学界对当时影戏的评价。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教育救国成为蔡元培等教育界的爱国志士的使命。然而，学校教育的低普及化与文盲高比例程度，使广泛开展传统学校教育成为天方夜谭。教育家为使教育快速普及，特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来推行民众教育。蔡元培率先将新兴放映技术用于民众教育推广，这是电影教育思想的萌芽。在此推动下，电影教化功能开始于社会各界产生辐射作用。例如，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文化事业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自1918年始，便着手电影教育事业的开拓与发展，并制作出中国首批本土自制的教育电影，为蔡元培电影教育思想的广泛应用注入新的动力。不仅如此，蔡元培电影教育思想同样成为打开“旧派文学”大门的钥匙。以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为例，文学作品主要以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为宗旨，是承袭中国古代小说的通俗文学流派，因此，其思想主张与“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中极力“提倡科学，反对封建”的宗旨不相为谋。但即便传统文学代表之一的“鸳鸯蝴蝶派”也曾表示，影戏应被冠之以“开通民智”之“主要锁钥”的名号［2］。由此可见，彼时利用影戏等放映技术开展社会教育的普及程度及接受程度均有所提高。

二、社会电影教育：开拓科技救国新工具

19世纪末，维新派为对当时国民性的弊端和弱势加以改造，延伸出了国民教育中的两个层面——社会教育层面与学校教育层面。一方面，就教育形式而言，社会教育主要强调通过戏剧、戏曲、小说等民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加以传播。因此，为后续更具视觉、听觉双重体验的电影艺术提供了展示平台。另一方面，因实业救国思想的出现，在学校教育方面，西学被广泛引入，实践应用及技术操作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此外，代表新技术的电影放映技术，连同各类实用科学技术，也在悄然间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由于新教育思潮对教育的影响具有延续性，西学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开民智”一词也源于这一时期，后被蔡元培视为电影教育救国的缘起之一。

20世纪初，电影这一新兴科学技术尽管尚未与教育建立紧密联系，但学界开始认为，社会教育的传播载体若以更易接受的方式出现，可在潜移默化间出小力而收大效果。很快，传统艺术形式开始与科学技术发生交融。传统戏曲与戏剧在遭遇新兴电影技术的强烈冲击后开始转型，并催生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电影。电影的诞生是科学技术在艺术创作领域应用的表现形式；而戏曲、戏剧作为大众化的教育手段，也因与电影技术的结合，推动了电影作为新媒介在知识传播与文化普及方面的价值功能。

1915年，学界对电影的社会教育功效开始有所提及。《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 第2册》中，即提出将幻灯影片作为通俗教育之辅助品，以在潜移默化间灌输新智，以达教化之功效［3］。可见，电影技术跟随“科技救国”思潮的起伏而腾涌，也从社会娱乐的一隅，逐步引起智识阶层的思考。

1912年1月，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正式提出要求开展“社会教育”，并提到，社会教育乃为当前最急之要务，教育途径或应兼备有益之活动画影画，以为辅佐。此后，蔡元培将电影的教化功能持续深入。例如，1915年，蔡元培就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一事发表演讲，认为大众教育中，轻而易举却行之有效的教化手段即为电光影戏之教学，影戏教学虽成本相对较轻但亦收效至易，足以增进普通人的智德。1916年3月，时任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的蔡元培在巴黎筹办华工学校，亲自编写《华工学校讲义》，并在智育十篇的“戏剧”部分中提道：影戏，有像无声，其感化力虽不及戏剧之巨，然名手所编，亦能以种种动作，写达意境；而自然之胜景，科学之成绩，尤能画其层累曲折之状态，补图书之所未及。亦社会教育之所利赖也［4］。由此可见，利用电影达成社会教育的目的已成大势所趋。

三、学校电影教育：探索教育救国新路径

蔡元培利用电影社会教育功能开通民智，改良敝俗的同时，还主张良好的教育应同时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因此，在蔡元培电影教育思想的推动下，电影的教化功能被同步应用在学校教育层面。

蔡元培的电影教育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时已形成一股热潮。1930年，金陵大学理学院成立了电影教育委员会。在这一时期，教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在提供国际化思想文化资源的同时，使实业教育有所衔接，将技术传授与人才培养一以贯之。这一时期的教会大学代表之一即为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1928年，金陵大学首先向教育部注册并获得批准，后依据教育部的要求进行内部改革，以将文、理开展分科办学，其办学宗旨为培养科学专门人才，造就科学教育导师，研究高深学术，适应社会需要［5］。

蔡元培曾于金陵大学就“电影与教育”做主题讲演，其内容可总结为：将电影作为振兴文化、唤醒民众之利器，遵循电影教育学研究原理，加大检查标准，鼓励国人大力创作属于自己的电影作品等。蔡元培首次将电影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提高至学理层次，从电影教育学中的教学原理入手，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电影与教育的内在逻辑。学校电影教育发端于金陵大学，并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向全国范围展开，自此，电影教育体系逐步走向成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矛盾上升，民众迫切需要有现实主义、有救国救亡意识的影视作品出现，基于左翼文艺运动的左翼电影运动应时而生，以民族意识、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左翼电影出现，成为中国近代影视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1932年，蔡元培创立了秉承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为宗旨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其负责的工作主要包括关于教育影片之研究及改进事项、关于教育影片之编制事项、关于教育影片之调查、统计及宣传事项，以及关于与电影业合作制作教育影片事项、关于建议与电影行政机关及处理电影行政机关之委托事项、关于与国际教育电影机关协同进行事项等［6］。蔡元培担任该协会首届主席，并在“开会词”中就电影教育提出指导方针，认为电影的教化功能应大于娱乐功能，其放映应在一定管辖之下予以实施，以带来更有益于社会的传播效果。同时，在教育电影化、电影教育化思想的指导下，倡导通过电影进行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逐步建立了体系化、规模化、制度化的电影教育模式。随后出现的中国教育电影运动，更成为联结学术界与电影界的重要推动力。

四、蔡元培电影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蔡元培电影教育思想以三分娱乐、七分教育为核心。通过汲取与善用并举的方式，将蔡元培的电影教育思想进行当代价值转换，有效吸收其电影教育思想中的多重有益元素，可对当前教育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一）善用科技：驱动教育科技化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科技体制改革，秉承长期以来对教育事业的深切关注，确立了科教兴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这一战略不仅强化了科教对于国家振兴的关键作用，还实现了人才强国与科教兴国战略的良性互动与并行不悖，为持续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提供了重要支撑，成为驱动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关键杠杆。

从历史维度出发，对科技进步的重视可追溯至近现代时期。同时，教育进步人士积极推动实业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先驱，他们将科学技术及各类职业技能纳入教育体系之中，倡导科学方法的普及与应用，通过制定教育政策、完善教育架构、拓宽课程范围等多维度措施，引领了教育的变革与实践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理论支撑。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具有典范意义，他将电影技术与教育目标相结合，在社会与学校两个层面进行了开创性探索。特别是将电影技术引入教育领域，作为科技应用于教育的一个生动例证，展现了其对科技进步与教育革新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刻洞察。因此，蔡元培利用新兴科技促进教育现代化的举措，不仅是对当时“救亡图存”时代需求的积极响应，更为在当下科教兴国的战略背景下，推动教育科学化进程提供了宝贵启示与借鉴价值。

（二）文化育人：厚植文化自信轴心

中国电影艺术，作为一种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艺术形态，其渊源可追溯至古代广泛流传的戏曲与戏剧，这些艺术形式自上古时期便已萌芽，并植根于祭祀等各类民间仪式活动之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与社会功能。西周时期对六艺教育的推崇，使得礼乐成为官方教育体系中寓教于乐的重要载体，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戏曲与戏剧虽被归类为“俗乐”，却在民间社会蔚然成风，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发挥着广泛的社会教化作用，成为大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历经千年的传承与发展，随着电影的引入，这一新兴艺术形式以其“音视听”综合感官体验的独特魅力，迅速与传统艺术相融合，共同构成了民众娱乐生活的新图景。蔡元培先生以其敏锐的文化洞察力，率先认识到电影作为教化媒介的巨大潜力，不仅积极运用当时的科学技术推动电影艺术的发展，更成为电影教育领域的拓荒者，为电影与教育的结合开辟了新的路径。

时至今日，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亦纷纷将电影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化工具，将其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促进了专业知识教育的生动化与形象化。这一现象无疑昭示着电影教化功能的持久生命力，同时也标志着电影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应成为连接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三）守正创新：探索多元教育途径

在教育媒介的创新探索进程中，应高度重视新兴媒介的潜力，致力于实现其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这一前瞻性的理念，实则源自蔡元培先生一个多世纪前的远见卓识。蔡元培先生以其独到的文化视野，开创性地将新兴的电影技术引入教育领域，不仅拓宽了电影教化功能的社会边界，更将其深入学校教育层面。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渠道的多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教育内容的广泛传播、教育手段的高效实施以及教育成效的显著提升，均得益于从传统纸质媒介向电子媒介的深刻转型。依托互联网构建的新媒体平台，已广泛渗透于教育的各个环节，极大地丰富了教育生态。因此，教育工作者仍需保持敏锐的创新意识，勇于探索与实践，充分利用现有教育手段的优势，同时积极探索如VR虚拟技术实训指导、数字多媒体技术应用、电子远程操控等新兴技术手段，以更加高效、灵活的方式，探索出更加契合时代特征、满足社会需求的教育教学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