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理性审思

摘  要：“双一流”建设赋予大学社会服务职能以新的机遇与挑战。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是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大学内在逻辑与外在社会需求对大学客观要求的结合点。作为一种后发型的职能，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并非是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职能的代替，大学在社会服务中应坚守“学术本真”的立场，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引领社会是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使命所在，大学主要通过批判功能实现对社会发展的文化引领与道德引领。

关键词：大学；社会服务；理性审思；引领社会；职能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3）05-0076-04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endows colleges' social service with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Social service function is an inevitable outcome which emerg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he combination of university internal logic and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external society. As a post type function， it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talent cultivation， science research functions. Social service fun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academic nature"， maintain a "neither friendly no alo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d university. Leading society is mission of university social service function. University achieved its' cultural leading and moral guidance through critical function.

Keywords： university; social service; meta-perspective; leading society; function

“双一流”建设方案是一个兼顾国际化与主体性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样态，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决策部署。大学的“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赋予了大学在坚持国际通用标准下的“中国话语体系表达”。如何营建基于民族因子与国家精神气质的“中国范式”，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创新战略及区域发展战略，是“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与加以厘清的。大学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其“崇真、向善、至美”的追求满足了人类永恒生活的需要，使之成为人类社会中存续时间最长的世界性社会组织之一（仅次于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是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大学内在发展规律与外部社会对大学客观要求的结合点。在庸俗主义、工具主义思想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大学社会服务的“技艺”层面得到了最大化地表达，而“价值”层面日趋遮蔽，大学陷入了一种“迷茫彷徨”之中，精神困顿、路径迷失。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究竟是何意谓，大学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遵循什么原则、守持何种立场，这不仅是一个价值命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本源性问题。

一  “坚守学术”是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立足之基

大学的千年演化史中，“学术”一直以其特有的魅力屹立在那里。检索世界大学的传统，若从制度特性来看，可上溯至博洛尼亚大学时期；若从精神传承方面来看，则可溯源到雅典学院时期。博洛尼亚大学源于意大利北部商业贸易活跃引起的商业纠纷与民事诉讼需要的增加，原有法律学校已无法满足律师人才培养的现状，简言之，博洛尼亚大学创立的初衷即是通过“罗马帝国法律”与“教会法律”的教授，培养市政管理的法律人才。雅典学院则是以古代自由艺术为主题，表征着对智慧与真理的追求。提及雅典学院，有教养的欧洲人会产生一种“家园之感”。无论是组织特性的博洛尼亚大学还是精神传承底蕴的雅典学院时期，“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充盈于大学早期发展轨迹之中。大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犹如乡村状态的“象牙塔”，教堂的钟声即是它的生活节律。

1810年，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其从创建之初就彰显出与欧洲早期大学的不同之处。大学是什么？洪堡认为，它是受国家保护但是又带有完全自治地位的高等学术机构，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校。科学是大学之重核，唯有对科学进行无止境的探索方可将科学作为科学来讲授。“纯粹的学术研究”不能被置于“实用之下”，“专门研究”也不凌驾于“一般陶冶”之上。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真理，“纯粹科学”研究是培养真正科学人才的必由之路，是培养“完人”的手段之一。只有在科学研究方面优秀卓越的学者，方是最有资格、最有能力的教师[1]。洪堡在其“纯科学”及“修养”理念的基础上，将“科学研究”的职能纳入大学发展的范畴，其根本出发点与归宿仍在于“完人”的培养及新人文主义教育目的的实现，但对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意识、精神气质的形成及往后世界范围内学术生活方式的体制性创新方面的影响功不可没。

欧洲大学的“优雅、从容、淡定”及或多或少带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问精神润泽、濡湿了文化贫瘠的美国，天性崇尚自由、“行胜于思”的美国人对之进行了实用主义改造与推陈出新，从而使得大学被赋予了鲜明“盎格鲁—美利坚色彩”。美国的赠地学院可谓是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源头，这是美国历史上联邦对公共教育的最早干预，而范海斯的“威斯康星计划”则使得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得以充分展现并得到普遍认可。斯蒂芬曾撰文描述此计划为“将整个州交给大学”，“服务应是大学唯一的理想”，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其与所在州的紧密联系之中，“学校的边界即是州的边界”。教师和学生应该运用其学识专长，“将知识与发展的机会惠及于民”。随着威斯康星大学州域服务职能的不断完善，美国大学的社会服务逐渐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美国大学在模仿宗主国大学的同时逐渐建立自身独特的传统，实现了发展学术与社会服务的完美结合，老欧洲“仰望星空”的“唯理智论”在美国结出了璀璨夺目的功用之果，“纯粹的智力与新的实用主义结成了未必牢靠但却是成功的联盟”[2]。

大学职能的演变与拓展并非“知识功能的遮蔽”，无论是“象牙塔”的隐喻还是“服务站”的表征，“学术”一词保障了大学本性的保存与发扬。“象牙塔”所营造的知识群落的“精神家园”与“学术堡垒”，使得大学保持一种清高神秘之感而不至于在常态中沉沦。“科研融入大学教学”中则是基于“学术”的新人文主义教育目标与“文化国家观”理念在大学的张扬。而“服务站”的表征则依从于大学“卓越的学术生产力”，是大学内在逻辑与外在社会发展规律对大学客观需求的结合，是大学积极主动地释放或表达其存在意义的过程。大学职能的发展并非后发职能对先前职能的抛弃，而是一种保守与超越的产物，是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性创新。无论大学职能如何发展，“学术”作为大学这一组织应守持的本性，作为大学职能发展的逻辑基点，作为大学追求教育价值的超越性力量，贯穿于大学发展的始终，同时也为大学认识与改变教育及社会现状提供了价值基础与反思的依据。

二  “保持独立”是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理性立场

社会服务是大学的天然使命，是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大学与各利益相关者全方位合作联盟的语境之下，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其服务内容与方式也获得持续不断地开发与创造。大学社会服务的能力是无限的，其社会服务的多元化正是大学知识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大学自身固有或潜在资源与功能的主动与被动阐发[3]。然而，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无限并非陷入盲目的自由主义，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无限性必须以大学独特的功能与价值体系为依据，必须有所节制。

大学社会服务活动中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可通过“场域”概念加以解释阐述。场域是一种自身隐含力量的、有潜力的客观关系网络，其本质是由空间中的资本类型决定的。大学作为场域的一种特殊形态，有着独特的内在逻辑与权力格序。高深知识作为文化载体充当其中的主流通媒介，当然，高深知识也像有机体和社会形式一样不断地发展着。学术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真理或者满足学者闲适的好奇心旨趣而存在，它最终将指向社会，并提供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意义”的知识[4]。大学场域中也渗透着其他类型的资本，诸如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等，这些资本参与与影响着教育场域的位置格序与运行过程，但它们都不足以厘清教育场域的基本资本形态。文化资本是大学场域运行的核心，大学中的文化资本涉及制度性文化资本与独特的学科性文化资本两大方面。文化资本的主流通媒介使得大学成为一个具有文化浸润意义的场域，并使得主体间的交往蒙上一层浓郁的自由主义腔调。作为环境的产物，大学的存续无法独善其身，它需要足够的资源消耗才可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大学的资源依赖事实及自身并非自律组织的现实迫切需要行政权力的管控。建基于文化资本之上的学术权力与国家元场域赋予的行政权力构成了大学场域的二元权力格序。即使如此，大学场域并非静止的而是争夺的空间，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的相互对抗、博弈推动着大学的结构与功能的变迁，虽然在某个既定状态下可能达致可察觉的协调统合，但这并非是结构固有的、内在的及自我发展的结果。

“社会”概念具有一定的空泛本质，通过“场域”将“社会生活”置放于各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中。鉴于精密化的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层，社会生活将自身切割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审美等不同的生活秩序，依存于大相径庭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并架构起截然不同的场域空间。政治场域以权力资本为硬通币，奉行着秩序命令的原则。经济场域则是依存于经济资本的主流通媒介，通过创造一个“生意就是生意”的世界得以实现[5]。此场域中，友谊、爱情之类令人醉心神迷的关系原则上是要摒弃在外的。社会生活中多种场域的交叉及运行取决于政府权能与社会能力此消彼长的博弈之势。独立于政府统治之外的社会自治领域，既为大学学术场域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同时也为政府权能设定了一定的界限。如果说国家反映的是公共权力的联结系统，代表着一种自上而下的规范性力量，社会场域即是一种公民间的自组织系统，奉行着非强制性与自主性的活动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基础性的、原生性的权力。社会场域不同于政治国家的特性，天然地排斥着国家政治权力无端任意的介入，从而与“全能性”政府的垄断形成对抗之势。社会自治场域酿造的这种“公共空间”模式，通过本身的行动对公共政策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客观上要求政府权能从某些领域退出，进而为大学学术场域的形成与自治提供外部社会条件。

伴随着大学社会服务活动的如火如荼，大学的神秘面纱悄悄被掀开。世俗生活的功利化无情地吞噬着大学，大有席卷之势。大学学术场域与外部社会场域的接触面不断扩大，大学内在的“功利性”基因得到了极致地张扬，知识存在作为一种工具获得了生命论意义。但是，如果知识的过度功利化成为知识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时，大学也将因此失去自己坚挺脊梁的自尊，失去自己千年以来引以为荣的理念之魂，“大学所公认的无非是求真的存在”[6]，即使身处变动不居有些癫狂的险境中也应保持一种不徐不疾的优雅。大学应当对社会的需求有所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应当成为新资本主义的接待站。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针对英国大学模仿公司型美国大学改革事宜时指出“大学正在缓慢死亡”，并提出恢复现代大学作为少数领域之一的光荣传统。此语即指大学不能盲目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与迎合社会的欲望。“走出象牙塔”是现代大学的责任所在，但是，大学并非政治的婢女、经济的跑道、文化的戏台。大学与社会之间应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若即”意指大学作为社会中特殊“人”的一个“智者之家”，趋向外在责任的对社会需要的“承诺”，真正发挥“社会轴心机构”的作用；“若离”意即大学恪守自身教育、学术和文化机构的属性，恪守对真理的“虔诚”与“膜拜”，彰显象牙塔所意蕴的“内敛、神秘、恭谦、高尚、恬静、坚韧”等品性[7]的大学精神。关于大学与社会的“若即若离”，有学者用“入世”“出世”来代替，两者的内涵是一致的。大学只有与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才不至于被权力与浮华所绑架，也才有可能对社会变革与发展作出理性的思考。“我们不能不认识现实，但我们绝不能陷死在现实的泥淖之下；若是陷落下去，必致志气消沉，正义感与是非心一道埋灭。”罗家伦曾如是告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