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学课程的困境审视与策略选择

摘  要：行政管理学课程作为公安院校公安管理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被涵盖在公安管理学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单元中，并发挥着专业建设的基石作用。以N市警察学院为例，随着公安管理学专业特色定位的调整和差异化发展的改革取向，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面临着多重困境，即行政管理学缺乏公认的思想范式导致其学科身份认同危机，关联课程之间体系和内容的相互交叉导致课程同质化现象突出，工具理性的弥散导致学生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疏离。审视其教学困境，提出应积极回应中国治理场景，建构具有弹性和包容性的行政管理学；平衡知识性与价值性的关系，以价值理性统摄工具理性以及发挥行政管理学课程“双主体”功能，激发教与学的内在驱动力等策略选择。

关键词：行政管理学；困境审视；策略选择；教学方法；教学困境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2）33-0110-04

Abstract： As a basic course of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the cours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is included in the knowledge and skill units of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specialty. Taking the police college of N city as an example， with the adjustment of the specialty orient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the reform orientation of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the course teaching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is fac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 that is， the lack of accepted thought paradigm in administration leads to its subject identity crisis， and the intercross of related courses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of curriculum homogenization， the diffus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knowledge and value of the students. Looking at its teaching dilemm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respond to the Chinese governance situation positively， construct a flexible and inclusive administration， an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value， the value rationality dominates the tool rationality and brings into play the "Double-subject" function of the cour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 stimulat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Key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dilemma review; strategy choice; method of teaching; delemma of teaching

根据教育部制定的《公安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要求，公安学类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应坚持“突出忠诚教育，加强综合索质，打牢专业基础，强化实战能力”的指导思想，遵循高等教育规律，突出公安职业特色，适应公安实战要求，实行“教、学、练、战”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为公安机关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素质优良的公安专业人才[1]。这为公安院校人才培养定位和专业建设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明确指向。其中，《公安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提出，公安管理学专业应涵盖公安管理学导论、公安人力资源管理、公安组织行为学、公安政治工作学、行政管理学、公安决策学、公安指挥等知识和技能单元[1]。据此，作为公安院校公安管理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行政管理学课程被涵盖在公安管理学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单元中，并发挥着专业建设的基石作用。

以N市警察学院为例，行政管理学课程自2010年作为公安管理学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程设置至今，其历经从“双语教学”的中心地位至“考查课程”相对边缘地位的沿革，这一方面取决于公安管理学专业特色定位的调整和差异化发展的改革取向，另一方面则源于行政管理学自身学科身份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在当前行政管理学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改革已步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其必然面临着不可回避的场景问题。其一，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意义的行政学，如何与中国警务治理场景接轨。众所周知，西方无论是政治制度抑或行政传统，都与中国存在巨大差异。如何使在西方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行政学理论和技术工具与中国背景相融合，并且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行政学”，是公安院校行政管理学课程亟需回答的一个问题。其二，当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急剧展开时，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政治和行政体制也日益浮出水面。面对如此宏大而深刻的中国社会治理变革实践，行政学的理论该以何种姿态参与其中并且做出自身不可替代的贡献，则是公安院校行政管理学课程所必须回答的另一个问题。基于此，行政管理学的本土化与实践性显得尤为迫切，而如何实现行政管理学与公安实践的有机契合，服务于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国家战略需求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当前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的关键议题。

一、行政管理学课程的困境审视

如上所述，以N市警察学院为例，行政管理学自学院公安管理学本科专业开设以来，因公安管理学专业自身特色定位历经公安文秘方向到警务管理方向再到公安新闻宣传方向的改革取向调整，其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置亦屡经变革，即从48课时的必修课程—48课时的双语教学必修课程—32课时的考查课程的历史沿革，使得行政管理学直面学科发展与课程建设及深度学习困境。

（一）学科发展困境：行政管理学缺乏公认的思想范式导致其学科身份认同危机

判断一门学科的成熟性，有两个最基本的参数：一是独特的相对统一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学科范畴体系、理论体系和完整的学科体系的建构程度；二是该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及其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张力[2]。若按照上述两个参数来考量行政学（行政管理学），显然，其学科身份认同危机是一个较为凸显的问题。有关此危机的系统讨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实际上它却植根于行政学理论的基本逻辑之中，并贯穿于学科发展的始终。

行政学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的学科，自1887年威尔逊发表《行政之研究》为行政学的发展定下基调以来，其发展历程呈现了不同阶段诸多流派的论辩与交锋。在漫长的学科发展进程中，它既经历过辉煌的古典时期，也出现过无从定位学科对象的危机时期。就其学术规范和价值层面而言，行政学遵循着美式传统，强调民主、分权和平等等价值，但在某种程度上，其学科内部的知识与技巧却有着浓厚的欧陆色彩，其核心是集中权力、塑造行政权威与提高行政效率。因此，自行政学诞生之日起，如何协调学科中的内在矛盾就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时，由于学科内部的思想断裂，行政学难以产生公认的思想范式，其内部的伦理规范与价值冲突使得行政学难以用一元化框架加以概括。据此，行政学中纷繁复杂的学派之争成为学科身份危机的一种表现。

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政学虽在历经政治学、管理学的冲击与交融，广为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经济学和法学）的观点及理论工具后，开始步入学科的成熟阶段，但依旧存在学科身份的认同危机。因为在行政实践领域内，行政学理论根本无法令研究者和实践者充分满意，甚至会滞后于行政实践。倘若行政学不能具备很强的现实阐释力和实践回应性，则必然加重其学科的身份认同危机，由此也会带来行政管理学课程的深层悖论。比如：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基本理论是否适用于公安院校的价值立场和叙事表达？学生对于政治—行政二分法在当今的历史方位中如何进行深层观照？行政管理学能否真正解决公安管理实践领域中碰到的诸多现实问题？对于这些疑惑，如果行政学不能从学科本身出发进行很好的回应与诠释，那么学生就会陷入行政管理学课程的迷思。

（二）课程建设困境：关联课程之间体系和内容的相互交叉导致课程同质化现象突出

如果从公安管理学专业的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研究范畴等方面来看，那么专业基础课程行政管理学无疑与专业核心课程公安管理学课程衔接最紧密，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亦最高。从课程体系与内容上看，行政管理学主要包括绪论、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公共预算、行政信息、政策过程与政策分析方法、行政沟通、行政伦理、行政法治、行政监督、公共危机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改革与发展等。而公安管理学主要包括引论、公安管理的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公安管理的方针与战略、公安组织与管理体制、公安队伍建设与管理、公安领导与决策、公安机关危机管理、公安装备财务管理、公安教育训练管理、公安管理方法与技术等。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行政管理学与公安管理学课程在研究范围、研究聚焦乃至研究方法上存在诸多交叉与重合之处，尤其是关涉到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行政监督、公共危机管理及政府绩效管理等课程内容时呈现出高度重合与难以分殊的现象，致使专业基础课程与核心课程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这必然造成双重困境：一方面，由于行政管理学学科身份的合法性饱受质疑，学生会愈加认为行政管理学课程理论体系零散、庞杂，各种理论流派纷呈，且与公安管理学相互交叉，理论抽象而难以对接公安实践；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难以对课程内容进行精准取舍，若讲授知识点过多，则有重复之嫌；若讲授知识点过少，则割裂了整个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发展逻辑。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历史积淀薄弱，与此同时，公安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科历史亦非常短暂，从整体上看仍然处于创建阶段。因此，灵活引进和及时吸收行政管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尤其是其最新研究成果，是公安管理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特别要在现代行政管理学理论与公安管理实践的密切结合上下功夫，避免贴标签或粘贴型的“浅研究”。但行政管理学与公安管理学两门课程究竟应该如何立足于公安管理实践，最终皆服务于公安管理实践，且在体例规范和课程内容上达到既兼顾学科专业的系统性，又强调警务实战的特殊性；既阐述学科的基本原理和突出公安理论的基础性，又注重公安工作的实践性和学生实践运用能力的培养，实现两者之间融合统一的目标，确实值得进行教学反思和深入探究。

（三）深度学习困境：工具理性的弥散导致学生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疏离

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理性主要是一种行为的“目的理性”，其实就是一种工具理性。他提出，若从意义方面观察，人类行为可以解释为“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和“情感理性”三种。目的理性是人类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在手段、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的权衡和比较。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存在尖锐的对立：工具理性着重考虑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价值理性则关注权力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诸如公平、正义等[3]，具有明确的目的合理性与终极关怀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是行政学产生以来的常态，这种对立的宿命不仅体现在行政学理论“钟摆式”的发展历程中，而且延伸到了现实的课程学习场景中。目前，在行政管理学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工具理性主要体现为学生在获得课程知识与教学资源的过程中以考试为基本目标，更加注重手段的工具性即技术性尺度，忽视了价值理性的重要性，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利益的理性”，这决定了学生课程学习的功利性导向和价值理性的缺失。如在公安联考制度的驱动下，N市警察学院的绝大部分学生均以公安联考为终极目标，深度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知识与公安联考的相关度，两者之间关联度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课程学习动机与效果及课程设置与课时分配。换言之，若课程知识与公安联考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那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愈高，课时分配亦会更多；反之，若课程知识与公安联考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愈低，课时分配亦会减少。这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工具理性的弥散与扩张，消解了价值理性的彰显与回归，导致学生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疏离。此种割裂既不利于学生系统掌握行政管理学知识体系和有效解决实际问题，也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和核心价值理念的培育，因此，知识教育与价值教育应该相互渗透，维持两者的平衡关系，才能提升学生深度学习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