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初中语文教材苏轼作品选编探究

［摘 要］统编初中语文教材选编的苏轼作品，创作时间集中在其任职于密州、黄州两地时。文章从五篇苏轼作品入手，结合苏轼人生际遇，剖析苏轼坎坷心路历程，管窥苏轼作品风格转变轨迹，以使师生进一步体悟苏轼豪迈、旷达的文风，并通过梳理苏轼词作在词史上的贡献，探究教材编者的选编意图，让师生对苏轼及其作品有更为清晰、完整的认知。

［关键词］苏轼作品；心路历程；词史贡献；选编探究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25）04-0019-04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以下简称教材）共选编苏轼作品五篇，其中词作四首、小品文一篇，分别为作于密州时期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记承天寺夜游》，以及作于黄州时期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五篇作品散见于教材之中，给学生留下的印象较为凌乱，学生能感受到苏轼或悲寂、或豪放、或乐观、或旷达的思想感情。

苏轼的文学创作时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教材所选作品全部作于第二时期——宋神宗熙宁二年至元丰八年（1069—1085），即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在历经离朝、乌台诗案、贬谪黄州等事件，甚至生离死别的考验后，他的世界观变得更加通透，文风也由豪放趋于旷达。本文结合写作背景比较研读教材选编的苏轼作品，简单梳理苏轼的创作发展流变以及他在词史上的贡献等，旨在让师生对苏轼及其作品有更为清晰、完整的认知。

一、初贬密州——豪放之气诉诸笔端

（一）挽弓如满月，首现豪放风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因王安石新政推行激进，苏轼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在杭州期间，他结识了词人张先，开始作词。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罢相，五月苏轼受命调任密州知州。对于辽和西夏这两个北宋大患，苏轼一贯反对采取妥协投降政策，反对用金银珠宝“以资强虏”，力主奋勇抗击。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冬月，苏轼在常山打猎后写下了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笔力纵横，气势豪迈。上阕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出威武豪壮的气概。以孙权自比收束，也是气雄万夫。下阕由实入虚，进一步抒发“少年狂”的胸怀，表达出驰骋疆场、杀敌立功的豪情壮志。

查阅朱孝臧先生的苏词编年可知，这首词可谓苏轼最早的豪放词。该词一洗晚唐、五代以来的绮罗香泽之态，突破儿女情长的内容局限，叙出猎之事，抒立功之志，提高了词品，拓展了词境，为词体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苏轼在给好友的书信《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壮观也”，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词作非常满意，并且有意与柳永词风相比。这次出猎之后，苏轼还写了一首诗《祭常山回小猎》，其中的“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同样表现出豪迈的爱国之情和抗敌之志。

（二）千里共婵娟，尽废中秋词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是著名的中秋词。苏轼离开湖山秀美的杭州到偏僻贫穷的密州任职，本就是因为兄弟情深。但到密州之后，政务繁忙，七年仍未一见子由，遂于酒兴正酣之际，在超然台上举头望月，挥笔成章。

词作上阕表现了忠君思想，抒发了政治感慨。苏轼身在密州，“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心于此可见。据说宋神宗读到“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后不禁感叹道：“苏轼终是爱君。”下阕抒发了兄弟的离别之情。结尾以美好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收束，乐观豪迈，既是对兄弟不能相见的安慰，又是对政治境遇窘迫的自勉。这首词通过描写与明月的对话探讨人生意义，情理交融，是一曲温暖人心的颂歌。全词皆是佳句，使人读后但觉清风徐拂，明月朗照，极具审美价值。南宋词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近代学者王国维《人间词话》谓：“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和《江城子·密州出猎》相比，该词疏放洒脱，清旷飘逸，以宇宙、人生之常理化解愁怀，表明苏轼词作的主体风格——旷达已经形成。

二、谪居黄州——巅峰之作尽于此时

（一）一曲《卜算子》，幽凄悲凉歌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水部员外郎是水部（工部第四司）的副长官，但检校则是寄衔之意，非正任官；团练副使是地方军事助理官，属闲职，再加本州安置，则表示不得参与公事，近于流放。”［1］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大年初一，政敌不许苏轼在京过节，命其即刻启程前往黄州。二月初一，苏轼到达黄州，此后便在黄州度过了四年零两个月。这种贬谪对于少年即怀大志的苏轼来说，无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他的雄心壮志被消磨殆尽，功业未遂却反成罪人，其寂寞与痛苦可想而知。《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就是作于这种境况。苏轼为官时，心中装的是百姓，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故新旧两党均把他视为异己而排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既体现了如“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独寂寞，又彰显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高洁品格，同时蕴含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不屈，是苏轼面向统治者的傲岸铁骨和铮铮誓言。

该词明写孤鸿，暗喻自己。人鸿合一，不即不离。故黄庭坚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俞文豹《吹剑录全编》评曰：“杜工部流离兵革中，更尝患苦，诗亦凄怆，《忆舍弟》《孤雁》诗，其思深，其情苦，读之使人忧思感伤。东坡《卜算子》亦然”。［2］

（二）痛苦《寒食雨》，孤闲承天寺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是苏轼初到黄州时的作品，那么，两年之后苏轼的境况、心情能否好一些呢？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寒食节，苏轼作了《寒食雨二首》，其中这样写道：“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当时正值寒食节，阴雨连绵。他所居住的临皋亭年久失修，四处漏雨。锅里煮着的是难以下咽的野菜，破灶里烧的是潮湿的芦苇。朝廷宫门深远难以归去，祖坟遥隔万里不能祭奠。他本想学阮籍作穷途痛哭，心头却似死灰不能重新燃起。此时，苏轼已在黄州度过了三个寒食节，可是他的境况、心情似乎并没有任何改善。正是这份长歌当哭之情，才使苏轼挥泪如雨地写下了此诗，并成就了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

苏轼此时不仅诗词收获丰富，还开始了小品文的创作。小品文是苏轼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译经，依经文的长短而有‘大品’‘小品’之称，因此，文人所作短小的序跋题记之类，也被唤作‘小品文’，是唐宋以来古文中最为自由活泼的品种。苏轼的小品文独抒性灵，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他本人对小品文的大量写作，则始于黄州时期。”［3］《记承天寺夜游》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这篇仅85字的小品文，韵流字间，神余篇外，深得禅韵，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小品文杰作。被贬黄州已经三年，苏轼的心情应该好了一些，但是，作为“闲人”的孤独与寂寞能够排遣吗？“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饱含了苏轼宦海沉浮的悲凉和由此领悟到的哲理，既表现出苏轼安闲自适的心境，又流露出他不能为朝廷出力的幽怨，而月夜里的竹柏实是苏轼高尚人格的象征。

（三）旷达《定风波》，巅峰《念奴娇》

苏轼的情绪难道一直如此低落吗？其实不然，来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该词虽然是写半路遇雨的感受，却道出了苏轼对待人生风雨的态度。“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充分反映了苏轼忧乐两忘、任天而动的独特性格和人生态度。因此，此词一直被推许为苏轼旷达词风的代表作。苏轼一生经历了数次坎坷沉浮，但他总能用豁达的胸怀化解忧愁，保持乐观的精神，风骨凛然。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从海南儋州返回中原，途经镇江金山寺时，作《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见，这三州是他文学收获最为丰富的地方。如果说黄州五年是苏轼创作的黄金时期，那么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就是他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外，豪放词的巅峰之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以及散文名篇《赤壁赋》等均作于此年，代表苏轼旷达豪放的风格正式形成。可以这样理解——真情写出传世佳作，苦难助推诗人成长。

当代学者余秋雨认为，黄州生活“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4]。

三、词史贡献——词开新境全面提升

苏轼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不世出的通才、全才。他的散文光照古今，地位直追韩愈。他的诗歌在有宋一代，蔚然大宗，几无可比者，而他的词在词史上具有更为特殊的重要地位。与其说他是诗人，不如说他是词人。这应该就是教材没有于苏轼两千七百多首诗歌中选编一首，却在他三百多首词作中选编了四首的原因。那么，在词史上苏轼有怎样的贡献，教材编者这样选编的用意是什么呢？

（一）豪迈旷达——转变一代词风

词从隋唐、五代走来，原本只是协乐文学，没有从诗中独立出来，形成其固有的艺术特质。晚唐的温庭筠精通音律、富于文采，科场失意后穷困潦倒，自创新词，被尊为“花间派鼻祖”。唐末、五代时期的西蜀和南唐因长期安定，故产生了韦庄、李璟、李煜这些较有名的作家，他们的词风绮罗香泽。北宋初期，词坛二派并立，一是以柳永为首的俚俗词派，二是以晏殊父子和欧阳修为首的雅词派。趋俗与尚雅是这两个词派主要的艺术分野，但内容香软和语言柔婉是其共同特征。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去世，士大夫令词传统日渐式微，甚至走向终结。柳永的俚俗词派也因背离传统文化思想而被文人阵营抵触。在这时，苏轼应时出现。他不经意闯入词坛，却成为转变一代词风的领军人物，使词成为文人士大夫光明正大地抒情言志的体裁之一。虽说初期所获认同甚少，但由于“靖康”之难，国破家亡，在南渡之际和南宋前期，学苏之风盛行。大致说来，豪放词由北宋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首开其风；苏轼继之予以发扬光大；到了南宋，辛弃疾、陈亮、岳飞等人将豪放词推向高潮，形成了阵容强大的苏辛词派；而秋瑾的《满江红（小住京华）》可谓豪放词的最后一道霞光。苏轼创作豪放词始于1074年知密州，其创作高峰是在黄州五年。因为仕途遭受挫折，他心潮激荡，抑郁难平，表现在词作上，遂有天风海雨逼人之感。豪放之后，便是旷达。《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代表旷达风格正式形成，《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旷达词风的代表之作，而《念奴娇·赤壁怀古》所体现的豪放为其表，放旷自适方为其里。

（二）以诗为词——提高词体地位

在宋代，文体、情感有高低之分，即文体有尊卑——文、诗、词，情感有高下——道、志、情。所谓文载道，诗言志，词缘情，也就是说文章负载的是家国天下、修齐治平的大道理，而词写的是一些恩恩怨怨、花花草草的小事，这样看来显然词不如诗。有宋一代，词是“诗余”，是娱宾遣兴的工具，是小道、艳科，不同于诗言志的庄重。苏轼改变了诗庄词媚、词体卑下的传统观念，用写诗的观念来写词，把词提高到和诗相同的地位。称苏轼是词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家，是着眼于他在词史上的地位，因为他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呼吁提高词的文学地位并写出了高质量的豪放词的人。他认为，凡是可以入诗的，都可以入词。因此，陈师道说他“以诗为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