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反思与实践进路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平台，以职业教育“走出去”引领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在“一带一路”共建及中非产能合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托我国职教改革形成的重要成果与在非海外分校的运营管理经验，我国职业教育在规模化培养非洲本土中、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方面具有独特的潜力与优势，并形成了“鲁班工坊”等标志性实践载体。职业教育要真正服务于中非产能合作，关键在于实现较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国际化，但非洲本土的产业条件、教育质量及我国职业教育本身存在的挑战构成了现实的关键瓶颈。面向未来，我国需凝练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念及话语体系，完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制度，稳步推进境外办学机制探索，以系统增强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能力与水平，推动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际产能合作。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非产能合作；职业教育国际化；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境外合作办学

中图分类号 G71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01-0064-08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其中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同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议，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

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的对外开放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职业教育国际化也逐渐从“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伴随着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形成了“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等丰富形态。

我国通过推动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分享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及优质资源成果等。《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都要求符合条件的职业院校主动协助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培养符合中资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化人才，增强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通过产能供求跨区域配置的联合行动，以产品输出或产业转移的方式进行产能位移[1]。目前，中国已同52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帮助非洲合作对象国建立更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制造能力。非洲亟须以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本地化供给助推其产业链和供应链朝本土化、区域化方向重构[2]，在这个意义上，职业教育及其国际化对中非产能合作的成效具有一定影响。本文聚焦职业教育对非洲开放的实践与挑战，在分析由区域产业发展及中非产能合作催生的本土用工需求基础上，分析职业教育服务中非产能合作的可为空间，梳理我国职业院校在非合作办学普遍现状，直面我国职业院校在非合作办学面临的瓶颈，并提出相应策略，以提升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中外产能合作的能力。

一、现实需求：职业教育服务中非产能合作的可为空间

中国和非洲都曾面临职业教育发展的共性问题，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经验能够为非洲合作对象国提供一条新的发展路径。非洲的产业发展及我国对非的制造业转移催生了大量的非洲本土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而在非中资企业的岗位培训及当地职业教育体系难以形成对技术技能人才规模化、系统化培训的支撑，由此形成了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中非产能合作的可为空间。

（一）经验的反思：非洲大陆“职业化”运动失败的教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力资本学派以“人力规划学说”主张通过投资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学校课程的“职业化”及中等教育的“课程多样化”发展非洲经济[3]，并得到了诸多国际组织的支持与教育援助。这种“职业化”运动并未解决受教育者的失业问题，也不具有教育的内外部效率[4]。有学者通过分析加纳接受过职业教育的青年的工资待遇、失业时长及预期合理回报发现，与实际需求相适应的非正规职业培训比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更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5]。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World Bank）由“人力规划学说”转向“成本—效益”分析，倾向于投资普通教育中的小学教育及初中教育而非职业教育，支持私营企业通过岗位培训发展职业教育。其他西方援助机构追随世界银行的模式大幅减少对非职业教育援助，因而非洲职业教育在一段时间内仅能按照自身固有惯性运行[6]。

非洲教育“职业化”运动的失败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非洲国家的工业生产主要以低技术含量及半自动化生产方式为主，小学毕业后经短暂的岗前培训即可上岗，而在非洲国家正规部门就业机会不足的情况下，以人力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难以满足非正规的就业需求[7]。正如一位赞比亚裔学者针对国际金融机构对非援助政策有效性的探讨所指出的，这种系统全面、制度化、西方主导的对非援助存在根本性缺陷，对非援助政策带有脱离非洲现实环境的附加条件，造成非洲国家对援助的严重依赖而逐渐丧失自主发展的意愿与能力[8]。

中非间因相似的历史发展环境、共同的发展诉求，在话语交流及价值认知上更具有平等性，中国的发展经历也能够对非洲国家培植本土发展能力给予诸多的激励与启示。同为发展中国家，中非都曾面临着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问题，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经验能够对现阶段的非洲国家具有更为直接的借鉴意义及较强的适应性。

（二）现实的需求：区域技能人才需求与本土供给间存在技能错配

伴随中非产能合作的深化，不同类型的产业布局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呈现出较为丰富且差异化的需求。本土职业教育体系及在非中资企业的人才培养能力，难以规模化满足区域产业催生的中、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特别是本土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的学生存在严重的技能错配问题。

首先，在非中资企业的岗位培训能规模化提供简单技能培训，但在面向中、高技能的培训上，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国外研究者调查发现，在8个非洲国家的1000家中资企业中，有2/3的中资企业能够为当地工人提供技能培训，有接近50%需要熟练劳动力的建筑和制造业公司提供学徒培训，也有接近1/3的贸易公司即使对技能依赖程度较低也愿意提供劳动力培训[9]。中非产能合作初期，在非中资企业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制造业，其多数岗位停留在低技术技能水平。在属地化管理实践中，在非中资企业形成了企业自办培训机构、委托国内院校或当地高校进行员工培训、中非员工师徒制在岗培训、选拔优秀员工赴华培训等培训经验，关注基本职业素养和技能的形成，能够满足简单技能工作及初级体力工种的快速上岗需求。同样，根据中国学者2019年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及赞比亚三地中非合作工业园区对184家入驻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相关企业的用人需求以初级产业工人居多，但普遍面临管理和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10]。虽然本土一线管理运营人员的需求数量相对较少，但企业自身因培训周期较长、培训成本较高、培训效果不明显等原因，较难实现规模化培养。

其次，非洲多数国家本土的职业教育体系无力承载中、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职业教育与培训在非洲国家教育体系中所占比重较低，依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2021年公布的数据，15～24岁的非洲青年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平均仅为3%，初中职业教育入学率平均仅占初中总入学率的1.6%[11]。此外，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五个国家600多名青年的访谈发现，中等教育因低质量、实用性弱而使该阶段毕业生无力接受高等教育或进入工作领域[12]。专业学习内容与产业发展并不匹配，毕业生难以满足行业企业需求而被迫成为受过教育的失业者。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多集中于建筑及传统技术技能领域，在高水平技能领域更新不及时。这与非洲国家职业教育规模较小、教育经费投入极低、跨政府部门管理协同缺乏、教育教学资源严重不足、教师队伍缺乏企业实践经验、基于工作场所的实践学习机会较少、当地职业教育机构管理不完善等息息相关[13]。

伴随中非产能合作的深化，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低技术制造业获得快速发展，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的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正在重点布局[14]。中国对非产业转移释放的本土一线管理运营人员需求，在纵向上提升了对设施设备运营维护的精细化操作要求，在横向上也对综合性职业素养提升、多元化工种扩充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本土职业教育机构显然无法应对中非产能合作日益深化的能力需求，因而需要与我国职业院校合作进行规模化、系统化的本土中、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三）待挖掘的潜力：中非产能合作需要中国职业教育主动作为

首先，中非双方经济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所处工业化发展阶段互相衔接，因而我国职业院校基于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积累的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具有一定的迁移潜力，从而更好地满足非洲产业的人力资源需求。已有研究表明，中非间适度的技术差距更有利于非洲工业实现内生增长而非像其他国家着力于服务业发展[15]。一般而言，职业教育的针对性调整滞后于产业发展，而我国职业教育对特定产业所形成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优势与当前非洲国家的技能人才需求相契合。

其次，大量在非中资企业凭借其经贸活动及雇佣行为激发非洲青年对中国职业教育及培训的需求[16]，加之在非中资企业的属地化用工为中国职业教育输出提供了空间，使中国职业教育具备了相比其他职业教育体系的比较优势。梳理中、德与埃塞俄比亚的职教国际合作实践发现，中国职业教育具有直接面向在非中资企业招募合适技术技能人才的内在驱动力，而德企在非洲部分国家的普遍缺位致使德国的职教出口模式有所偏颇[17]。

最后，我国职业教育经验具有内在丰富性，因区域发展的内在差异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策略及措施，有可能更好地适应非洲内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及不同产业的发展需求[18]。“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示范校、产业学院建设、职教集团建设、行业企业参与职教治理、中国特色学徒制等中国独特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及实践成果，有可能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如缺人、缺钱、缺制度等提供破解路径[19]。

二、实践样态：我国职业院校服务中非产能合作的现实图景

在与中资企业协同“走出去”的动态演进中，我国职业院校在非合作办学积累了丰富的域外实践形态，并探索形成了“鲁班工坊”等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实践载体。其建设模式依托于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标志性成果与在非海外分校的运营管理经验，内嵌于中资企业在非产能扩张的属地化用工需求中，得益于因地制宜确定的多元化合作办学机制、地方政府统筹撬动的地方资源等。

（一）职业院校服务中非产能合作的实践情况

中非职业教育合作首见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非洲部分国家签订的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集中于工程建设及农业技术领域的配套技术人才培训，此后主要以国家教育援助的形式进行。对非援建职业教育机构及培训设施，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的苏丹恩图曼职业培训中心[20]。中国自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开始对非进行系统的职业教育援建，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迎来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海外办学热潮。我国合作建立的在非海外分校落地于赞比亚、南非、喀麦隆、埃及、卢旺达、乌干达、贝宁及加蓬等非洲合作对象国，主要由河南、湖南、山东、浙江及广东等省份的高等职业院校参与。在职业教育对非交流合作的过程中，我国逐步探索出“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相结合的经验[21]，经与非洲合作对象国的积极探索与实践，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延伸区域，非洲国家日渐成为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主要选择之一。依托在非中资企业多年的资源网络及当地职业教育机构的已有资源，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探索形成了海外合作办学的基本合作框架及运行管理机制，为后续“鲁班工坊”的标准化运作奠定了基础。如赞比亚大禹学院采取校企双主体培养、依托企业工程项目办学的模式，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管理主体为“政行企校”四方[22]。我国公益职业教育模式也被在非中资企业引入非洲，但这种由在非中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助力海外项目属地化发展的形式，也面临着从企业办校转变为社会办学以及办学资源的本土化筹措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