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生生涯适应力的类型及影响因素：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摘 要 生涯适应力是个体生涯发展的核心能力，能够帮助个体应对职业生涯中不可预测的变化。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江苏、广西、江西等地高职院校的学生进行调查分析，利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确定高职生生涯适应力的类型，并通过回归分析方法探究父母生涯相关行为、核心自我评价对高职生生涯适应力类型的影响。结果表明：高职生的生涯适应力可分为表现消极型、表现一般型和表现积极型3种；父母生涯支持和核心自我评价正向预测高职生的生涯适应力，父母生涯缺位负向预测生涯适应力。据此提出在学校课程中融入生涯教育理念、在家庭教育中强化生涯发展支持的建议。

关键词 高职生；生涯适应力；类型；潜在剖面分析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02-0047-07

高职院校学生是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正处于从“学习生涯”向“职业生涯”的转变时期，在自我认知和生涯探索上容易表现出过渡状态的矛盾性，加之学生缺少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和职业决策能力，容易表现出难以树立明确目标、缺乏探索精神等迷茫、悲观的心理状态。生涯适应力作为一种心理资源，会对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学业投入等产生重要影响[1]。研究表明，拥有较高水平生涯适应力的个体能够获得更好的初始条件，具备较强的自我效能和职业自信心[2]，在面对生涯发展任务、生涯转换和生涯困境时会表现出更为出色的生涯适应行为。

在以往关于生涯适应力的研究中，多是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即依据生涯适应力量表总分或均值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搭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探讨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此类研究方法忽略了个体在生涯适应力四个维度上存在的差异，且无法精准判断每个个体生涯适应力的发展水平。潜在剖面分析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统计分析方法，通过数据和概率模型来判断个体潜在分类[3]，能较好区分群体中的个体特征。与传统的分类方法相比，其结果更加准确、客观。因此，本研究拟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究高职生生涯适应力间的个体差异。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生涯适应力的理论分析

生涯适应力是个体面对生涯角色中不可预测的任务、变化和生涯问题时具备的心理建构能力[4]，被认为是个体获得生涯成功的重要因素。萨维科斯（Mark L. Savickas）将生涯适应力进一步具体化，认为其应包括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和生涯自信。生涯关注体现对未来生涯发展的关心，帮助个体确立前进方向；生涯控制是应对生涯任务的把控度，使个体拥有自我选择的权利；生涯好奇是对未知生涯领域的探寻，能够强化个体对周围环境和生涯角色的探索；生涯自信是建立自身生涯抱负的信心，促使个体实现生涯目标。

生涯适应力是生涯建构理论（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CCT）的核心内容，该理论认为个体的生涯发展（包括生涯适应力发展）是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间不断“互动—调整”的建构过程[5]，生涯发展结果会受到自身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自身因素是指个体先天的性格本身以及后天经历所养成的习惯、价值观等，主要包括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核心自我评价等人格特质[6]；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等，个体受外界影响并发生相互作用。其中，家庭环境是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最为直接的微环境系统[7]，父母作为家庭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认为是青少年生涯适应力发展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二）父母生涯相关行为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

父母生涯相关行为是指父母为帮助子女做出相应生涯探索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包括支持、干涉和缺位三种类型[8]。支持是指父母鼓励子女主动进行生涯探索并给予一定的帮助，干涉是指父母控制子女的生涯准备并把自己的生涯偏好强加给子女，缺位则是指父母不愿或没有能力参与到子女的生涯发展。高职生有一定的独立意识，但他们面对问题的思考和处理方式仍深受父母的影响。研究表明，父母生涯支持正向预测学生的生涯适应力及其维度[9]。当个体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工具性和社会情感支持时，可以帮助其探索不同工作角色之间的契合性并缓冲生涯困惑中所产生的负面情绪[10]，更有助于个体形成良好的生涯适应能力。而父母生涯干涉行为能够负向预测生涯适应力[11]，冷漠、忽视等生涯缺位行为会对学生的生涯探索活动产生消极影响[1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父母生涯支持行为正向预测高职生的生涯适应力；

H2：父母生涯干涉行为负向预测高职生的生涯适应力；

H3：父母生涯缺位行为负向预测高职生的生涯适应力。

（三）核心自我评价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

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所持有的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最基本的评价，该特性能帮助个体在不同的环境中预测自身行为[13]。研究表明，核心自我评价正向预测生涯适应力及其各个维度[14]，核心自我评价高的个体对自身的生涯发展更感兴趣，更有信心应对职业挑战并成功实现职业目标。当学生能够合理地认识和评价自我时，自身会形成正确的自我认同和生涯认知，进而促进其生涯适应力水平的提升。同时，研究显示核心自我评价和父母生涯相关行为密切相关，两者交互影响生涯适应力的表现[15]。积极的父母生涯行为能够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提升其核心自我评价水平，并做出良好的生涯适应表现[1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核心自我评价正向预测高职生的生涯适应力。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工具

1.生涯适应力量表

本研究采用于海波等人编制的生涯适应力短版量表（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Short Form，CAAS-SF）[17]，共12题，分为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自信和生涯好奇4个维度。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1=不强，5=非常强），分数越高，说明生涯适应力越强。本研究中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4，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5、0.774、0.817和0.876。

2.父母生涯相关行为量表

本研究采用马玲玲翻译和验证的中文版父母生涯相关行为量表（Career-specific Parental Behaviors，CPB）[18]，共15题，分为支持、干涉和缺位三个分量表。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在该量表中感知到的父母的表现越多。本研究中3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3、0.860、0.822。

3.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本研究采用贾奇（Timothy A.Judge）编制、杜建政等人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CSES）[19]，共10题，主要内容包括自我效能感、神经质和自尊等。量表采用Likert 5 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其中有5个项目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863。

（二）被试选取及调研

本研究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江苏、广西、江西、安徽、广东、贵州等地高职院校的学生进行调查，共收回问卷3039份，剔除规律性作答、测谎题、填写时间较短等无效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2279份，有效率为75%。其中，样本平均年龄为19.09±1.19岁，男生702人（30.8%），女生1577人（69.2%）；高职一年级学生1311人（57.5%），二年级学生754人（33.1%），三年级学生214人（9.4%）；父亲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有684人（30%），初中学历的有1120人（49.1%），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有335人（14.7%），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有140人（6.1%）；母亲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有1124人（49.3%），初中学历的有835人（36.6%），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有243人（10.7%），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有77人（3.4%）。

（三）数据分析方法

首先，采用SPSS26.0统计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并使用Mplus8.3对生涯适应力进行潜在剖面分析。从生涯适应力初始模型开始，逐步增加模型类别数目，根据AIC、BIC、aBIC、Entropy、LMR、BLRT拟合度指标确定最优潜在剖面模型。其中AIC、BIC、aBIC的值用于模型比较，值越小表示拟合越好。LMR和BLRT的值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表明模型K比模型K-1的方差解释率更高。Entropy表示模型的分类准确率，指数的取值越接近1表明分类越精准[20]。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生涯适应力潜在类别进行描述分析和差异检验，并采用回归分析来探讨父母生涯相关行为和核心自我评价对不同生涯适应力类型的影响差异。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21]，发现37个项目中共提取出6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为29.962%，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参与调研的高职学生生涯适应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生涯自信维度得分最高，生涯关注最低；三种父母生涯相关行为中，生涯支持行为得分较高，干涉和缺位行为得分偏低；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得分处于中等水平。

既有研究表明，性别[22]、年级[23]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24]会显著影响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因此，在进行关键变量的相关变量分析之前，将学生的性别、年级、父母学历纳入相关分析。由表1可知，高职学生的性别、父母学历与生涯适应力、父母生涯支持、核心自我评价显著相关，年级与生涯关注显著相关。另外，生涯适应力、父母生涯相关行为和核心自我评价三者之间两两呈现显著相关。其中，生涯适应力4个维度（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与父母生涯支持、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正相关，与父母生涯干涉和生涯缺位呈显著负相关。

（三）高职生生涯适应力的潜在剖面分析

以生涯适应力量表的各维度（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作为外显变量建立潜在剖面模型，从剖面数为1的基准模型开始，依次增加潜在类别数量进行模型拟合性估计，结果见表2。从剖面数为1类别依次增加到5类别的检验过程中，AIC、BIC、aBIC的值逐渐降低，3类别后降幅逐渐趋于平缓，表明模型拟合逐步变好；Entropy 值均超过 0.90，当划分为3类别模型时值最高，表明3类别优于2类别、4类别和5类别；当潜在剖面数目为2个、3个、4个时，LMR和BLRT的p值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划分为5类别时，LMR值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从类别概率分布可以看出，4类别和5类别中存在概率值偏低的情况。因此，考虑到模型选择的准确性和简洁性，最终选定3类别作为最优模型。

对生涯适应力潜在剖面分析类别结果的准确性进行验证，以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为指标进行判别分析，结果见表3。对高职生而言，分到该组的平均概率均在0.95以上，分到其他组的概率均在0.05以下，表明生涯适应力类型的预测正确率较高，进一步佐证潜在剖面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此外，生涯适应力潜在类别在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4个维度上的分数分布如图1所示。根据每个维度在各个类别上的分数特点对生涯适应力的3个类型进行潜在命名。第1类在生涯适应力4个维度上的得分相对较低，表明该类别的高职生对未来生涯发展缺乏关心和探索意识，呈现出消极状态，将其命名为“表现消极型”，共773人，占比33.9%；第2类在4个维度上得分相近且均在3.8以上，表明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生涯探索和问题解决的能力，但仍有上升空间，将其命名为“表现一般型”，共1167人，占比51.2%；第3类在4个维度上的得分相对较高，均大于4.6，表明学生拥有较好的与生涯发展相关的态度、信念和能力，能够积极地进行自我认知和职业探索，并做出恰当的生涯决定，将其命名为“表现积极型”，共339人，占比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