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拒性身份：高职教师自媒体的自我呈现

摘 要 抗拒性身份是个体在面对主流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的压迫时，所形成的一种反抗或拒绝被定义的身份属性。聚焦高职教师在当前社会环境中所构建的抗拒性身份，目的在于揭示高职教师所遭受的社会歧视构成与其渴望的文化身份画像。借助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初步探明高职教师在经济地位、道德素养、职业身份、职业投入、职业产出、个人能力等多方面受到“污名”，并据此进行自我表征，从“经济人”“道德人”“单位人”“劳动人”“行业人”“技能人”等多维度建构自身身份。解决高职教师的抗拒性身份，需要关注污名的文化制度因素；鼓励高职教师自我身份建构；为高职教师提供结构性支持。

关键词 抗拒性身份；高职教师；自媒体；自我呈现

中图分类号 G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02-0061-06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对高职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高职教师的角色与使命愈加重要①。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高素质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并鼓励高职院校吸引企业经营管理者、技术能手加入教师队伍，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增强教师的“职业吸引力”。2022年10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也提出，要明确“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引导和鼓励广大教师走“双师型”发展道路。国家在政策层面对高职教师的支持不断加强，然而，现实中高职教师在社会认同与身份价值的实现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由于社会、文化、组织等结构性因素叠加，造成“高职院校教师算不上大学教师”“高职教师的社会影响力和本科院校教师无法比拟”等刻板印象的产生，社会对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度相对较低[1]。

当下关于高职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研究虽然丰富，但这些研究仍然面临着靶点不清、预设过强、研究者参与过度等局限，忽略了高职教师的主体性表达。而扎根理论法可以较好地避开上述缺陷，回答好“高职教师实际面临着哪些方面的歧视”，并从高职教师的自我表征过程中窥探“高职教师自身渴望什么样的公平”，从而为树立起研究靶点做出一些探索。

一、研究设计与实施

（一）概念界定

抗拒性身份指的是一种防卫性的社会和文化反应，是处在相对边缘的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一种反击和自我保护。它反映了那些被排斥群体对那些排斥他们的人的一种回应，即“对于排斥者的排斥”[2]。本研究将高职教师的抗拒性身份定义为：部分高职院校教师在自身的结构性职业身份认同受到外界影响时，为了自我保护和价值确证而建构的身份特征。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

网络民族志是一种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在网络环境中进行的研究，它探索网上群体、文化和社会互动[3]。研究者通常会运用传统民族志研究的方法，比如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等，去理解和解释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行为、交流规则、文化意义以及身份形成过程。适用于探讨个体如何在网络环境中构建自我形象，以及网络身份如何影响现实世界。在研究工具上，选用NVivo12进行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研究人员对数据进行标注、分类和注释，以捕捉关键概念、主题和关系。

（三）研究对象与资料收集

在研究对象上，本研究希望关注身份认同面临危机、被边缘化乃至产生职业倦怠的高职教师，探讨如何使其摆脱当下不利地位。因此，研究对象的选取标准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必须有过高职院校任职经历或者是在职教师；二是遵循知情同意原则，让研究对象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潜在影响；三是对当下自身的身份认同存在困惑，并于网络平台发表相关言论；四是在需要的情况下，对于发表言论可以进一步进行情境性解释，使得研究者能够达成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资料收集上，本研究计划以“高职教师”“真实体验”“歧视”为关键词，在知乎、豆瓣、小红书、微博等平台的搜索栏进行检索。主要收集三类信息：高职教师对自身所受到歧视的述说；高职教师通过自身经历对歧视的抨击；高职教师与评论区的歧视性言语进行互动。选取这四个平台作为研究田野的原因：这些平台在当下是我国公众舆论发表较为广泛的平台，彼此数据的差异性可互为补充，保障了数据来源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其中，微博更倾向于短篇内容，在关于高职教师的公众事件中会有大量讨论；小红书、知乎则可以获取到关于高职教师个体的生活日记、工作心得、职场经历等，相对更贴近个人情感和真实体验；豆瓣用户生成内容较为丰富，可以通过小组或主题讨论找到相关内容，获得一些原生态的观点。最终抓取了相关主题推文236篇，主题回复423条，并将这些原始材料录入NVivo12进行分析。

（四）原始材料分析与编码过程

本研究在分析原始材料的过程中，主要分为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三个阶段，以建立高职教师面临的身份歧视及其应因策略（即抗拒性身份）的理论框架。

一是开放编码示例。在开放式编码阶段，研究者将资料打散、揉碎，赋予概念化标签，对于重复次数大于等于三次的标签进行筛选，见表1。

二是主轴式编码示例。主轴编码是通过对初始概念进行进一步展开和聚类分析，形成更具概括性和综合性的抽象编码，见表2。

三是选择性编码。在选择性编码中，特别注重识别起统领作用的核心范畴。围绕“高职教师”这一个体，以及本研究希望呈现“社会结构与个体期许”这一目标，最终将以上范畴划分为“职业身份与社会观感”“个体期许与角色塑造”两个核心类属，见表3。

四是理论饱和度检验。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饱和度检验，可以确保所建立的扎根理论受到充分而可靠的支持，从而提高其科学性和结论的可信度。本研究预留了七分之一的原始材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发现新收集的数据不再提供新的信息或者不再出现新的概念，因此认为数据基本达到了饱和状态。

二、研究结果分析：抗拒性身份构建过程

（一）结构下的专制：对高职教师全方位的污名

布迪厄提出教育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存在，是极具权威的社会分类机制[4]。在此“场域”之中，高职教师这一身份同样被人社会性识别，这些符号成为整个社会共有的缄默认知并被广为接受。这些共同的理解和象征符号嵌入基础的社会框架之中，形成了对于高职教师这一群体的文化专制，高职教师面临着全方位的污名化。

1.对经济地位的贬低

人性中具有“经济人”的取向，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公设之一[5]。“经济人”作为高职院校教师身份标识是其自然属性“人”的本质体现。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满足自身基本需要。同时，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个人的经济利益获取能力又成为衡量个人才能的标签之一。因此，“项目收入少”“工资收入相对低”等标签，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对高职院校教师经济地位的评价，并不仅仅是对他们个人收入水平的评价，更反映了社会对高职教职工作的价值认知。这种态度可能来源于对教育工作经济价值贡献的低估，以及对高职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和重要性的不充分认识。

2.对越轨行为的泛化

越轨行为可能表现为诚信缺失、责任感降低、对权力的滥用、不公正行为等现象。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部分高职教师行为越轨的现象，这些个体越轨行为是污名化的构建基础。但是部分媒体与个人忽视了复杂的社会、文化和个人因素，而将问题简化为全面的道德危机，将没有问题或者正在积极解决问题的团体贴上负面标签，从而引发不公平的偏见和歧视[6]。

工作态度敷衍、教师道德低下等刻板印象的形成首先源于公众的认知局限。为了便于传递观察所得的高职教师消极形象，公众以简化的形式将其储存在认知中。在共时性维度上，外在他者常会将对某一个体高职教师的道德破碎认知推导至整个高职教师群体。施加污名的个人或社会群体经常忽略高职教师群体内部的动态变化和多样性。这种对高职教师失德的固有印象在社会互动中不断得到强化，进而导致对高职教师群体的污名化情况越发严重。

3.对职业身份的污名

身份是个体社会等级地位的标识，具有结构性和建构性双重特征。身份可以理解为个体或群体通过其社会行动、社会地位、所属群体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等维持和展现的自我概念和社会位置[7]。教师的身份同样包含了结构性的和建构性的特质[8]。前者涉及到教师这一角色的特定生活习惯及其在社会架构中的地位和声誉。承担教育工作的个体往往具备类似的教育背景，并在职责和权益、服务的对象以及行动准则等方面展现出“一致性”。

而从高职教师遭受的污名来看，“无法被称为大学教师”“任职门槛低”等一系列标签的指向大多是对于“一致性”的否认。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师作为高等教育的从业者，却屡屡被贴上具有贬低性、含混性的标签。高职教师身份的内在稳定性及其统一性遭到了破坏，高职教师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高职教师在自己所从事的教育教学活动之中，也就无法产生的积极认知和情感体验。

4.对于职业投入的漠视

职业投入通常是指个人对其职业或工作的心理和情感投入的程度，包括其对工作的热情、专注和坚持。一个高度职业投入的个人可能会表现出对工作的极高兴趣、积极参与、乐于奉献额外的时间和努力，以及对职业成就的强烈驱动[9]。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和实践是人的本质，劳动创造人本身，表现在高职教师这一职业上，则具体表现为高职教师对于知识、技能、情感、价值的传递[10]。

用唯物史观来看待这些现象，对于高职教师职业投入与社会参与的否定，实际上是对高职教师基本价值的全面否定。“工作过于轻松”“工作重心不在教学”等诸如此类的标签会导致高职教师的职业地位和自我价值感受到贬低，进而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教学积极性和专业发展。这种负面看法会使得教师感到不被社会尊重和认可，影响他们对工作的投入和对社会的参与意愿。

5.对于职业产出的轻视

职业产出通常指的是一个职业或行业在经济、社会或文化方面所产生的成果和贡献。职业投入是主观范畴，职业产出则是客观范畴，高职教师的职业产出主要在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得到体现。且高职教师的职业产出具有非计量性、个体差异性、学科差异性，其职业产出并非物质产品，而是对人类精神产品的再生产；生产的精神产品具有“个性”；生产的精神产品都有各自的学科内在逻辑。正因如此，人们在评价高职教师的职业产出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一些显性的、可量化的指标。因此，大众对于高职教师的抨击也往往集中于“贬低职业教育面向的岗位”“教育对象素质较低”，而忽视了高职教育在培养高级实训型人才的独到作用。在这些可量化指标的遮掩下，再加之社会的结构性歧视，使得高职教师的职业产出往往受到轻视。

6.对个人能力的贬低

从“科研能力不足”“实践能力不足”“兼职教师素质良莠不齐”等标签来看，对于高职教师个人能力的贬低主要集中在高职教师对于当前岗位的胜任力。有学者认为高职教师具有“技术技能人”这一属性，即高职教师需要以知识的研究和传播、技术的创新和推广、技能的应用和传承为己任[11]。对于高职教师教学、科研等技能的否定，是对高职教师存在的内在逻辑的否定，也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的否定。

固然，由于高职院校的特殊性质和教学环境，加之“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尚在初期。在此情况下，可能确实会出现部分教师能力不足的状况。但是，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能力是难以具体化的[12]。基于教育具有筛选性的这一假设，高职教师往往会因为学历相对较低，单位层次为“专科”等信号，被加以能力不足的标签。高职教师的能力层次的多维性被忽视，甚至导致了部分教师走向了自我设限。

（二）个体行动：多维属性的自我表征

1.经济人：理性评估后的自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