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升格职业技术大学的实践误区及超越

摘 要 本科职业教育经过激烈深入的理论争辩和务实高效的实践探索，快速实现从概念澄明向实体运行，在稳步发展的征途中越发展现其强大的吸引力。部分高职院校表露出“先上车、再修车、边走边修”急迫的升格情绪，出现因功利思想抑制理性判断的政策认知误区、达标导向驱动资源整合的路径选择误区、脱职向本描绘未来愿景的发展规划误区等非理性升格行为，偏离了本科职业教育发展节奏在“稳”、动力来源于“外”的总基调。为此，在理论层面要加快由学理争辩向指导实践转向，政策层面要强化国家需求与现实条件结合，操作层面要加强类型特征与层次结构调试，风险层面要规避舆论阻抗与合格评估的双重考验等举措，推动本科职业教育稳步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高职院校；职业技术大学；本科职业教育；学校升格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06-0022-05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的规定，大学和学院名称具有等级、办学实力差别的涵义[1]。这不仅是部分高校升格、更名的内在动力，也成为它们追求更高层次发展的直接理由。高职院校处在高等教育学历层次的底部，内在的升格动力更为强烈。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等政策出台后，逐步允许部分专科高职院校升格为职业技术大学，表明国家对专科高职院校向本科职业院校升格由政策限定转向有序开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旦车轮已经启动，速度总是不断增加”[2]。截至2024年6月，已有50多所学校成为本科职业学校，其中优质高职院校独立升格正在成为本科职业教育的办学主流。从部分省、市及高职学校发布的信息通告可以看出，一些学校的升格冲动正在转化成具体行动，力图通过院校合并、大力引才、机构调整等途径快速达到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以便获得升格的优先权。但需要指出的是，办学尤其是办大学是一个长期缓慢的系统工程，而非一蹴而就的跃进式发展，正如英国高等教育家阿什比所说：“大学的进化很像有机体的进化，是通过继续不断的小改革来完成的，大规模的突变往往会导致毁灭”[3]。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高级样态，兼具高等教育的高层次性和职业教育的类型性特征，如何从理论层面研究好办学内在规律、从政策层面理解好办学发展定位、从操作层面实践好办学主体身份转换、从制度层面建设好办学运行机制、从舆情层面控制好办学风险，是澄明职业技术大学为何要办、何以能办、如何去办、办得如何的核心内容，也是确保稳步发展本科职业教育的关键依托。目前，设立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的形式、路径较为多元，本研究主要关注优质高职院校独立升格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及解决方法。

一、高职院校升格职业技术大学的轨迹分析

新生事物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属性界定，以区别于既有的事物[4]。但属性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空条件和特质标识。据估计，世界职业教育办学层次从初等到中等历经数百年，从中等层次到高等专科层次约百余年，从专科层次到本科层次仅几十年[5]。而我国从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首次提出要“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至今还不到10年，尚处探索完善阶段，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给予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一个清晰的属性界定，显然是不现实的，更不符合职业教育内在发展规律，可以暂时把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看作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并参照已有教育样态迭代升级的脉络轨迹和实践经验，对其发展进程进行提前预设和分析，通过科学圈定和描绘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发展阶段及未来图景，更好地指导本科职业教育实践。

（一）申报阶段：解决本科职业教育办学资格有没有

合法性是高校扩展使命时首要考虑的问题。斯科特和迈耶认为，“组织如果要获得支持和合法性的话，必须遵守复杂的规则和制度”[6]。2021年1月教育部印发《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标准》），进一步规范了设置工作，也为高职院校升格提供了重要参照。从我国本科职业教育发展路径来看，高职院校首先需满足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符合办学基本条件，如果被允许申报，意味着达到组织的要求，获得了申报资格的合法性及优先权；如果申报成功获得批准，则表明具备了开展本科层次办学的资格。从这个角度看，高职院校申报设置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或申报成功只代表一种资格的获得，且仅停留在事物起始阶段，并未涉及事物本身，因此，正在进行申报或已获批的院校本质上还依然属于专科层次职业院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科职业院校。

（二）实践阶段：探索本科职业教育怎么办

经过长期的理论争辩和实践探索，稳步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已初步成为多方办学利益相关者的共识，也是近期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改革的新风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体系完善的新抓手和新增量，新设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数量、布点的不断增加和扩大也直接投射出国家政策的意蕴指向和未来发展趋势。首批获得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办学资格的院校已经开启了开展本科层次办学的新实践和新探索，作为一种兼具本科教育层次性和职业教育类型性的新型教育样态，新设职业技术大学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保持职业教育定位不变、属性不改、特色不褪，满足国家和区域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是获取本科办学资格后亟须考虑的核心工作和重点任务，要围绕外部需求做好办学定位、专业设置、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整体设计，增强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充分释放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独特的育人潜能和社会价值，坚持边学边办、边办边改的办学思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本科职教发展模式和实践经验，发挥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作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排头兵和先锋队的引领带动作用。

（三）评估阶段：判断本科职业教育办得怎么样

判断一所“新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看学校的整体知名度，包括培养学生的社会认可度等；二是看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估结果。根据2011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院校评估包括合格评估和审核评估。合格评估的对象是2000年以来未参加过院校评估的新建本科学校，重点考察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教学管理、教学质量、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运行等情况，主要关注办学条件够不够。合格评估“通过”的学校5年后进入审核评估，重点考察本科教学质量与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的符合程度、学校深化本科教学改革的措施及成效等，主要聚焦办学质量好不好、治理水平高不高。严格意义上说，一所新建本科学校只有通过合格评估和审核评估后，才能真正算是名副其实的本科学校。按照我国政府工作惯例和政策惯性，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作为一种“新大学”经过一段时间建设后，接受相关评估或验收是不可避免的大概率事件。因此，从评估的视角看，新设置的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离真正意义上的本科院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高职院校升格职业技术大学的实践误区

（一）政策认知误区：功利思想抑制理性判断

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践行职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具体行动方略，也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但到底由谁来实施职业本科教育，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尝试，承担主体日趋清晰。新建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到职教本科的轨道上来，难度很大，而高职院校升格或试办职教本科的积极性则很高，因此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群体的来源应以高职院校升格为主[7]，优质高职院校举办本科职业教育具有必然性[8]。但通过对国家发展本科职业教育的政策梳理发现，其发展总基调在“稳”、动力来源于“外”。“稳”意味着办学规模不会大、审批时间不会快、设置标准不会低、办学质量不能不高；“外”意味着要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外部驱动是学校升格的主要推动力，而非学校内部驱动升格，不是学校自己想升就升，或符合条件、达到标准就能升，须契合学校外部需求，适应区域产业发展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可见，高职院校热衷升格的急迫行为显然与国家“小步快走”稳步发展思路存在偏差，各高职院校还需精准理解相关政策意蕴，科学锚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方向，避免盲目跟风升格。

（二）路径选择误区：达标导向驱动资源整合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型教育形态，既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也无具体实践模式供参照，自首次提及到现在一直备受关注，在实践中也是“蹚水过河，边试边走”。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强调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但由于地方本科院校对办本科职业教育的认识不统一，响应者和参与者不多，实际效果并不明显。2020年5月，《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发布，允许优质专科层次高职院校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为省属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高职院校迎来一段难得的升格“窗口期”[9]，但很快引起一股“反转设”和“暂停转设”的舆论热潮，浙江、山东、江苏等省教育厅先后发布“全面暂停”或“暂停”合并转设的公告，高职院校“借道升本”的路径同样遭受阻力[10]。尽管本科职业教育在推进过程中遭遇种种困境和挑战，但也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逐步明确了办学主体，优质公办高职院校成为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的核心主体和重要力量。目前，部分高职院校在设立职业技术大学过程中，过于偏重《标准》的达标工作，力图联手地方政府通过院校合并、大力引才、缩减招生等措施快速补齐短板指标，把达标等同于升格，奉行达标至上，一切工作围绕达标转，一切资源向标准集中。但国家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政策方针是稳字当头、质量为先。2021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指出，拟设立的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须把控节奏、优中选优，对照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综合考量后，再编入规划，原则上每省（区、市）不超过2所。事实上，从《标准》的整体内容看，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设置要求并非难以触及，比如对8000人在校生办学规模、450人专任教师师资队伍、累计20项厅级科研项目等要求，都体现出国家层面的政策意图并不是希望通过过高的数据指标带动办学资源整合和集中，而是侧重考查拟申报院校的实然办学状态是否能满足设置要求、契合办学方向。可见，关注内在建设和发展是高校的首要任务，对待升格则要持有功在平时、水到渠成的平常心，如果部分院校试图通过短期应急性资源整合实现升格，既违背高等教育内在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国家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路径选择。正如美国亨廷顿学院改名为亨廷顿大学过程中，该校委员会主席史密斯（Smith）所说：“从近期的学校认证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排名情况来看，都说明我们符合大学身份所具有的条件是把学校的名字由‘学院’改为‘大学’的时候了。”“学院”改变名称成为“大学”传递的信号是采用“大学”的名称是“姗姗来迟”的[11]。

（三）发展规划误区：脱职向本描绘未来愿景

悉尼大学前校长盖文·布朗说过：“大学的发展源于很多浪漫的想象。”[12]学校发展规划既是浪漫的想象，也是把浪漫变为现实的重要依托和关键抓手。新建大学或院校更名改制要求提交的发展规划不同于常规的五年发展规划，而是基于新生院校的未来发展场景，通过预设可能的困难和瓶颈、创造性提出可操作性解决方案等一系列程序来明示学校将何去何从，并对未来学校的样态进行画像。在具体办学实践中，发展规划也是学校实施自我管理过程的起点，大学发展规划的研制，不能脱离校情、凭空臆想[13]。校情不但为大学发展提供了基础性资源，也决定了大学可调动的资源总量。高职院校在升格过程中研制发展规划时，也要关注校情，其中职业性是高职院校最重要的校情，职业性是区别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类型边界，是高职教育存在的基础，也是其核心价值和优势[14]。根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设置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要有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稳定的专业建设经费、稳定的实训基地等条件和要求，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拟设置的本科专业需在原本较为成熟、水平较高的专业中进行遴选，并需契合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新职业、新岗位的新需求，主要解决人才培养层次、层级的战略问题，而不是弥补现有人才培养规模或数量短缺的技术问题，更不是转轨变道，走普通本科院校老路的道路选择问题。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办学定位要坚持职业教育定位、属性和特色，培养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可以看出，无论在办学方向还是人才培养规格上，新设职业技术大学都需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和内在要求。但部分院校在编制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发展规划过程中往往更为关注办学的层次问题，倾向按照传统本科院校的发展思路和过程轨迹来规划学校的未来愿景，如重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等，而对教育的类型问题重视不够，尤其是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与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普通本科教育的差异及优势未能讲明白、研究透、区别好，导致在规划学校未来发展时，办学目标在“职”与“本”之间摇摆不定、资源配置在“优先发展”与“雨露均沾”之间过犹不及、路径选择在“全面推进”和“浅尝辄止”之间徘徊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