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何以可为与何以作为

摘 要 面向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既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所需，亦是优化人才供给结构赋能制造强国建设、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所向，有其自身“可为”的逻辑遵循。在实践中，应当深化产教融合，打造基于专业群的现场工程师学院，推进数字赋能、创新基于学徒制的培养模式，实施专业认证、构建“专业认证+职业资格证书”的培养标准，强化关键能力、培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加强专题研究、夯实现场工程师教育理论与实践根基，以实际“作为”贡献职教智慧与工程力量。

关键词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产教融合；现场工程师学院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02-0006-07

作者简介

付达杰（1983- ），男，江西财经职业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职教育、教育信息化（九江，332000）；张炜（1974- ），男，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工程教育与公共政策；唐琳，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数字化转型下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精准培养及其有效性研究”（23YJC880024），主持人：付达杰；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实践共同体的工程学习作用机理及其干预策略研究”（LZ22G030004），主持人：张炜；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教育评价改革视阈下我国职业技能竞赛制度实施效应及其改进策略研究”（21YJC880067），主持人：唐琳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1]。2022年9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决定联合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以下简称“专项培养计划”），提出面向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下人才紧缺技术岗位，遴选发布生产企业岗位需求，对接匹配职业教育资源，以中国特色学徒制为主要培养形式，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现场工程师培养标准，建设一批现场工程师学院，培养一大批具备工匠精神，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2]，并于2023年3月启动第一批培养计划项目申报。“专项培养计划”是我国因应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塑造职业教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必然诉求与应然之举。在此背景下，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何以可为，何以作为？本研究将从概念内涵出发，基于动因逻辑、行动路径两个层面，回应探究这一问题。

一、缘何而是：现场工程师的概念界定

（一）工程师及其培养体系概述

工程师作为一种社会化的专门职业缘起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机器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劳动分工，催生了一批专门从事机械工程技术工作的工种，即工程师。到19世纪初，英国、美国、法国等工业化发达国家陆续成立了专门的工程师协会，与之对应的高等学校工程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工程师培养成为当时世界工业国家的基本教育战略并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国最早的工程师组织系1913年“中国近代工程之父”即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牵头发起的中华工程师学会。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我国才真正建立了基于工科院校的工程师培养体系。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我国工科院校在教学计划中曾明确规定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工程师”[3]。此后数十年，工科类专业一直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据主体地位，工程师培养一直蕴藏在高等学校工科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之中。2010年6月，教育部在天津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并于2011年印发了《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强调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实施的层次包括工科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三个层次，培养现场工程师、设计开发工程师和研究型工程师等多种类型的工程师后备人才”[4]。当时的现场工程师实际包含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之中，但其对应的是工科的本科生。到了2017年国家正式启动新工科建设，2018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5]，我国的工程师培养进入到基于新工科建设的快速发展期。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我国的工程师培养也因此渐渐演进窄化为“卓越工程师”培养。“专项培养计划”的实施，将现场工程师从原来普通高等教育培养转向职业教育专项培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一“窄化”的拓展。自此，我国建立起由“卓越工程师”与“现场工程师”两大培养计划引领、兼顾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工程师培养体系。

（二）现场工程师概念界定

现场工程师在我国并非一个新术语。早在1950年代，我国即有文献关注“现场工程师”，如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提及工业大学学生在毕业设计工作中，许多学生已经卓越地完成了现场工程师的任务[6]。到1970年代，现场工程师这一术语常散见于各类工程技术刊物之中[7][8]。到1980年代，我国即有学者关注到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如余力等人提出职业教育是以现场工程师的规范来培养学生的，所以讲课内容都侧重于施工过程、方案、操作方法、设备、工艺、材料等的选择，以及劳动组织等[9]。“专项培养计划”强调培养“具备工匠精神，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10]，规定了现场工程师的能力素质，但究竟何为现场工程师，尚未形成统一权威概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研究人员认为现场工程师是在现场建造、操作和维护复杂机器和工程系统的工程专家。他们在工程技术人员中数量最多，保证各种复杂工程系统的建造和正常运转[11]。孙慧平将现场工程师定义为既能参与工程设计又能在现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技术人员[12]。曹留成强调现场工程师为工作在工程类岗位的合格员工，能做好现场工程工作、胜任现场管理与技术双重岗位职责、能现场发现和解决问题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13]。颜彦指出现场工程师又称现场应用工程师，是在生产、工程、管理、服务等一线岗位上，用科学技术创造性地解决技术应用问题的复合型、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其内涵包括技术岗位实践能力和管理岗位创新能力，是“现场技术工人+工程师”岗位职能的叠加[14]。综合以上观点，本研究将现场工程师定义为：在生产、工程、管理、服务等一线岗位现场，具备基本的工程素养、管理能力、实践能力与具身技能，能够创造性地解决现场实际问题、支持现场各类工程技术系统的正常运转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现场工程师是一个基于场地的相对概念，相对于设计开发工程师、研究型工程师等非现场工程师，在现场是其显要特征。现场工程师包含在技术技能人才范畴之内，现场工程师与职业教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定位十分契合，立足职业教育培养现场工程师适得其所、恰得其义。

二、何以可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动因逻辑

（一）政策要点

1.施策主体与对象

“专项培养计划”系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工程院、全国工商联五部门联合实施，这种多部门施策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还是与产业发展、企业管理、工程技术以及各类工商活动息息相关的交叉领域问题。与此同时，“专项培养计划”提出“校企联合实施学徒培养和在职员工培训，健全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协同发展新机制”“累计不少于500所职业院校、1000家企业参加项目实施”[15]。可见，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职业学校与企业是同等重要的主体，在校学生学徒与企业在职员工皆是现场工程师培养的重要对象。这明显区别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仅以工科类专业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在校生为教育培养对象。

2.产业指向与岗位面向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作为专项计划，具有明确的产业指向与清晰的岗位面向，即“紧密对接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求”“面向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下人才紧缺技术岗位”[16]。实际上，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正是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最紧迫的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随着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布局，对现场工程师需求最为迫切。2023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第一批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指出“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项目将分领域分批次进行，第一批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开展。紧密围绕人才紧缺技术岗位需求，针对生产制造、测试装调、试验试制、现场管控、设备运维等一线岗位”[17]，产业指向与岗位面向，落实到职业教育层面，则是规定了专业方向，侧重于工程技术类专业。

3.配套政策

为推进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专项培养计划”设计了系列配套政策支持[18]：包括对企业的支持，如“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向项目企业倾斜，对纳入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组合式激励”“对参与学徒培养的有关企业进行补贴”；对学校的支持，如“学校参与专项培养计划情况作为高职‘双高计划’”“中职‘双优计划’等考核遴选的参考”“对绩效显著的学校给予奖励”；对学生的支持，如“中国银行支持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专项培养计划学生奖学金”。不难发现，这些多元化的配套政策，在于保障现场工程师的有效培养，故而皆为鼓励性政策，而无限制性政策，主要通过项目认定、补贴奖励、资金支持、用地优惠等对参与培养项目的主体予以激励。

（二）政策动因

1.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所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到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到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已成为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本质要求。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与产业距离最近[19]，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其关键在于适应技术变革与产业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各行各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向，由此催生了新产业，形成了新业态，生成了新模式。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成为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的重要理念。实际上，当前产业转型升级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不再局限于专业结构层面，而是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革命性的变革要求[20]。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转型升级，亟需一批高素质现场工程师及其对应的工程技术专业支撑。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是职业教育增强适应性、应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职业教育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路向。

2.优化人才供给结构赋能制造强国建设，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所向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并强调“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我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许多产业面临工程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要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21]。《中国制造2025》指出“坚持把人才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走人才引领的发展道路”[22]，如何在未来全球价值链中占据制高点，是我国建设制造强国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这既是产业发展问题，更是人才队伍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工程师培养一直是由普通高等教育承担。2019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3]。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从层次划分转到类型区别。制造强国建设，不仅需要大量卓越的设计开发工程师、研究型工程师，更需要大量卓越的现场工程师。因此，培养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不仅是解决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工程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更是健全我国工程师培养体系、优化人才供给结构的重要举措。从高等教育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到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是职业教育担当工程师培养使命、彰显自身类型特征的现实需要。

（三）内在逻辑

1.理论逻辑：职业教育再生产与职业教育场域重构

鲍尔斯和金蒂斯提出了工业社会学校教育再生产阶层结构的机制——符应理论。符应理论强调工业社会的学校教育不仅培养了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还再生产了工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结构存在一种感知符应关系[24]。尽管符应理论是观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学校教育再生产，但其对现代职业教育仍有启示。工程师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现场工程师可视为职业教育因应工业发展产业升级“再生产”的结果。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一方面是职业教育面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发展需求，培养供给相应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也是职业教育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地位的“再生产”过程。早在1866年，马克思就表示“教育应该理解为三方面：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把生产劳动、智育与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25]。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上对于职业教育及其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有着“低看一眼”的认知偏差，对于工程师则能“高看一眼”，尽管很多技术技能人才就是工程师。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这一社会认知偏差让职业教育与工程师处于不同的场域，制约了职业教育发展与技能型社会建设。如图1所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职业教育“再生产”冲破了“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场域的惯习，生成“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现场工程师”的新场域，形成职业教育与工程师的符号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