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理路：何以必要、何以为忧与何以化忧

作者简介

周驰亮（1990- ），男，广西师范大学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桂林，541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产教融合共同体知识治理模式及落地机制研究”（BJA230031），主持人：邓小华

摘 要 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内在动因来看，数字化转型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从政策驱动来看，教育数字化战略布局引领职业教育发展方向；从技术赋能来看，数字技术推动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然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现实隐忧，表现为“技术崇拜”冲击职业教育的“育人本位”，职业教育的“治理机制”脱节于“数字化生态”，教师主体的“数字素养”滞后于“数字化创变”，职业教育的“数字基础设施”掣肘“数字化发展”，“技术颠覆”引发职业教育的“数字伦理风险”。基于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应从锚定目标、协同治理、夯实素养、筑牢根基以及走向善治五个维度探究纾解之道。

关键词 教育数字化；数字化转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07-0013-0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1]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塑造职业教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取向，是贯彻新时代国家教育政策的具体实践。从本质内涵来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并非停留在技术改造上，而是构建职业教育新生态，强调数字技术对职业教育的主体、内容、空间、治理、文化等要素的渗透与融合[2]。从价值意蕴来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嵌入职业教育生态系统，促进职业院校优化组织形态和育人范式，助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高质量培养。从现实表征来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融合的新形态，其系统性的教育创变过程体现了复杂性、动态性以及重构性等特征，表征为机遇与挑战长期并存、技术与教育深度互嵌以及人机协同共促。因此，基于教育强国建设和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亟待进一步梳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理路，厘清其实然动因与现实挑战，探索职业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向。

一、何以必要：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然动因

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源于多重要素的融合推动。从内在动因看，数字化转型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从政策驱动看，教育数字化战略布局引领职业教育数字化的发展方向。从技术赋能看，数字技术重塑职业教育生态，推动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

（一）内在动因：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数字化转型是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技能型社会。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旨在持续优化教育结构，有机契合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布局，动态适应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需要，促进职业教育优质均衡发展[3]。以上教育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需要发挥数字化发展动能，促进职业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提质增效，改善职业教育组织形态和教学过程。从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来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立在数字化转换与升级的基础上，以价值赋能为导向，凸显技术要素、数据要素在职业教育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组织架构、教学模式、育人方式等全方位创变，提升职业院校的发展活力与育人成效。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职业教育提前谋篇布局、积极应对变局的时代选择，旨在适应产业布局、有效服务经济发展，推动职业教育供给与产业经济发展相契合，培养“德技并修”型人才，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依托数字技术赋能，挖掘数据要素价值，精准把握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的发展态势，增进政府、学校、企业以及社会力量多元办学的协同共促，进一步推动产教融合、校企优势互补，构建开放性、协同性以及适应性的教育生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旨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推进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数字平台搭建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的衔接机制，强化教育链、产业链和人才链的有机联动，实现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结构的紧密对接，推动人才供给机制与就业市场需求结构的匹配。

（二）政策驱动：教育数字化战略布局的方向引领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战略指导，引领着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方向。“十三五”规划纲要将“数字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党和国家针对教育数字化的战略布局彰显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强调数字技术应用的整体推进，全面促进教育系统性创变，有效解决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开拓了新的路径。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4]。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加强职业院校数字技术技能类人才培养，深化数字经济领域新工科、新文科建设，支持企业与院校共建一批现代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实习”[5]。教育数字化战略布局从人才培养、数字资源建设、校企合作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明晰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取向。

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大力发展适应新技术和产业变革需要的职业教育。优化发展环境，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提高内涵质量”[6]。2023年全国教育数字化现场推进会提出“大力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7]。党和国家全面推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支持和鼓励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提升职业院校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协同化水平，优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加速推进数字技术的嵌入与应用，建构职业教育数字化生态系统。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布局释放了政策红利，以政策驱动促进教育数字化产业发展，而数字化产业与教育的有机联动，又能拓展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空间[8]。

（三）技术赋能：数字技术推动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

数字技术逐渐渗透到教育要素中，通过数据要素实现学情分析、课程教学、人才培养、管理服务等方面的高效运行，推动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互嵌融合，重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体系提质升级，助推职业教育结构优化、功能升级以及价值再造。人工智能、5G、云计算、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有机嵌入，赋能教育链、人才链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数字技术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更灵活的延展空间，促进职业院校、企业以及行业组织等机构的沟通与互动，破解数据孤岛和系统壁垒，改善职业教育供需结构性失衡，强化跨组织机构的数据流动和共享，依托模式重构提高协同质量与决策效率[9]。数字技术塑造了去边界化、去中心化的教育场域，创设虚拟与现实、正式和非正式教育相融合的育人空间，其数据互联、人机协作的功能形态搭建了联结互通的交往平台，推动跨区域、跨校际的教育资源共享，促进产教融合的纵深发展。

数字技术赋能职业院校教育教学的创新应用，推动育人模式和教学空间的重构，赋能“教学评”一体化建设，优化教育教学实施过程，实现课堂教学空间、企业工作情境的有机融合，丰富教学情境，增进学习体验。职业院校通过数字技术开展课堂教学评估，精准识别学生的学习需求，进而制订适应学生发展特征的教学实施方案，改变过去高度同质化的教学模式，强调精准化、个性化人才培养，推动定制化学习，深度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10]。数字技术延展了职业教育的时空边界，推动同步课堂、专递课堂以及双师课堂建设，助推集智化教学、远程学习等新模式的常态化建设，为学生构建了开放包容、自主建构的学习空间。此外，数字化转型改变了职业教育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传播形式，优化职业教育教学方式和培养模式，通过数字化平台联通企业车间场景、企业工艺流程以及工作过程知识，并实时融合到职业教育的教学、评价以及管理等环节，促进学生程序性知识的习得与内化，提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

二、何以为忧：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挑战

数字化转型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是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布局的重要实践。然而，随着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数字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日益显现，亟需审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从职业教育的关键要素来看，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隐忧主要表征为“育人本位”目标容易偏离、职业教育的协同治理滞后、教育主体的数字胜任力不足、数字基础设施鸿沟以及数字技术伦理风险。

（一）目标偏离：“技术崇拜”冲击职业教育的“育人本位”

数字技术推动职业教育系统的重构，促进现实情境与虚拟空间的交互融合、教学时空的延展以及个性化学习的精准服务，同时容易引发职业教育育人目标的偏离。一方面，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容易衍生“技术崇拜”倾向，进而造成数字技术对人的霸凌。“技术至上”的取向偏离了学生全面发展的时代要求[11]。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片面强调数字技术的便捷性与智能化，进而滋生了“为数字化而数字化”“为转型而转型”等现象，忽视了职业教育的育人本位和教学规律，偏离了职业教育的根本目标。因此，数字化转型容易脱离职业教育的本质要求，因过于注重数字技术的即时性价值而忽视长期效应，进而导致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容易催生“技术依赖”心理，盲目夸大数字技术的作用，容易忽略教育对象的实际需求。“重技术、轻学生”成为当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而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需求、学习特征以及学习效能尚未得到足够关注和重视。事实上，职业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并非纯粹的技术系统。数字技术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要素，数字平台是开展教育教学的有益补充与延伸，并不能完全替代教师和课堂教学。因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推动人与技术的共生，促进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虚拟空间与现实情境的有机融合，以便更好地培养人才。质言之，当前需要审慎看待数字技术融入职业教育的实践逻辑，坚持以“育人本位”理念引领职业教育数字化健康发展。

（二）联结松散：职业教育的“治理机制”脱节“数字化生态”

数字技术促进教育要素、技术要素和产业要素的融合与发展，推动职业教育系统的开放性与协同性，并逐渐改变职业院校的组织形态，使得多元主体参与和协同治理机制成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然而，职业教育“治理机制”脱节“数字化生态”，面临协同管理制度滞后、产教融合辐射效应不足、校企合作深度不够等困境，难以满足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要求。其一，多元主体协同管理制度滞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但目前缺乏系统推进的管理制度，相关政策文件对参与主体的职责边界缺乏明确规定，出现协同方式不清晰、主体责任不明、联结松散失序等境况，难以构建多元协同格局。受到组织惯性和组织文化的影响，职业院校、企业以及行业组织习惯于过去的运行模式和实践逻辑，短期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要求。其二，产教融合辐射效应不足。因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投机性倾向，导致产教融合面临体制机制障碍，难以触及人才培养[12]。区域之间的产教融合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基于数字技术的协同治理模式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产教融合的纵深发展面临现实桎梏。不同职业院校参与产教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不平衡，部分职业院校合作项目多，与行业合作紧密有序；而部分职业院校缺乏稳定的校企合作项目，进而难以形成整体效应，阻滞了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其三，校企合作出现“校热企冷”现象。因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的内在属性差异，教育链与产业链存在脱节的情况。职业院校基于人才培养的价值理性，积极拓展校企合作办学，而企业基于市场营利的经济理性，难以发挥合作办学的主体作用，深度参与双边合作的积极性不足。企业过多依赖产业激励政策，对推进职业院校课程优化、教材开发、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环节的效果不佳，导致数字技术难以转化为教育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