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动能机制:价值、要义与路径

作者: 蒋士会 张钰与 陈露海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动能机制:价值、要义与路径0

作者简介

蒋士会(1967- ),男,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桂林,541004);张钰与(1994- ),女,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陈露海,广东科技学院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青年课题“西部地区乡村本土人才振兴的现实困境与机制优化研究”(22CSH034),主持人:欧阳修俊;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重大课题“广西大中小学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体化策略研究”(2023JD08),主持人:蒋士会

摘 要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动能机制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化、动态生成的复杂系统。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动能机制的价值体现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内在要求、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必然选择、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据此,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动能机制的核心要义包括:激活生产要素,乡村特色产业群建设;对接区域需求,培育乡村多元化实用人才;驱动空间效应,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发展;打破时空藩篱,铸就村民可持续发展样态。为保证动能机制的有效运转,可以通过建构产学研创一体化模式、构建引—育—留全链式服务、推动文化+乡村深度融合和聚焦不同群体发展需求等运行路径,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 乡村全面振兴;职业教育;动能机制;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10-0058-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且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乡村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明显的短板仍然在‘三农’,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农村。”[1]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2]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教育力量,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也愈发凸显。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3]基于“乡村振兴”,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在产业带动、人才训育、技术积累、社会服务、生产转化、生态重构、组织建设等方面的优势愈加凸显,在实践检验的同时也促进自身机能的完善[4]。对此,笔者认为,目前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需厘清两个问题:第一,职业教育究竟应释放什么动能,才得以助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等全面振兴?这是当前学界亟待探讨的理论议题。第二,职业教育应通过什么路径才能激发和保障这些动能的正常发挥,有效回应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诉求?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机制一词来源于希腊文“mechane”,意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5]。把机制的概念引申到教育领域,则形成教育机制。依据教育机制理论,教育活动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且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也影响着教育的运行机制,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对教育的诉求是变化的,对教育机制进行改革是一个持续的状态[6]。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动能机制是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关系最为紧密。不同时期的乡村社会背景对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诉求呈现阶段性变化。在这种变化中,职业教育与乡村全面振兴趋于优化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动能反作用于乡村社会,最终推动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所以,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动能机制实质上是一个不断演化、动态生成的复杂系统,其内部结构、规模和要素等均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中。

一、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探寻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方位的振兴,其所承载的是农民、农业和农村“三农问题”的价值关联。故此,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动能机制的价值可从人才兴农、技术强农和产业富农三方面进行探讨。

(一)人才兴农: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内在要求

培育农业新质人才①是推动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着力点。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7]新质生产力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主要包括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力是生产关系中最活跃、最积极的核心要素。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农业人才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期待,职业教育是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兼具职业性、教育性和技术性,应然承担着的责任担当与重要使命,这意味着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也要因时而动、因势而新。职业教育作为培育农业新质人才的主要承担者,通过发挥育训并举优势的“孵化器”功能对农村劳动力进行系统性改造和创新性升级,培育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农业新质人才,继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主体自觉,促使职业教育在人才供给、智力支持等方面更有效地赋能乡村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人力、技术等多方面支撑。

(二)技术强农: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必然选择

农业是国家发展的基石。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倍速变革,以大数据、传感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驱动力的智慧农业发展迅速,对农村技术创新提出更高的要求。当下,“农业科技资源的配置与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相适应,导致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不足”[8]。职业教育在农业技术研发与攻关、成果转化与推广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以技术研发的实用性和创新性为牵引的驱动要素,通过职教集团、特色学院、乡村振兴学院等模式,以“技术研发+人才培养+产教合作”为功能载体构建农业技术研发共同体,深化科教融汇,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推动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结构质变,推动技术创新在全社会产生积极的扩散效应,促进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集约化、精准化、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加速农业经济的整体性迭变,最终重构城乡职业教育链与农业链的协同关系,提升职业院校服务农业发展的能力与水平。

(三)产业富农: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增加农民收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强调:把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摆在突出位置。然而,城乡之间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城乡要素自由、有序交流的体制机制壁垒尚未有效破除。《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99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8175元[9]。由此可见,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村共同富裕迫在眉睫。根据OLS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投资职业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仅低于普通教育4%,同时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投资职业教育的经济收益在50、75分位点上分别高出普通教育5%、4%[10]。显而易见,职业教育进一步拓宽农民就业创业的增收渠道,持续性推动农民收入实现群体性和实质性增收,对促进农民增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助推农民增收,缩小低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

二、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动能机制的核心要义

基于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判断,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动能机制主要包括四个面向。

(一)激活生产要素,引领乡村特色产业群建设

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高质量职业教育供给不是统一的、标准化的,而是差异化的、特色化的,其根本在于满足乡村发展需求的特殊性[11]。2019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指出,依托种养业、绿水青山、田园风光和乡村文化等,发展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乡村产业,更好彰显地域特色、承载乡村价值、体现乡土气息[12]。乡村具有城市不可代替的地域优势,乡村产业要振兴,须在“特色”上下功夫,以“特”制胜。2011-2022年,农业农村部分批次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进行认定,每批次认定数量在300~450个之间,见图1。国家积极培育乡村特色产业村增量之势促使职业教育从“发展乡村产业”到“乡村特色产业”的动能转向,使职业教育成为乡村经济振兴的助推器。职业教育与乡村经济存在同频共振、联动共生的联结关系,推动乡村经济特色发展是职业教育安身立命之所在。职业教育主动适应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需要,促进教育要素与产业要素的双向统整,有效推动人才交互、资金溢出、技术创新、信息交流、项目服务等生产要素向乡村场域的有序流动和高效富集,促使更多校企合作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地制宜地培育乡村特色产业群,打造品牌共创、链条共建的乡村特色产业经济圈,形成极具规模的特色产业集群效应。如重庆城市职业管理学院在9年的工作实践中探索出“党建引领、产教协同、资智助推、项目帮扶”的“1+2+3+4+N”高职院校助力乡村振兴新模式②,是助力“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重庆市云阳县泥溪镇打造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园、枞林村柑橘园和黑木耳产业基地项目,黑木耳、香菇种植规模分别达到100万段、100万袋,成为名副其实的重庆“黑木耳之乡”[13]。显然,职业教育通过要素集聚效应乡村特色产业群建设,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无法取代的功用。

(二)对接区域需求,培育乡村多元化实用人才

乡村全面振兴,人才培养是核心。人力资源是乡村全面振兴中最重要的供给要素,而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全面振兴新形势推动下,承担着培养数以万计高素质实用人才的重要任务。职业教育需要根据乡村社会发展需求以及乡村人才振兴对“人”的价值追求,明确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功能定位[14]。这就需要进一步澄明“乡村发展究竟需要什么人才,职业教育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什么人才”的供需逻辑。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全方位培养各类人才,扩大总量、提高质量、优化结构[15]。据此可知,乡村人才结构的供需逻辑指涉规模、质量、结构三个向度。

第一,在乡村人才规模方面。职业教育精准对接区域乡村发展的缺口数量,最快速、最高效地通过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方式对既定的乡村人口资源进行有效管理与改造,开发和挖掘隐匿在他们身上的潜能、知识等资本,并将其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在短期内培养大批量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第二,在乡村人才质量方面。乡村经济已从传统的粗放型向现代的精细型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新兴业态的衍生转型对从业者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0.8%,小学文化程度占13.7%,初中文化程度占56.0%,高中文化程度占17.0%,大专及以上占12.6%[16]。全国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占比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且不同区域的乡村人才质量参差不齐,职业教育更要重点关切区域发展需求对高层次职业教育的质量要求,铸造高学历乡村人才输出的主阵地。

第三,在乡村人才结构方面。《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清晰指明了乡村振兴对人才类型的应然需求,即乡村治理人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农业农村科技人才、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农业生产经营人才“五类人才”[17]。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课题组对山东、广东、浙江、河北、湖南、江西等6省20个县(市、区)乡村人才振兴现状的调研指出,农业农村科技人才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衡,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农业战略科学家、创新团队比较匮乏,具有较强科技应用转化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企业技术人才存在较大缺口[18]。这迫使职业教育主动承担起培养乡村各类实用人才的教育使命,直接瞄准乡村场域“五类人才”的市场需求,推进乡村人才高效交互,厚植人力资本积累。

(三)驱动空间效应,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发展

乡村全面振兴,文化相承是灵魂。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的人文内核,潜藏着乡村人民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我国乡村社会正经历从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转向现代版的“城乡融合中国”,物欲的病态膨胀僭越精神的深层寻绎,将乡村文化囚禁于方寸之地,甚至产生了“文化断层”。教育作为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因具有较强的价值引导作用,被赋予了振兴乡村文化的时代使命[19]。因而,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更应释放文化动能,自觉践行振兴乡村文化的时代使命。其中,职业教育驱动文化空间效应,主要包括乡村文化生活空间的延承和乡村文化生产空间的创生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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