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生态适应及其优化策略

摘 要 增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是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基于生态学理论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适应性进行分析发现，其规模效应不足，竞争优势不明显，关联效应较为分化，存在发展主体缺位、发展目标移位和发展资源不足等问题。为此，应从生态位与生态链接两个层面入手提升本科职业教育的生态适应性。一方面，科学论证培养目标，促使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的生态位分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办学质量的生态位跃迁；重塑数字化生态，推动职业本科的生态位迭代。另一方面，加强跨学科专业群建设，提升专业生态关联；加快职普融通，提升职教体系的生态关联；加强物质、信息、能量的流动，提升职业教育的产教关联。

关键词 生态适应；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生态定位；生态链接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前提和基础。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有序有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1]。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探索增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发展策略，推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资源整合、普职联合、产教融合与前沿竞合，对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的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生态适应：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适应性的一种分析视角

生态适应源于进化论，是指生物随着生态因子变化改变自身结构、形态和特性，以便适应环境的过程。生态适应是一个动态过程，正如达尔文所言，“没有一个地方一切生物达到彼此完全适应或与环境完全适应的状态”[2]。合理的生态位是物种发挥生态功能的决定性因素，其是指物种的功能定位及其资源利用的最佳范围，生态位空白会导致系统功能的缺位，生态位重叠则会引起物种间的恶性竞争。而物种的多样性能有效促进生态位的分化与互补，从而增强生态系统的韧性。作为一个新生物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产生弥补了长期以来本科层次职业型人才培养的缺位，促进了职业教育类型化、体系化发展。同时，也打破了原有的资源分配格局，促进种内（不同职业教育之间）或种间（职普与产教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推动职业教育生态系统的迭代与进化。

任何物种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环境及其他要素形成相互作用的网络结构。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将个体所处的生态环境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在系统与宏观系统等[3]。从微观层面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内部的专业结构、师资、课程等互为依托；从中观层面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与其他层次职业教育贯通衔接，形成了职业教育生态系统；从外在系统看，职业教育是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普通教育并行，形成了共生效应；从宏观系统看，教育系统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人才结构等发生着广泛联系，形成“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的生态链接。这些系统相互嵌套、互为连接，共同构建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生态网络，见图1。

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生态适应性分析

无论在自然系统抑或社会系统，合作或竞争总是存在一种复杂的平衡[4]。从竞争关系来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生态适应性受到种群规模与种群优势的影响。从合作关系来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与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在系统与宏观系统发生着广泛联系，这些生态链接影响着本科职业教育与系统之间能量、物质与信息交换的效率，进而影响其生态适应性。

（一）种群规模：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规模效应

种群规模是指物种及其生产要素的总量，换言之，本科职业院校的数量越多，教师、学生以及教学设施等知识生产要素的规模越大，其生存空间越大。截至2023年8月底，全国共有33所本科层次职业院校，约占全国高校总数的0.3%。但从种群成长速度来看，其规模逐渐扩大。2019年共有15所职业本科院校，2020年增加7所，2021年增加10所。2023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同意设置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函》，同意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整合资源设立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职业本科院校增加至33所。种群密度是指单位面积内物种及其生产要素的数量，生物的密度越大，个体对资源占有越少。2022年全国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招生7.63万人，约占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总数的0.5%。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校均19487人，高于普通本科学校的16793人和高职（专科）学校的10168人，可见我国本科职业院校数量仍较少，单所学校的学生规模较大。同时，当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资源利用水平仍偏低，一方面表现为生师比仍然较高，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生师比为18.31∶1，高于普通本科学校的17.65∶1，但低于高职学校生师比的19.69∶1[5]；另一方面表现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在职业教育体系招生的占比偏低，2022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484.78万人，约占中高职及本科招生总数的32.2%；高职招生538.98人，约占35.9%；普通本科招生467.94万人，约占31.2%；而职业本科招生7.63万人，仅占0.5%[6]。这将导致中高职学生上升通道不畅，影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功能的发挥。

（二）种群竞争：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优势效应

种群优势是竞争力的重要表征之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越高，竞争力越强，其生态适应性越高。目前，本科层次职业院校之间的竞争力差异明显，“2021年度中国本科层次职业院校综合竞争力排行榜”显示，排名第一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第二名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相差56.1分[7]。随着更多院校的加入，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竞争力逐步提升。2023-2024年全国职业本科院校竞争力排行榜共有32所学校参评，其中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100分，而排名第二与第三的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紧随其后，分别为95.14分和94.12分[8]。种群内部竞争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其生态位的重合度，物种的生态位越趋同，其在资源获取方式上的竞争越大，反之，生物的多样越高，资源利用的差距就越大，其种群竞争越小[9]。从总体上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多样性较高。从学校类型来看，33所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分属于理工、综合、财经、艺术、语言、医药、农林等类别，其中理工类最多，约占16所，综合类10所，其他均为1～2所，这有助于错位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区域分布来看，河北、山东、江西和广东各有3所本科层次职业院校，陕西、广西、山西、甘肃、浙江各2所，河南、四川、湖南、上海、江苏、新疆、重庆、海南、福建、辽宁、贵州各1所，其分布与职业教育及产业发展水平较为一致。类型与区域的多样分布有助于本科层次职业院校的生态位分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办学性质来看，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正从单一走向多元，2021年仅有一所公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2023年公办本科职业院校上升至11所，不仅物种的多样性得到进一步提升，物种的竞争力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专业是本科层次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质量建设的基础性单位。职业本科院校基于区域产业发展与自身基础，形成具有特色的专业结构，通过错位竞争，提升自身的竞争力。然而，从目前我国职业本科院校的本科专业设置来看，部分专业设置仍呈现出一定的同质化现象。如2022年参与招生的32所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共设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608个，覆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专业目录（试行）》19个专业大类，涉及67个专业类，约占专业目录90个专业类的74.44%。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专业共计244个，约占专业总数的40.13%，38%为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数字创意产业，与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医药产业对接的专业偏少。从人才供给来看，部分专业招生人数过密，导致生态位重叠。2022年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招生7.66万人，其中排在前五位的专业依次是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工程技术、软件工程技术、大数据与财务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前三个大数据相关专业招生近1.2万人，远高于其他专业[10]。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竞争力，影响其生态适应性。

（三）生态链接：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关联效应

作为“产业链—专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生态链的核心物种，本科层次职业院校通过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沟通知识技能生产者、知识分解者、传递者和消费者，链接区域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整体而言，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产教关联效应良好。2022年我国职业本科专业与三大产业相对应专业数的比值分别为1%、32%、67%，与我国202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值4%、44.2、51.8%较为适切[11]。但是，本科职业院校与区域的关联效应较为分化。一方面，体现为院校层面关联水平与维度的差异。以区域服务为例，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技术服务、培训项目、培训学时等综合指标上遥遥领先，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效应十分显著。如2022年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技术服务到款额为9327.58万元，远超出其他本科职业院校。服务区域不仅包括技术服务，为企业等社会相关机构提供培训也是职业院校服务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如表1所示，运城职业技术大学、广西城市职业大学等院校则在非学历培训及公益培训等方面成绩显著。可见，本科职业院校区域服务贡献的模式有着较大差距，各校应根据自身发展定位，形成契合自身发展的生态链接。

另一方面，本科职业院校与区域关联效应分化还体现为区域辐射范围的不平衡，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关联效应主要集中在核心地区。目前，广东省3所本科职业院校共35个专业招收本科生，主要对接珠三角核心区的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汽车、软件与信息服务、人工智能等支柱产业。如2023年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升本后，首批招收本科生200人，招生涵盖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现代通信工程、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数字动画6个专业[12]。这一方面是考虑契合深圳特色优势产业，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学校在长期发展中打造的2个高水平（世界一流）专业群（国家“双高”专业群）——通信技术、电子信息。可见，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在办学发展过程中强化“专、产、教”的链接，形成了“产业链—专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生态链接。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与一带（沿海经济带）以及一区（北部生态区）的关联效应仍有待提升。从区域布局来看，3所本科职业院校集中在珠三角核心地区，其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分别位于珠三角的双核心城市——深圳和广州，而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两个区域仍没有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布局。从专业关联来看，三所学校开设的专业主要以珠三角的产业链为主，而沿海经济带以及北部生态区的港口经济、海洋经济、现代农业与食品、休闲运动等专业相对较少。可见，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生态链接仍有待进一步向腹地拓展。

三、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生态适应性的影响因素

尤斯图斯·李比希（Justus Liebig）将自然环境中影响生物生命活动的要素称为生态因子（ecological factors）[13]。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生态适应性受到发展主体、发展目标、发展资源等生态因子的影响，其中发展主体是基础，发展目标是关键，而资源则为本科职业教育提供发展动力。

（一）发展主体缺位

一是优势物种缺位，目前职业本科院校规模还相对较小，并且整体实力不足。全国仅有33所职业本科院校，主要以民办本科和合并专科院校为主，办学实力比较薄弱，这导致优势物种缺位，无法形成良好的辐射引领效应。如2021年参与金苹果排名的18所本科层次职业院校中，仅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一所院校评分高于90分，其他院校无论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科教产出与学校声誉等方面均有着较大差距[14]。近两年，本科层次职业院校的办学竞争力也得到一定加强，比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被誉为职教的“小清华”，这些优质院校的加入，有助于引领本科层次职业院校的发展，提升种群竞争力。二是共生物种缺位，企业、行业等共生主体的参与不足。目前一些本科层次职业院校的产教合作仍停留在浅层，未能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这导致知识技能生产者、分解者、传递者与消费者的生态链接断裂。当前，应进一步调动本科层次职业院校与企业、行业等发展主体的积极性，构建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生产实践于一体的产教场域。

（二）发展目标移位

一是办学目标的移位。由于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定位为专科层次，职业本科教育缺乏成熟的发展路径可供参照；同时，作为一个新生物种，我国尚未形成与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相匹配的政策制度体系，对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评价体系、资源配置等配套措施尚未完善，职业本科的生态位资源获取困难，将导致职业本科办学特色和发展定位模糊、摇摆，甚至导致其生态位“漂移”。二是人才培养目标移位。当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还存在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和职业专科人才培养的差异性不明显、与高层次专业学位教育的衔接度不够等问题，导致职业教育应然目标和实然路径的失衡。本研究通过查阅33所职业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发现，部分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多采用“应用技术型、技能应用型”的说法，对应用本科与高职专科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之间还存在认识偏差，这间接反映了学校对自身育人目标和发展定位尚未统一。本科层次职业院校作为高层次职业教育的载体，如何制订出符合职业教育特色和高等教育特色的育人目标，是当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亟待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