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的现实危机及其消解路径

摘 要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优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职业本科教育作为职业教育层次上移的“产物”，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感低的现实危机。调研发现，社会民众普遍认为职业本科教育存在办学质量不高、本科属性不强、发展前景不明等问题。对职业本科院校转型前的办学背景及其定位进行分析发现，当前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存在类型定位模糊、办学资源不足、制度建设缺位和评价体系缺失等问题，进而引发了社会“认同危机”。为提升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形象，可从优化类型定位、发展数字技术、加强学科建设、完善制度体系等方面来消解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认同危机，从而构建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新形态。

关键词 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1]，为建设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指明了方向。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本科教育获得了迅猛发展，逐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2014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22年3月，教育部将“推动职业本科教育稳中有进”列入职业教育“五大突破”的重点工作之一。由于我国高职院校发展长期处于招生录取批次靠后、录取分数垫底、办学条件有限、就业质量堪忧等相对劣势地位，人们给职业教育贴上了“低级教育”“二流教育”“差生教育”“兜底教育”“打工教育”等标签[2]。职业本科教育作为职业教育领域的新生事物，难以避免地给人们留下了传统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在职业本科教育蓬勃发展的现实情境下，社会民众不断强化职业本科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事实，自动屏蔽或弱化其层次的提升[3]，致使职业本科教育很难一下子走出“低级教育”“二流教育”等现实桎梏，最终导致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社会认同度低下的现实危机。本文通过分析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尝试从“社会认同”角度对阻碍其高质量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消解路径，以期改变人们对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危机”的过度解读，重构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新形态。

一、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危机的现实表现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现阶段我国虽然已明确了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但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认同危机”，主要体现为职业本科教育办学质量不高、本科属性不强、发展前景不明等方面。

（一）“固有思维”根深蒂固：办学质量不高

为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促进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职业教育的结构调整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选择。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工作，职业教育突破了“层次壁垒”，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4]。然而现实情况是，职业本科院校在我国的发展转型之路困难重重。主要表现为：受固有思维影响，社会民众普遍认为职业本科院校是学生考不上普通本科院校的无奈选择，认为其综合实力较差、办学质量不高，种种因素造成社会民众对职业本科教育的认可度普遍不高。究其原因，职业本科院校作为近年来本科高校的“新生儿”，其转型前院校类型复杂，并且大多数职业本科院校是通过民办院校升格转设而来。研究表明，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办学存在差异，如办学基础薄弱、教育教学资源匮乏、本科教育经验不足以及师资队伍建设标准低等问题，致使由民办院校升格转设的职业本科院校不可避免地延续了既往不足[5]。同时，职业本科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相比，还不能很好地满足民众对于本科教育的期待，更无法激发考生的报考热情，致使民众极易产生职业本科院校办学质量不高的负面印象。

（二）“次等教育”标签挥之不去：本科属性不强

为推动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我国进行了诸多探索与尝试。突出表现为部分民办专科院校升格、独立学院转设或与高职合并转设为职业本科院校。但通过“升格”“转设”而来的职业本科院校，受办学基础、师资力量薄弱等因素影响，难以获得社会民众的完全认同。民众普遍认为，职业本科教育是高职高专教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次等教育”[6]。我国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更倾向于扶持普通高校，对于职业本科院校、独立学院、职业专科院校等的投入相对有限。国家层面的相关教育制度与政策间接导致了民众的教育分层意识，社会上普遍存在精英教育、普通教育是“优等教育”，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的认知偏见。由此，家长和学生很少真正了解过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实际，并片面地认为职业本科教育就是“次等教育”，迫使许多有就读职业本科院校意向的学生望而却步。目前，我国虽已出台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但是职业本科教育的评估或评价标准、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等仍待完善，致使职业本科教育落地难[7]。同时，由于职业本科院校相关设置标准不完善，致使职业本科院校在发展过程中无法提供本科层次院校应有的资源和服务，导致职业本科教育本科属性不强，很难在短时间内撕掉“次等教育”的标签，最终产生社会民众对职业本科教育认同感低的负面影响。

（三）“普职分流”政策深入人心：发展前景不明

“普职分流”主要是指依据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兴趣爱好，自主选择进入普通高中、职业高中进行学习。通过调查我国中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普职分流”的实质是“普职分层”，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考不上普通高中的学生，就等同于被“淘汰”到了中等职业学校。虽然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一直在持续完善，但很多政策大多是通过在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工作来推进的，短期内还不能普及到全国各地。一些未开展试点工作的地区，其民众往往因为信息滞后等原因对职业本科教育产生误解，如部分家长和学生仍认为职业本科教育的本质是高职高专。同时，职业本科教育还具有较强的职业性，但对于部分刚从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来说，一些对技术要求很高的专业，学生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往往不太容易上手，不如一开始就不选择职业本科院校。另外，职业本科教育领域未形成明确的专业认证制度，学生学习成果还不能与外界等值互通，无法从根源上为学生提供就读动机。家长、学生以及用人单位自然很难像对待普通高等教育一样重视职业本科教育[8]。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导致职业本科院校立足职业岗位或领域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愿望落空，其发展前景令人堪忧。

二、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危机的成因剖析

截至2023年8月，我国已经通过“升格”“转设”等方式先后建立了32所职业本科院校，发展速度较快。但随着教育现代化、数字化的推进，职业教育类型化不断深入，推动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下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职业本科教育现实发展情况，本文从职业本科教育的类型定位、办学基础、制度建设以及评价体系等方面对其“认同危机”的成因进行剖析。

（一）升本漩涡下的类型定位模糊

实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是国家在高职教育领域释放的一个重大“利好”，也为职业院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9]。但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背后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调研发现，我国高等院校行政化问题相对突出，不同层次、级别的高校所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和资源扶持迥然不同，在“级别决定待遇”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本就有“升本”追求的高职院校，其“升本”想法变得愈加强烈[10]。而这种现象极易导致许多高职院校为了“升本而升本”，最终陷入“升本”漩涡。同时，“升本”成功的高职院校在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上很有可能会偏离职业本科教育的原有类型定位，很大程度上会被普通本科教育“同化”[11]。若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与普通本科院校无异，那就意味着普通本科院校可以替代职业本科院校，职业本科院校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如职业本科院校在面临本科层次教育教学评估时，通过盲目、片面地开设与普通本科院校相类似专业课程的方式，以求达到本科层次教育教学评估标准，从而忽视其职业性、技术性的本质属性，造成职业本科院校办学定位不清和发展方向不明等问题[12]。长此以往，将导致职业本科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发展趋同。

此外，由于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大多系高等职业院校升格或转设而来，推动职业本科院校高质量发展需对其原有的专业进行适当改造，但限于转型前原有院校基础薄弱且办学惯性较大等原因，专科专业向本科专业升级过渡面临很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的职业本科院校容易安于现状，延续转型前院校的办学风格，保留旧有专业的办学特色，过度追求职业性、技术性，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选择性地忽视职业本科教育的“本科性”“高等性”等基本属性。另外，“一些具有企业背景的民办院校，学校创始人通常为民营企业家，管理体制为董事长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政府、教育部门联系还不够紧密，常常受限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模糊定位，致使教育部门无法对其进行针对性指导”[13]。如“民办试点院校原有的专业基础与本科的要求相差甚远，很多专业都达不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管理办法（试行）》中的基本条件”[14]。目前职业本科院校以职业专科教育为主体，逐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存在两种培养规格共存、两种教育类型融通的理论和实践困境。职业本科教育如果不解决教育类型和办学定位问题，不真正提升教育质量，将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社会民众的认同。

（二）规模扩大下的办学资源不足

推进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充足的办学资源为依托。从我国职业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过程来看，众多职业本科院校受制于转型前的既有办学惯性，普遍面临着基础差、办学资源不足等问题，突出表现为办学经费不足。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全国职业高等院校校长联席会议共同完成的《2022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指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有待加强。报告显示，“2021年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未达到12000元水平的省份占比12.5%；与2020年相比，部分省份生均拨款水平‘不增反降’”[15]。近年来，我国教育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但仍有部分省份未达到生均拨款水平。为了促进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职业本科院校势必面临加强内涵建设的问题，但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将在很大可能上难以维系其正常运转。同时，由于试点学校的多样性，使得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形成一种多主体办学的模式。不同的办学主体极易导致职业本科院校在办学过程中获得的财政资源、体制资源和市场资源等方面存在差异[16]。如由民办院校升格而来的职业本科院校，其办学经费主要依赖于学生缴纳的较高学费或当地资金扶持等。这类职业本科院校，其办学定位发生改变，对学生培养的标准也会发生改变，随之产生的问题便是学校对教育资源的需求量变大。调研发现，由民办院校转型而来的职业本科院校所需要的师资、教材、仪器设备、实训基地等将面临巨大的资金挑战。办学经费短缺带来的教学资源短缺问题，成为影响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合法性机制下的制度建设缺位

根据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观点，“职业本科教育得以存续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必须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受制于‘合法性机制’，即职业本科教育要实现顺利转变、达成成功变迁，便须让制度适应社会、法律、文化、环境等的观念、图示、框架、行为，让制度为人们所接受、为环境所悦纳，取得‘合法性’地位、结构性融合。否则，制度注定是不成功的”[17]。首先，我国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标准建设不完善。尽管教育部已经颁布了职业本科教育专业目录、专业简介，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及实训条件建设标准仍处于待完善状态，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与普通本科相近，难以凸显职业本科教育的独特性[18]。其次，职业本科院校学位授予工作处于发展阶段，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也处于试验阶段，致使职业本科教育还未能较好地形成一体化人才培养流程，现阶段职业本科教育还不能与普通本科教育“相提并论”[19]。同时，职业本科教育的层级也不能完全与普通本科教育“挂钩”，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还不能完全落实，致使民众无法对二者进行有效选择，最终导致职业本科院校相较于普通本科院校而言，出现入学率低、生源较差等问题。再次，虽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歧视职业院校毕业生”[20]，但如何保障其实施以及建立什么样的监督机制并未提及，企业、事业单位用人标准也并未体现出对职业本科院校人才的需求。上述情况影响了社会民众了解和报考职业本科院校的积极性，也进一步造成职业本科教育的“认同危机”。最后，相关制度建设不完善。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方面，虽然我国制定了一些制度，如保证中等职业院校、高等职业院校与职业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总体方向上的一致性，但其并未就“新兴”职业本科院校的具体人才培养独特性进行说明，此举也就无法说明职业本科教育专业学位授予的独特性[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