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改革的动态跟踪和系统调试

摘 要 基于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改革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围绕职业本科招生制度进行调研，发现社会大众对职业本科招生胜任力持保留态度；管理者、考生、教师和家长分别以“主动推进”“裹挟前进”“被动卷入”“边缘守望”的角色参与职业本科招生；中职生、高职生和普通高中生形成了“分类非协同”的招生模式。为此，要夯实职业本科招生胜任力，提升职业本科教育的价值期许；通过“换位宣传”减少信息损耗，提升被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根据考生教育背景，通过“因材施考”录取最优资质考生。

关键词 职业本科教育；分类招生制度；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18-0028-08

一、问题提出

自我国试点高职院校单独招生以来，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职业高等教育考试招生体系[1]、考试招生政策[2]、考试招生模式[3]和改革路径[4]等，相关研究有力回应了我国大力改革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中的现实问题。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学界开始聚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如本科层次职业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5]、本科层次职业高等学校的办学性质[6]等，这些研究为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但目前本科层次职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职业本科”）通过专升本、对口招生和普通高考招生，较多研究往往对某一种入学途径进行研究或将其置于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职业高等教育贯通等研究中，鲜有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改革的研究。

目前，教育部正在不断完善“职教高考”顶层设计，扩大职业本科、职业专科学校通过“职教高考”招录学生比例，推动“职教高考”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特别是职业本科招生的主渠道。本研究之所以强调“本科层次”的职业高等教育招生，是因为职业高等学校招收专科学生的刻板印象较深，往往忽视了本科职业教育的招生与普通高等教育招生“分类且平等”的属性。因此，上至国家政策，下至招生院校，都在强调职业高等教育需要构建符合自身逻辑的招生制度。这种逻辑是在类型视域下构建职业高等教育多层次发展需求的“职教高考”制度，包含着为招收专科和本科层次的职教生服务的使命。唯有此，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改革才能“力争让更多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7]。

二、理论框架

所谓“利益相关者”，即所有能够影响或者决定企业发展的个体或者机构，无论其影响力强弱，都能支撑企业完成目标[8]。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是一个“利益关系的集合”，利益分化是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了解管理者、考生、教师和家长在改革中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冲突，才能找到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协调目标。一方面，了解这些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关心招生院校、招生计划和专业、招生形式、招生录取和招生监管的哪一方面；他们对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改革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另一方面，了解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招生院校、招生形式、招生录取和招生监管这四方面的冲突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利益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为此，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性与个性认识，构建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执行感知的分析框架，见图1。

三、访谈调查

（一）样本来源

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本科教育的需求是推动本科层次高职学校分类招生改革的主要动力，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形式，对职业本科招生主要负责人或管理者、教师、家长和学生进行访谈，访谈单位尽量选择招收中职生、高职生和普通高中生的职业本科。为提高访谈数据的可信度，本研究在第一批成立的15所职业本科里面选择4所，在第二批成立的7所职业本科里面选择2所，在第三批成立的6所职业本科里面选择1所。访谈调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20年3月初，与在职业本科工作的熟人交流，并大致了解职业本科招生的有关信息，进一步厘清访谈问题，拟定初步访谈提纲。第二个阶段于2020年10～11月进行前期访谈，先测试并分析5位受访者的数据。基于前期访谈资料，修改了访谈提纲中的部分问题表述方式，并确定最终访谈提纲。第三个阶段于2021年6～12月进行，对职业本科招生办负责人、教师、考生和家长平均访谈30～45分钟。除了面谈外，本研究大多采用在线访谈形式，借助微信、邮件、腾讯会议等，访谈了7所职业本科招生就业办的管理者、7位不同类型的考生、6位不同专业的教师和5位家长，录音时长约1130分钟，形成约106672字的访谈文体，受访者的编码信息见表1。本研究的受访者均是自愿参加访谈，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受访者基本信息均采用代码的形式编写，且访谈前均征得了受访者同意后进行录音。

（二）文本处理

本研究用NVivo12plus对25份访谈文本进行编码，首先将所有文件导入软件，再按照资料能提取的信息分析访谈文本，共手动编码290次，参考点为290个。为了提高文本资料处理过程的科学性，一是在该软件中为管理者、考生、教师、家长分别建立4个父节点和22个子节点，研读材料后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本科层次职业高等学校分类招生的行为表现形成126个参考点；二是为考查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职业大学招生胜任力的评价，在软件中分别建立正面、中立和负面3个父节点和7个子节点，研读材料后，继续形成48个参考点；三是为考查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的了解情况，在软件中按照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对职教高考、专升本和普通高考分别形成50、39和27个参考点，这三种招生入学途径共形成116个参考点，见表2。最后，对这些参考点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全面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本科层次职业高等学校分类招生制度改革的认识。

四、研究结论

（一）职业本科院校形成“夹缝中求生”的招生胜任力

无论职业本科面向哪类生源招生，职业本科的办学性质、招生专业都不会随着生源类型而改变。职业本科作为高等院校之一，社会大众对其有共识。考生作为人才选拔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他们是否将职业本科作为报考的目标院校与职业本科所能提供给考生的资源有关。访谈结果显示，管理者、考生、教师和家长都认为职业本科学费很高（n管=4，n考=3，n教=1，n家=5），但学校用以改善教育质量的投入很低，难以满足家长和考生对高质量软硬科资源的期待（n管=1，n考=2，n家=2）；此外，由于职业本科升格较为仓促，很多考生对于职业本科“发什么毕业证”“能不能考公”等存在疑惑，这些未知结果很多高校管理者也无法向考生明确解释（n管=4，n考=1）。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印发《关于做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的意见》，明确了职业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考生却普遍认为“同样的学位，和其他大学的毕业生（颁发的毕业证相比）也没啥竞争力”。加之职业本科招生专业设置有限（n管=2，n考=1）等客观存在的事实，引起考生不满。与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本科招生的负面评价相比，管理者认为职业本科开设的本科专业质量很高（n管=4），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本科的发展也充满了信心（n管=1，n考=1，n教=1，n家=2）。当然，社会大众认为职业本科属于新生事物，困惑于校名“职业”二字（n考=6，n家=7），他们并不认为职业院校将“院校”改为“大学”会改变其“教育质量差”的事实，这是职业本科受排斥的主要原因，见表3。

（二）管理者、考生、教师和家长“主被动固化”的招生参与行为

第一，管理者作为人才选拔的主体，“主动推进”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改革，即宏观上响应国家号召，扩大职业教育的影响，微观上关心招生宣传、招生计划、职业技能考试、招生与育人的关系。具体表现为：71%的管理者致力于扩大招生宣传，消除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但社会大众对职业本科的发展依然存疑；还有71%的管理者积极探索更适合职业本科的招生专业，但是招生专业的申报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省域内招生专业需要统一布局，职业本科倾向于招生的专业与教育主管部门审批的招生专业之间存在分歧；75%的管理者致力于促进职业技能考试公平公正公开的实施，但该考试难免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科学、公平、充分测量考生的技能水平仍是职教高考改革的痛点；随着职业本科招生的发展，43%的职业本科招生办都在有意识地分析职业本科的招生竞争力，发现职业本科的招生竞争力与办学性质密切相关，公办职业本科对考生的吸引力远远大于民办职业本科；57%的职业本科都对本科专业实行单独管理，从学生日常生活到教育教学都配以学校最好的资源。

第二，考生作为人才选拔的客体，被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改革“裹挟前进”，即考生个体的身份特征决定了他们只关心与自己相关的考试。具体表现为：考试的指挥棒效应决定了86%的考生只能“考什么就学什么”，无暇顾及其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在升学考试中被动地应试，甚至为了升学考试放弃正常的实习实训，很少有学生能精进技能学习，导致很多考生仅仅了解相关职业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免试入学的政策（57%），却无法达到免试入学的标准；57%的考生处于被动升学状态，即他们在没有明确生涯规划的前提下，升学成为他们最“正确”的选择，导致考生为了被成功录取，放弃之前所学专业（71%），选择容易报考的学校和专业。这一情况在有些专升本可以跨专业报考的省份最为凸显，还有部分面向“三校生”招生的学校，学生也会换专业升学。最后，如果考生的考试分数没有达到他们想要报考院校的录取分数线，民办高校也会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43%）。

第三，教师“被动卷入”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即教师只关心和教学密切相关的学生，顺带了解招生。其中，67%的教师都认为招生是招生办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只参加阅卷或者监考工作，但是可以做到在监考中秉持公正（50%）；有67%的教师仅了解自己所教班级学生的情况，不了解其他专业或者班级的招生情况，对学生的专业背景也仅限于了解（50%）；虽然教师认为生源和教学的关系密切，但是他们根据不同生源特征调整教学方式的能力较弱（50%），也不会深究专业学习和生源特点之间的关系（50%），仅限于在不同的班级调整教学进度。

第四，家长成为职业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改革的“边缘守望”者，即学费成为职教本科分类招生制度改革中亲缘关系的最直接体现。其中，80%的家长都不太了解孩子升学情况、考试情况，甚至不了解职业本科，但他们100%地支持孩子读书，认为学一门技术总是好的，将改变命运的机会寄托于职业教育。如果孩子能考上职业本科并获得本科文凭，更是他们所希望的。这说明中国家长仍然认可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能成功被录取的愿望抵消了对高昂学费的唏嘘，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本科分类招生的行为表现见表4。

（三）中职生、高职生和普通高中生“分类非协同”的招生录取模式

第一，对职业本科开展中职招生进行SWOT分析。如表5所示，调研发现要求中职生在专业大类下报考职业本科的规定保证了生源质量（n优=6），管理者和考生认为“知识+技能”考试评价办法比较适合评价中职生，更有利于促进中职生升学（n优=2），而且专业技能考试的通过率颇高（n优=5）。但职业技能占比太少，学生的技能水平不能拉开差距（n劣=1）。当中职生的技能考试成绩不相上下，而文化课考试成绩过低时，会拉低考试总成绩，导致很多学生未被录取（n劣=4）。此外，职业技能考试实施过程中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引发很多教育公平问题（n劣=5），很多职业本科为了不浪费招生计划，对职业技能的评价标准按照当年的招生和报考人数随机调整（n劣=1），如果当年招生计划完成情况不容乐观，职业技能考试则“放水”。

当然，随着职教高考取消对中职生升学比例的限制，中职生报考职业本科的人数越来越多（n机=4），职业本科招生给他们提供了直接进入本科院校学习的机会（n机=2），即使最终考试分数线没有达到职业本科的录取分数线还可以上职业专科（n机=1）。但中职生是中考分流后到中职学校的学生，这些学生的文化水平较差，许多职业本科对中职生的招生比例有所限制（n威=1），而且也不太倾向于招收中职生，已经招收了中职生的职业本科也倾向于减少中职生的招生规模（n威=3）。此外，许多分配给中职生的招生计划并没有完成（n威=3），而有些专业则不能满足中职生的报考需求，说明职业本科面向中职生的招生专业布局不太合理。为了提高生源质量，部分学校要求学生文化课成绩达标才能参加职业技能考试（n威=2），为了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部分管理者认为应该取消职业技能测试（n威=1）。

第二，对职业本科开展高职招生进行SWOT分析。如表6所示，高职生通过专升本进入职业本科主要得益于有些省份专升本只考核文化课，这颇受学生的青睐（n优=1），有些学校用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折算英语成绩（n优=1），说明能减少学生备考压力的招生办法均受学生的欢迎，即使学生考试分数过低，也有高录取率的民办大学可以选择（n优=4）。此外，为了完成招生计划，跨专业报考导致专升本生源质量参差不齐（n劣=6），这一问题在管理类的专业颇为突出，考生为了被成功录取而放弃之前所学专业（n劣=3）。实际上，专升本实行“文化课+专业理论”招生评价模式脱离了高职院校“理论+实践”的培养模式，导致学生形成了以理论考试为导向的应试学习（n劣=2）。

近年来，我国逐步扩大了专升本的招生规模（n机=5），这与高职生强烈的升学意愿（n机=5）不谋而合。职业本科在保持专科招生规模的前提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探索专本衔接模式（n机=1）。然而，地方本科院校或者应用型本科院校也在开展专升本工作，这给职业本科招生带来挑战；有些省份要求考生只能报一所志愿学校的规定，降低了录取机会（n威=3）。在不能跨省报考的背景下，考生颇为抱怨；当然，民办、公办高校分批次录取，也导致民办职业本科生源质量堪忧（n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