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理论视角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模式、现实挑战与推进策略

作者简介

高明（1982- ），男，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沈阳，110136）；丁洪宾（1997- ），男，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政策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4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沈阳市现代化都市圈职业教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研究”（2024lsljdybkt-019），主持人：高明

摘 要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基于共生理论视角，市域产教联合体包括地方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主要共生单元；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模式存在多种类型，对称性互惠共生和一体化共生是最理想的模式；共生环境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市域产教联合体面临着共生单元协作不畅、共生模式不够理想、共生环境建设薄弱等挑战，应通过发挥多主体引导力量、提高各主体协作质量、提升社会认同和支持等举措统筹推进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

关键词 产教融合；市域产教联合体；共生理论；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19-0042-06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重要抓手[1]。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中“一体两翼”的重要一翼[2]，其本质是构建城市、产业和教育的共生关系。共生理论视角，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施路径。

一、共生理论与市域产教联合体

（一）共生理论

共生理论（Symbiosis Theory）是一种研究不同物种相互依存的生态学理论。“共生”（symbiosis）最初由德国植物学家海因里希·安东·德·巴里（Heinrich Anton De Bary）在1879年将其定义为“不同生物体的共同生活”。他认为共生是一种自组织现象，生物体之间出于生存的需要必然按照某种方式互相依存、相互作用，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美国生物学家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1938-2011）等人在“盖娅假说”的基础上提出共生理论，是指关于不同物种的有机体之间自然联系的理论。随着共生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之间、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共生关系。共生理论的应用逐步由生物学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并受到了广泛关注。柯勒瑞（Ceaullery） 与刘维斯（Leweils）在德·巴里的研究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共生的形成与作用机理，提出了互惠共生等多种共生关系。共生单元、共生关系和共生环境是共生理论中的关键要素，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关系是核心，共生环境是条件[3]。

（二）市域产教联合体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在城市或城市群的行政区划内，以产业园区为基础，地方政府、行业企业、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高校，为实现产教深度融合、产学深度合作，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通过契约联结的方式建立较为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市域产教联合体充分发挥政府、产业、企业和学校的主体作用，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服务产业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功能，通过搭建联合体人才供需信息平台，建设区域性技术服务平台，广泛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等人才培养模式，建设产教融合的共享型实习实训基地，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紧密结合[4]。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牵头单位包括市级地方政府、职业院校和企业，带动其他相关主体等多方参与；建设目标是打造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多方协同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内容包括联合体的运行机制、共建共享机制、人才培养模式、服务市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形成区域特色等；建设手段包括金融、财政、税费、土地、信用、就业和收入分配等政策措施；建设目的是在市域内建设城市、产业和教育的命运共同体，为市域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三）共生理论与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适切性

共生理论强调利益互惠、和谐共生，与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初衷即打造“多方协同的命运共同体”相契合。共生理论揭示了不同群体、组织之间的自然联系和互惠互利关系，注重多主体的协调发展，为市域产教联合体中各参与主体的协同合作与资源整合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原则。市域产教联合体是一个多要素组成的系统，共生模式可以用来研究系统内特定的内在关联和各要素的力量均衡情况，优化系统的运行。市域产教联合体既需要良好的环境作为支撑，也要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生理论中的“主动适应和改造环境”的思想，将有助于营造有利于产教联合体发展的环境条件，也将指导市域产教联合体根据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明确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技术服务平台。

20世纪50年代，共生理论开始被运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中，从自然科学延伸到人文科学，如区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研究等；在教育学中也得到了创新性应用，如职业启蒙教育资源整合的困境与突破、高校协同创新模式与路径研究等[5]。运用共生理论的相关研究丰富了研究对象，完善了共生理论的知识结构和逻辑体系，为共生理论应用于市域产教联合体提供了可行性。共生理论对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共生现象和共生机制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案例。例如，细胞内共生研究的协调性、互补性和稳定性，为市域产教联合体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与互补提供了借鉴；社会共生研究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协作性，为市域产教联合体中不同类型、层次、领域的职业教育资源和需求的整合与满足提供了借鉴。

二、共生理论视角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模式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共生单元是构成联合体的各个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行业组织、科研机构、职业院校等。市域产教联合体有多种发展模式，在利益分配上最理想的是对称性互惠共生，在共生的紧密程度上最理想的是一体化共生。共生环境为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对的所在市域的内外部条件。

（一）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能够生产和交换能量的基本单元，是共生体存在的物质基础。共生单元有多种形式，比如生物、组织、机构、系统等，通过一定的共生方式相互传递物质、信息和能量，达到共同的目标或利益。不同的共生关系，共生单元显示出不同的性质和特征，主要体现在质参量和象参量两个方面。质参量是共生单元内在性质的指标系，决定了共生单元的内部特征；质参量各指标的重要程度具有动态性，某个时间节点起主导作用的是主质参量，质参量的变化决定了共生能量的状态和变化。象参量是共生单元的外部性质的指标系，从不同角度反映共生单元的外部特征，象参量也具有动态性[6]。质参量和象参量之间相互作用反映了不同的共生关系。反映共生单元特征的主要有共生度、共生系数、亲近度、同质度、关联度、共生密度和共生维度等六个指标。对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而言，共生单元包括地方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异质共生单元。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地方政府特别是市级政府或园区管委会要发挥主导作用，省级政府应配合地方政府做好联合体的建设。产业园区是指由政府或企业为实现产业发展目标而创立的特殊区位环境，包括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物流产业园区以及产业新城、科技新城等，以政府主导型为主。职业院校包括高中层次的职业学校/技工学校、专科层次的高职院校/技师学院、职业教育本科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具有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普通本科高校。

（二）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是指不同的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或相互结合的方式，反映了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和互换关系，以及各共生单元之间作用的强度。联合体内共生单元对共生新能量的分配对称性反映了共生行为的差异。根据共生单元之间的行为方式，共生关系可分为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对称性互惠四种模式。寄生模式不产生新的能量，能量在共生单元之间单向流动，一方获益而另一方受到损害。偏利共生模式产生新的能量，能量在共生单元间双向流动，仅一方获益，另一方无得失。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是指共生单元通过分工产生新的能量，所有共生单元都分配到新能量，但分配不平均，存在主动和随动的现象。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通过分工合作产生新能量，所有共生单元都分配到能量，且分配较为均衡[7]。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最理想模式是促进联合体内部各共生单元实现对称性互惠共生。市域产教联合体通过跨组织的互补合作所产生的知识、技术和资源，在政府、产业园区、企业、职业院校等共生单元中按需分配，即所有的共生单元需求均得到有效满足。根据共生单元之间的组织程度，共生关系可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一体化共生四种模式。点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只在某一时刻或地点发生联系，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共生关系非常不稳定。间歇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之间的联系间歇性地发生，共生关系不够稳定，没有形成常态。连续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较长时间或空间范围内持续地发生联系，共生关系比较稳定，具有常态性。一体化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之间的交互关系和作用持续不断地发生，形成长期紧密结合的共生体，共生关系非常稳定[8]。市域产教融合联合体较为理想的组织共生模式是连续共生模式和一体化共生模式，最理想的组织共生模式是一体化共生模式。

（三）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共生环境

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构成了共生环境，是共生关系发生的基础条件。共生环境通过物质、信息、能量影响共生单元，共生单元对共生环境具有反作用。共生环境对于共生单元和共生模式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持续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具体包括省/市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产业体系等。任何共生关系的形成都与共生环境密切相关，按照影响效果，共生环境可分为有利环境和不利环境；按照影响方式，共生环境可分为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按影响程度，共生环境可分为主要环境和次要环境。只有营造积极、正向、有利的共生环境，才能促进共同单元形成良性的可持续的共生关系。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打造离不开共生环境的支持，如政治、经济、政策、法律、产业、文化、自然等环境。比较重要且较为直接的环境有三项。一是法律环境。市域产教联合体受省级特别是市级相关法律法规的影响，也即对于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法律规定会影响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同时，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也会影响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规模和水平。二是政策环境。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推进，离不开中央政府部门宏观政策文件的指引，更需要省级和市级更加具体的政策予以引导、协调、激励和约束。三是文化环境。文化环境主要体现为社会大众对于职业教育认可、对技术技能的理解和追求程度以及企业持有的文化价值观，会影响市域产教联合体共生单元的参与态度和方式，进而影响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

三、共生理论视角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现实挑战

从共生理论和我国发展现实来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打造与应然状态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方面都存着诸多挑战。

（一）共生单元：利益诉求差异导致协作不畅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形成，需要各共生单元依据自身的能量水平参与其中，合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促进共生关系的平衡。一是地方政府的强势地位与财力有限。政府部门与其他共生单元在市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地位不平等，各方协商参与建设的格局尚未有效建立。在产教融合的政策供给上，政府部门作为核心，基于行政权力进行政策设计并加以执行，仍有明显的权威式管理倾向，较少基于市场主体意愿和需求考虑，容易重走“形式化”联合的老路。同时，受人口老龄化、新冠疫情等影响，地方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卫生健康的支出比重持续上升，而税收收入和土地收入缩减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缺口持续扩大。因此，通过举债来维持开支成为部分地方政府的“生存模式”。2023年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357018亿元[9]。地方政府能为产教融合共同体提供多大的资金支持还是未知数。二是产业园区的身份模糊和发展差异。当前产教融合规范性文件并未在制度层面就产业园区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的主体地位加以明确，存在主体定位不清的问题，如产业园区以何种身份参与产教融合、采取何种方式推进产教融合、参与产教融合的权责界限等问题。同时，我国产业园区发展呈现出地域性差异，中西部多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加工产业为主，东部沿海地区初步建立了新兴产业的集聚群。但多数产业园处于低附加值的中间环节，结构层次低、科技含量不足。随着我国人力资本、工业地价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产业园面临着能否实现转型升级的压力。三是职业院校的意愿和能力问题。当前公办职业院校的收入以“财政拨款+项目经费”为主，争取国家或省的专项计划和专项经费，相对于与企业合作，会带来更多的合法合规“收益”。同时，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师资队伍、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能否满足产业园区企业的需要还有待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