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职分流的历史逻辑、现实思考与未来取向

作者简介

刘志文（1972- ），男，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教融合，职业教育管理（广州，510631）；魏珺玥（2000- ），女，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学

基金项目

广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委托项目“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学业水平测试制度建设与实践”（JGWT 202205），主持人：刘志文

摘 要 明确普职分流政策的逻辑、困境与未来取向是确保普职分流良好推进的必然要求。从历史逻辑来看，普职分流的政策和实践因社会和职业教育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从现实问题来看，普职分流面临两大现实困境，即普通高中学历和中职学历不等值、学历价值和技能价值不匹配；从未来改革来看，需要加快推进“职教高考”制度建设，大幅增加中职学校的经费投入，提高中职教育的基础地位，重新审视学历与技能的关系，真正形成“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社会观念，实现普职主动分流、协调发展。

关键词 普职分流；学历价值；技能价值；技能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21-0047-06

普职分流就是引导学生分别流向不同渠道，一部分学生接受普通教育，另一部分学生接受职业教育[1]，其本质在于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结合学生兴趣和优势进行科学引导，为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普职分流政策提出已有四十多年，但推进过程中面临不少问题，家长和学生对进入职业院校接受职业教育存在认识偏差，“普热职冷”的现象给普职分流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梳理普职分流政策的历史逻辑，思考普职分流实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明确普职分流政策发展的未来取向，有助于普职分流政策的良性推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普职分流的历史逻辑

（一）政策梳理：从一次分流到多次分流

1.普职分流政策的形成

1980年，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应当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标志着我国普职分流政策的正式形成[2]。1983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提出“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在校生比例大体相当”的政策要求[3]，这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要求的具体化。从其形成来看，普职分流一开始主要是在高中阶段的一次分流政策，通过增加中等职业教育比重来引导学生分流。

2.三级普职分流政策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细化了普职分流的要求：根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我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4]，形成小学毕业后、初中毕业后、高中毕业后的三级分流模式。职业教育分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对应普通教育的初中、高中、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形成普职两套办学体系并存的格局。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三级分流的适用区域和具体条件进行了规定，提出在初中三年内进行继续分流的模式[5]。1996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将普职分流的政策要求上升到法律层面。

3.多级普职分流政策

21世纪初，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逐步提高，普职分流政策也进行了相应调整。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6]，初级职业学校逐步消失，初等职业教育演变为九年义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在初中讲授文化课的同时，开设一些有关专业的生产劳动和职业技术课程，小学毕业后分流成为历史，普职分流起始学段升级到初中后，形成以初中后分流为重点的初中后和高中后二级分流模式。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行，不再使用“普职分流”的提法，但仍指出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7]。这意味着普职分流不仅可以在初中后和高中后实施，也可以在高中和高等教育期间实施，意味着普职多次分流政策的形成。

总体来看，我国普职分流从确立之初的初中后一次分流模式，发展为小学后、初中后、高中后三级分流模式，又逐渐演变为以初中后分流为重点的初中后、高中后二级分流模式，并随着实践的演进发展为初中后不同阶段的多次分流，赋予学生多次选择机会，畅通学生多样化成才路径[8]。

（二）实践演进：从硬性分流到柔性分流

1.硬性分流阶段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职普比大体相当的分流目标，相关政策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人数比例进行了要求，有硬性限制的色彩。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50%～70%的学生进入职业学校，但当时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大中专生包工作分配，还有一定的学费和伙食费补贴，因而得到家长的广泛认可和社会的大力推崇，出现了“职教热”“技工热”的现象，当时的学生首选中专，其次选择普高。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20世纪80至90年代，职业教育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技能型人才。

1996年，人事部颁布《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开始取消大中专毕业生包分配，并于2007年全部停止[9]，职业教育受此影响，热度逐渐下降。为保证职业教育的规模，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职业教育在校生比重达到60%左右。但之后随着高校扩招，普通高中迅速发展，中职学校的吸引力每况愈下，但由于国家依然坚持“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导向，2010年，“普职比”大体相当的目标基本达成[10]。

2.柔性分流阶段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11]，2022年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改变原来“普职比”的表述，提出“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这象征着我国普职分流政策从硬性的“普职比”向柔性的“普职协调发展”演变。不对全国各地以统一标准进行要求，而是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状况，灵活设置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比例。

另外，普职分流不再局限于通过中考划定不同类型学校的录取分数线，而是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均可进行分流，将分流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综合考虑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各个学段之间的衔接关系，给予学生多次选择和考虑机会，形成全学段、全地区、全方位的普职协调发展[12]。

我国普职分流实行之初有“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要求，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硬性的分流措施。后期，硬性的“职普比大体相当”转向柔性的职普协调发展，这是应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形势做出的教育战略调整，也是我国普职分流政策进一步发展成熟的标志。

二、普职分流的现实思考

目前，关于普职分流主要提出了三种策略。策略一：义务教育结束后分流，即在中考结束后，根据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自身兴趣，一半学生进入普通高等中学，另一半学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巩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策略二：普通高中毕业后分流，即通过高考进行分流，高中毕业生近50%进入普通本科院校，另外50%进入高职院校。策略三：本科教育阶段分流，即稳步发展本科阶段职业教育，明确本科阶段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并与本科阶段的普通教育进行清晰划分，学生在进入本科教育阶段后，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实际水平，选择接受普通本科教育或职业本科教育，从而实现普职分流。

现阶段普职分流可在不同教育阶段完成，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义务教育结束后分流，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也是第一种普职分流策略，该策略在现实推进中面临一定困境。由于社会长期存在的误解或偏见，职业教育被误认为是二流教育，部分家长和学生被动接受职业教育，担心分流到中职后会被贴上“后进生”的标签，影响未来发展前途，对这一政策存在忧虑甚至抵触情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抵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普职分流在学历价值层面表现出的中职学历和普通高中学历的不等值，二是学历膨胀所导致的学历价值与技能价值的不等值。

（一）中职学历和普通高中学历不等值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的客观需要与大众的主观认同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是社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客观需要和大众对职业教育的主观认识存在矛盾。思考其原因，主要包括中高职衔接不畅、家长期望值增加、社会认可度有待提升。

1.中高职衔接不畅，职业教育上升通道不完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中职以就业为导向，许多家长的观念还认为学生在中职学校毕业后，只能到企业当工人，很难继续升学。近年来，针对中职生的升学政策和路径多样，中职学校毕业生的升学通道得到很大拓展，部分地区和城市的中职毕业生升学率甚至达到80%以上，但是，从总体来看中职学校学生的上升通道还不完善。一方面，全国性职教高考制度尚未建立，中职生升学基本只能局限在省内，一般只能升入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院校，相对普通高中毕业生选择较为局限，而且所升入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比较低。另一方面，中职学校学生升入本科高校的机会较少。虽然近年来国家对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给予大力支持和引导，职业本科得以积极发展，但目前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据教育部官网公示，截至2024年3月，经教育部公示批准或公示拟批准的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仅有33所，而普通本科院校有1242所[13]，数量远超职业本科。因此，中职学校学生升学入读职业本科的机会很少，竞争激烈，普通本科院校开放给中职学校的招生名额更加有限。相较而言，普通高中比中职学校拥有更完善的上升通道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客观上造成中职学历和普通高中的学历价值及上升机会的不平等。

2.家长期望值增加，普职分流面临巨大家庭压力

1982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2016年宪法修订后国家推行“二胎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出生率得到控制，但家庭人口结构变化也导致对子女的期望值在增加，一孩家庭和二孩家庭是当前主要的家庭结构。中职学校毕业生面向一线技能型岗位就业或者只能升读高职院校，让很多家长认为孩子进入中职学校，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失去了更好的发展机会，进而对普职分流产生抵触情绪。按照“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要求，意味着中考结束后，有近50%家庭的孩子要从普通教育转向职业教育，进入中职学校。调查显示，中职学校就读学生中只有32.8%是因为父母意愿或个人兴趣而选择，其余近67.2%都不是出于对中职教育的支持和肯定[14]。这样的情况随着每次中考结果的公布都会产生，由此形成的巨大压力往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3.社会认可度待提升，社会对中职教育有刻板印象

社会大众对中职学校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不了解，家长们认为中职学校的学生知识基础差，学习风气不好，教学质量不高，学不到真本领。事实上，中职学校的课程内容与职业岗位需求结合更紧密，教学方式更灵活，注重动手与动脑相结合，更加注重学生的技能培养，加上“岗课赛证”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内在动力得到充分的激发，深受学生欢迎。社会大众对中职教育的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导致中职教育社会认可度不高。此外，中职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收入待遇、社会地位客观上处于不利位置，中职学历在求职时会面临一定的歧视和困境。首先，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环境好、待遇高、机会多的工作岗位往往需要本科及以上学历，中职学校毕业生被扣除在外，而中职学生考取本科学历的机会少、难度高[15]。其次，中职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基本上是技术工人，在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下，工人社会地位低，报酬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