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墨教育家精神的主要特质、生成机理与当代价值

摘 要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扎根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其中传统职业教育领域展现了教育家精神的原初形态。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鼻祖，鲁班和墨子身上具有行为世范的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求是创新的育人智慧与躬耕态度、胸怀天下的自我批判与弘道追求的教育家特质。分析班墨教育家精神生成的机理发现，作为士的能力品质、作为师的弘道追求、作为匠的职业情怀共同构成了班墨教育家精神生成的支点、动力和引力。因此，职教教师要传承“士”的品质，夯实心有大我自觉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支点；职教行政部门要倡导“师”的弘道追求，提升教师把职业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引力；社会协同组织要弘扬大国工匠精神，提升职教师生成为德技并重实干家的动力。

关键词 教育家精神；职业教育；班墨文化；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G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26-0020-07

一、引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科学内涵，并提出要“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成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航标。“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孕育于壮阔的教育改革发展实践，是“返本、开新与复明的统一”[1]，实现教育家精神的时代价值，离不开对其“返本”向度的研究。一方面，“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扎根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秀传统文化，数千年的教育孕育了各种类型的教育家精神，这些精神是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源头，对教育家精神进行溯本求源，明晰其产生的文化根源，是教育守正创新的前提；另一方面，对教育家精神“返本”的研究，也是深化教育家精神谱系学的研究，厘清教育家精神的传承脉络和生成机理，能够更精准地解决当下的教育难题。教育发生在学校、社会、家庭等各个领域，每一领域都会诞生有师者价值使命的教育家及其精神，这些精神既有穿越时空历史彰显教育家精神共性的本质特点，也会因历史境遇、时代特点、教育类型不同而呈现出各种类型的教育家独特的精神气质。回溯不同类型的师者价值情怀、责任担当、实践思维是长期生活在中华大地的一代又一代优秀教师与教育工作者克服时代难题不可或缺的智慧滋养和经验借鉴。

纵观人类教育历史的长河，职业教育可以说是最早孕育教育家精神的领域，漫长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也是职业教育精神萌芽并发生发展的过程。精神的产生来源于人类的劳动实践，马克思指出，精神“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3]。中华民族以农业文明立国，在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孕育的职业教育家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源泉，如，有巢氏、燧人氏等“五氏”通过发明创造和教化民众，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石，展现了教育家精神的原始形态，即利他精神、探索精神和创造精神[4]。鲁班和墨子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鼻祖，其匠人精神不仅广为人知，他们的教育家特质更是为职业教育的优质发展开拓了融合路径。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增强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实效性与人才培养有效性的关键是教师队伍建设。同时，职业教育是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在新征程上，深入研究以班墨为代表的教育家精神的生成逻辑，挖掘其丰富的内涵，发挥其精神引领价值，无疑有利于推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二、班墨教育家精神的特质

在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优秀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核。墨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思想，主张平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有爱，强调节约生产和物质劳动，形成了对中国哲学、教育、文化有着深刻影响的墨子文化。鲁班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发明家和工程师，为古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任继愈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提出了“班墨不分”的观点，连结鲁班墨子的科学、思想、教育精神等，将鲁班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的“工匠精神”和墨子尚贤重技、乐教爱生的“育人精神”所传达的文化内核定义为“班墨文化”。班墨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家精神。

（一）志诚为民、行为世范的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

班墨生活在春秋末年战国初期，彼时尚未形成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但发端于商周之际的“民本思想”对二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鲁班作为中国科技的杰出代表，其生平事迹与技术成就体现了“匠”“师”“圣”三个层面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作为“匠”者，鲁班凭借技艺打造器具，以能力取胜，恪守规矩，坚持实事求是，追求完美，至今仍被木工界奉为圭臬；作为“师”者，鲁班广泛招纳弟子，传授技艺，致力于培养优秀人才，通过言行举止示范，恪守“学高为师，行为世范”的师道尊严；作为“圣”者，鲁班广泛造福民众，诚如《盐铁论·贫富》篇所说：“公输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材不足也。”[5]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节用”都是从最广大的平民角度出发以实现人民的利益为宗旨。在政治上主张“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悔贫，贵不傲贱”[6]的德政思想。在教育上，墨子提倡“口言之，身必行之”“务言而缓行，虽辩不听”。在德行上，墨子反对空谈道德，“君子以身戴行”，重视道德实践，强调身体力行[7]。班墨二人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中国古代匠人之师“心有大我，至诚为民”的理想信念。

行为世范是班墨二人的道德追求，这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士人阶层对“道”的追求密切相关。自春秋时期管仲“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理念实施以来，“士人阶层”逐渐崛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士人”文化，“士”以道为己任，孔子指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士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刚一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孔子便努力给它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和群体的厉害得失而发展出对整个社会的关怀”[8]，这对孔子之后的社会文化和道德规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墨子同孔子一样把“尚道”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身上，“墨子‘尚贤’即‘尚士’，‘士’与‘贤’在《墨子》可以互训”[9]，他一生倡导“兼爱”“非攻”等思想就是对士的精神的传承和发展。鲁班职业虽在“工”之列，但是在社会中扮演了“士”的角色，这是因为周代的封建秩序解体之后，“士”成为“贵族下降和庶人上升的汇聚地带，贵族和庶民融合成为‘士民’，“士民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兴起最清楚的标帜”[10]。鲁班甩开了职位和身份的束缚，功于技能，为民谋利，“思出其位”实际上是以“士民”的身份实现对“道”的坚守。“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不同，但大体都以谋取重建政治社会秩序为最后的归宿之地”[11]。士通过自身高尚的道德、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公共关怀情感而影响社会风气和民众的举止，这也是班墨文化中蕴藏的教育家精神。

（二）知行合一、求是创新的育人智慧与躬耕态度

墨子的《经上》云：“知：闻、说、亲”。墨子认为，知识的来源有三：一为“闻知”，二为“说知”，三为“亲知”。和“闻知”“说知”相比，墨子最看重“亲知”，即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知识[12]。墨家所创造出利民的工具皆和工匠有关，也就是通过实践来获得相应的知识，“强力而行”的说法也进一步论证了墨子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精神。墨子也特别重视言传身教，“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他以亲身实践告诉弟子如何通过实践学习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作为同时期的鲁班，也特别强调事必躬亲，教导弟子要勤学苦练，几十年如一日，反复尝试和实践。鲁班毕生的发明创造，源于他对工匠职业的热爱，充分体现了中华学者务实、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精神。鲁班“尚精”“尚巧”，对于工具的制作追求精益求精，也在石匠、漆匠、工匠方面等多个领域实现创新，取得不朽的佳绩。鲁班的众多发明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石磑（石磨），《说文解字》中载：“磑，䃺也。从石、豈聲。”并明确声称“古者公输班作磑”[13]，鲁班对杵臼（舂）的机械化改进，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更体现出了他的聪明才智与创新精神。墨子主张“志不强者，智不达”，强调要充分调动个体的聪明才智，发挥个体的主动创造性，勇于探索。职业既创造人类的物质文明，也创造和传播精神文明，师者传道授业解惑需要正确的方法，班墨文化中所体现的勇于创新、不断探索是其职业精神；鲁班墨子广收弟子，在施教育人中坚持知行合一、身体力行、躬身示范是育人智慧。知行合一、求是创新是班墨文化中彰显的职业教育领域的教育家精神。

（三）涵养自身、胸怀天下的自我批判与弘道追求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鲁班“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而墨子闻听此讯，则“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14]，相传，鲁班为楚王造了“云梯”，楚王决定凭借这个新式武器攻打宋国，墨子听说这件事情后，来到楚国劝阻鲁班，墨子询问鲁班是否愿意“花十金杀害一无罪之人”引申到举一国之力去攻打别国的无罪之民而获得功名是不义之举，最终“公输盘服”，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展现了鲁班作为工匠的卓越才能，更凸显了他坚守道义原则、知错能改的高尚品质。在墨子的开导下，鲁班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行为，并虚心向墨子请教，这种自我批判和反思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对于重用自己的楚王，鲁班尽自己的才学倾力相助也能看出鲁班的“担当精神”。鲁班和墨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颇有盛名的“匠人”，但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二者的价值观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墨子，尽管代表着“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但他实则跻身于士阶层的高位，这使得他在审视技术时，更倾向于从功利论和伦理的角度出发，强调技术对于社会的道德价值，不仅精通工匠技巧，更崇尚科学，以人为本，形成理论并指导实践。鲁班则更加专注于技术的精进，他深信技巧本身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他以手工技艺为职业，不断挑战自我，将工匠的技巧推向了极致。“如果说鲁班代表了‘中华匠道’之中‘巧心劳手，博名取利’的‘匠道之技’，那么墨家理论则代表了‘中华匠道’之中‘摩顶放踵，兼爱天下’的‘匠道之德’。”[15]班墨二人的自我批评意识与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和新时代的教育家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生产混为一体的农业文明时代，鲁班和墨子并不是专职的教育家，而是在从事生产实践和技能传播中闪烁着朴素的教育家精神，其核心是工匠精神，班墨二人职业发展历程代表着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两条进路：一是以鲁班为代表的技艺型工匠进路，另一是以墨子为代表的学者型进路[16]。无论是技艺型还是学者型，都是对“匠职、匠责、匠心”的中华匠道的传承和发扬，班墨的教育家精神便生发于这种传统工匠之师的职业理想与职业情怀中。

三、班墨教育家精神的生成机理

人的精神是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得以生成和显现的。影响现实生活的因素包括社会背景、历史机缘等外因，也包括个人特质、努力奋斗等内因。“伟大教育家的出现需要两方面因素：一是时代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二是作为历史当事人的教育家为解决时代难题和迎接时代挑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17]。在回答时代难题的过程中，班墨作为“士”的能力品质、作为“师”的弘道追求、作为“匠”的职业情怀共同构成了班墨教育家精神的生成的支点、动力和引力。

（一）支点：“士”的能力品质，在兼爱与创新中追求德技并重

“士”自孔子以来便形成了持续不断的传统，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章》）。鲁班和墨子秉持士或士民的精神价值，以弘道为己任，既有弘大的志向和追求，又有坚毅的品质和非凡的能力，两人的能力品质主要体现在兼爱包容和科学创新两个方面。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兼爱非攻”，倡导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追求和平与和谐。墨子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们应该遵循道德原则，避免争斗和战争。“兼爱非攻”既是墨子处世智慧，也是他个人修养的展现。在“礼崩乐坏，天下无序”的大环境下，墨子清晰认识到“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墨子·兼爱》），即人世间所有的祸乱均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恶。因此，人与人之间要爱人若己。在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越高，责任越大的人所施舍的爱就越深沉、越博大，即：“大人之爱人也，薄（厚）于小人之爱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于大人也[18]。墨子兼爱包容的思想深刻阐释了当前教育家精神体现的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和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而鲁班作为“百工圣祖”，他的精神实质则在于科学创新。《吕氏春秋·慎大览》中曾记载“公输班天下之巧工也”[19]，鲁班在世期间贡献了大量发明创作，公输子曾为舟战而造钩强，削竹木为䧿，为楚造云梯之械。又如《孟子·离娄》说：“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当前使用的曲尺正是鲁班在“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为了使人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鲁班一生都在进行技艺的革新与创造，刻苦钻研、勇于创新是鲁班思想的精髓，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