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农”到“为农”：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梗阻与进路

摘 要 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精准对接着乡村全面振兴的五大目标，依托职业教育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逻辑必然。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进程中“离农”倾向严重，既有思维理念滞后、自身技能薄弱、产教融合松散等内源性问题，也有治理体制不够健全、承载功能不够完备等外源性问题，难以满足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需求。为此，亟须以技术赋能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实现产教深度融合；以教育扶智优化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提升农民职业素养；以载体创新激活乡村文化振兴内在动力，助力乡风文明传承；以理念融入维护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促进乡村生态宜居；以秩序重构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 职业教育；乡村全面振兴；产教融合；文化传承；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28-0064-08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进一步发展面向乡村全面振兴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与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产业，是连接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关键环节，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中坚力量，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职业教育尤其是涉农职业教育，无论是从职业教育内部价值来看，还是从外部发展环境来看，职业教育都表现出严重的“离农”倾向，存在社会认可度低、发展质量不高、各维度融合不足等内源性问题，也存在治理体制不够健全、社会参与缺乏等外源性问题[1]。

乡村振兴离不开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中大有可为[2]。那么，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逻辑是什么？职业教育如何更好地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本研究根据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要求，基于“离农—为农”视角，廓清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基本逻辑，深入挖掘与探寻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梗阻与实践路径。

一、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逻辑

立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五大目标，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直指“三农”问题，从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与训育、文化传承与创新、生态保护与重构、组织建设与治理等方面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一）职业教育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激发乡村经济活力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其本质是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向乡村集聚，逐渐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从而促进乡村产业融合、产业链延伸以及产业价值提升的过程[3]。乡村产业振兴由人的劳动实践来推动，反映了人的劳动实践具有创造性，进而倒逼乡村产业集群发展[4]；又以乡村各类资源集聚助推单一产业结构转变，深化乡村产业集群发展。职业教育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功能供给耦合。职业教育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激活人的实践创造性，可以满足乡村产业振兴的需求，促进扎根乡村的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农民就地就业，催生可持续的新兴产业样态。二是职业教育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供需结构耦合。乡村产业发展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基础保障，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推广的重要载体，凭借其自身优势深入扎根乡村内部产业发展，通过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的紧密合作，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精准研判乡村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推动乡村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职业教育是培养乡村新型农民的主要阵地，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的振兴，随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对创新型、知识型和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职业教育作为乡村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的“主阵地”，是乡村人才振兴的“技能公园”，也是农村技能工人的“充电平台”。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供给端下功夫，可以培养大量“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实现乡村人才的供需平衡，改善乡村“空心化”问题。一方面，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技术技能。乡村人才振兴对新型职业农民提出更高要求，即新型职业农民从应用型向创新型转变、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进阶。基于产教融合发展理念，职业教育围绕创新型和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目标，通过技术知识的提供、科学理念的传授以及职业技能的培养，打造能够对接现代农业发展以及农村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培植新型职业农民的服务情怀。在关注农民群体价值与潜能的基础上，职业教育还要培植新型职业农民的服务情怀[5]，进一步健全对留守农民与返乡“新农人”的教育培训机制，为乡村振兴培育能够“留得下”“守得住”的新型职业农民，增强其热爱乡村、扎根乡村的情感，让农民有底气、有尊严地生活在乡村。

（三）职业教育是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动力，促进乡村文化传承

乡村兼具自然性与人文性，潜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职业教育作为促进乡村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具有推动乡村文化再生产的衍生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纠正社会对乡村文化的认知偏差，传承和创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6]。一方面，职业教育激发乡土记忆传承。乡土文化蕴含着农民的社会记忆，职业教育是与界域内文化系统相适应的跨界教育，负载着乡土记忆传承，具有特定文化空间的基因特质与“教育文化力”。职业教育通过将专业建设与乡村传统技艺传承有机结合，激发乡村固有的文化气息，挖掘与传承乡村文化中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因子，激活乡村日常文化，拓展乡村文化空间，促成传统文化物理载体的回归，以“文化基因”涵养“乡土记忆”，筑牢乡村文化生存与生长的根基[7]。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助推乡村文化创新。基于乡村文化“从乡村中来，到民众中去”的理念，职业教育协同政府、社会组织及基层群众等主体，充分发挥其“公利性”与“公益性”价值，通过物质创造和精神引导等途径，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塑造农民的价值认同及情感归属，对乡村文化加以积淀、传承和创新，提升乡村文化品牌效应，填补乡村文化精神与伦理的缺失，促进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文化的迭代式发展。

（四）职业教育是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关键手段，助力乡村生态宜居

乡村生态是乡村振兴的“生命线”，能够为农民提供赖以生存的自然场域，也能够为农民树立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职业教育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生态逻辑是秉持职业教育生态文明课程观，以农民乡土情感和环保意识的培育为主要内容，创新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理念，实施系统的生态教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构。一方面，职业教育为乡村生态振兴明确价值理念。乡村生态振兴是绿水青山的自然环境建设，也是生态保护的思想转变。职业教育扎根乡村的农本关怀，坚持生态教育价值取向，帮助农民深入理解“两山”理念，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培育农民的乡土审美和环保意识；基于自然生态立场，揭示人与自然、技术与生态的相互关系，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行为实践。乡村生态振兴要以人“明知”“明辨”“明智”的道德理性为支撑，遵循绿色发展理念，横跨“教育域”与“产业域”，通过生态可持续发展、环保技术创新、资源永续利用，将乡村脆弱的生态环境由“洼地”变为“高地”。最终推动农民重视生态与扎根乡土，推动农民从征服自然走向与自然和谐，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五）职业教育是完善乡村组织结构的重要保障，健全基层治理体系

乡村组织振兴是通过各类组织的协同推进与功能整合，提升乡村组织的治理能力。职业教育赋能乡村组织振兴的治理逻辑是遵循乡村治理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时代要求，精准定位职业教育的治理价值，将职业教育实践框架与乡村治理现实需要相衔接，形成治理原则与治理策略有机结合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具体表征为职业教育广泛参与完善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奠定坚实的群众治理基础，有效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8]。一方面，职业教育为乡村组织振兴凝聚主体力量。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乡村组织振兴排头兵”作用，为乡村培养高素质的治理人才，推动国家治理理念及政策在乡村的普及推广，促进乡村治理稳定有序与治理能力持续提升[9]。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助推乡村组织变革创新。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形成多元化的组织模式，职业教育作为乡村组织的子系统，其扎根乡土的人才培育机制和服务乡村的组织治理机制，驱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外，吸引更多治理人才参与和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建立“以教育促治理，以治理强教育”的协同发展格局，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

二、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面临的“离农”梗阻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职业教育被赋予了安置农民于非农地区、非农产业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进程中存在“离农”倾向，助推了农民向城市的规模性转移，促使乡村人口空间“离农”、身份“离农”以及职业“离农”。

（一）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的融合不够紧密，职业训练和产业需求联结松散甚至脱嵌

职业院校与乡村产业的紧密合作是促进乡村技术链、人才链与产业链良性互动发展的基础保障。但是在职业教育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联结松散，表现出脱嵌的现实样态。一是职业教育所设专业与涉农产业之间的脱嵌。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更多服务于工业，涉农专业与乡村产业的衔接度偏低。调研数据显示，当前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以电子信息类、装备制造类和财经贸易类等为主，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农村产业结构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二是职业教育教学内容与农业生产之间的脱嵌。职业院校的培训课程和教学资源库存在较为明显的“普教化”倾向，教学内容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缺乏综合考虑农业技术推广的适用性，与农业生产实际脱节严重，不能满足农民对机械设备操作技术以及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的需求，教育培训供给侧与农业生产需求侧不匹配[10]。三是职业教育教学场域与实践场域的脱嵌。乡村技能人才的高质量培育离不开职业院校“教学场”与乡村产业“实践场”的互嵌，但目前职业院校与乡村产业之间的结构联结松散，主体间的对话协商机制以及多方参与职业教育教学问责机制仍不健全，尚未形成紧密联结乡村产业的技术教育标准。

（二）职业技能人才供给侧与乡村振兴需求侧不匹配，“扎根乡土”与“逃离乡村”的理念博弈严峻

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侧与乡村振兴需求侧不匹配[11]。一是职业院校在办学目标上“离农”趋势明显。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滞后，涉农学科薄弱且与乡村产业的契合度不高，部分涉农院校存在涉“农”特色不“浓”现象，导致农村实用人才和农业高层次人才紧缺。由于“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的价值冲突，职业院校办学目标发生偏移，“扎根乡土”与“逃离乡村”之间出现明显的理念博弈，导致乡村人才培养目标出现“离农”的价值偏向。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职学校各专业招生比例中，农林牧渔类占5.92%，远低于电子与信息类（20.71%）、装备制造类（11.12%）和财经商贸类（10.96%）。二是职业院校学生就业意向“离农”趋势明显。在城镇化背景下，忽视对乡村人本价值理性的重视，涉农职业院校的多数毕业生也不愿返乡就业创业，“跳农门”等传统思想成为乡村学子学习的动力，背离了“扎根乡土”的人才培养价值理念。三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平台不够完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人才资源平台，如部分乡镇挂牌成立乡村振兴人才驿站。但从乡村人才发展需求来看，存在数字技术平台尚未有效推广、平台运作机制不够完善、人才长远发展规划欠缺等困境，且实施效果难以监测，不利于激发乡村人才的内生动力，导致乡村技能人才持续外流。2021年末我国乡村总人口4.9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5.28%；到2022年末下降至4.9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4.78%。

（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的承载功能不够完备，技术技能在乡土场域存在“水土不服”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对乡村发展规律把握不精准，存在以“文化”之名破坏乡土文化的现象。受历史、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职业教育的技术技能供给难以满足乡村文化建设需求，难以调和现代科学技术在乡土场域的“水土不服”现象。一是职业教育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承载功能缺失。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存在服务效率低下和服务能力不足问题，如农家书屋、村社文化活动中心利用率偏低甚至闲置，对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乡村难以依托公共文化设施形成“乡村文化聚落”，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较低，公共文化空间功能单一。二是职业教育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建设力度偏弱。随着乡村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乡村文化建设力度偏弱的问题日益凸显。多数文化活动和资源集中在城市，乡村文化建设多以“文化下乡”的形式呈现，忽视了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乡村居民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越来越高，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然而，职业教育对乡村文化的供应有限，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服务效能偏低，无法满足农民的个性化需求。三是职业教育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教育承载功能缺失。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滞后于乡村文化振兴。乡村传统文化如传统村落、城垣戏院等尚未纳入职业教育乡土教材开发范畴，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与乡村文化传承呈现“两张皮”现象，不利于农民思想道德素养、文化知识素养和专业技能素养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