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等职业教育匹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省域差异研究

摘 要 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2-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其发展指数，运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高等职业教育匹配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研究发现：尽管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空间格局，但二者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差距较大；二者的耦合度较高但协调发展度较低，即高等职业教育匹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匹配度低，且省域差异显著。为此，高等职业教育应优化专业设置、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载体、提升服务地方发展能力，促进与高技术产业结构精准对接、深度融合、适配耦合和双向赋能，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的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高等职业教育；高技术产业；耦合协调度；省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31-0015-07

一、问题提出

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未来产业等为载体，以创新人才为支撑，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我国产业创新发展和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产教融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和本质要求，链接了产业体系与教育体系，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交汇点，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1]。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高技术产业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的特点，强调瞄准科技前沿实现重大技术突破[2]，是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的重要产业载体。自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以来，其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现有研究多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概念出发，阐述高等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3]与行动路径[4]等，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有着天然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教育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高等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双向互构的赋能作用[5]，同时新质生产力可以赋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6]、传统产业改造升级[7]，有助于现代产业体系完整化、安全化、创新化、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与产业联系最紧密的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以及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协调发展，扎实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匹配高技术产业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实践。然而，有实证研究表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且省域差异显著[8]，高等职业教育长期滞后于产业发展，产教融合总体上发展水平较低且存在空间异质性[9]。那么，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情况如何，亟须实证检验和探究。

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现有研究多以思辨为主，缺乏实证研究；二是现有产教融合研究中的“产”定位范围较广，常从较为宏观的第一、二、三产业视角出发，未能从体现科教融汇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高技术产业角度开展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我国2012-2022年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分别测算高等职业教育和高技术产业的综合发展指数，并从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省域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耦合关系与匹配水平进行分析，从而厘清省域间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的产教融合发展水平、趋势、特征和影响因素等，对实现高等职业教育深度产教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首先，构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标体系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指标体系，见表1。再使用能够避免主观因素影响的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分别测算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F（X））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指数（C（Y））。熵值法测算的指数区间为[0，1]，测算值越接近于1，相应指数越高，也即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其次，构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标体系。本研究基于OECD常用的构建教育指标体系的CIPP（背景—投入—过程—产出）理论模型，综合参考潘海生[10]和石伟平[11]等学者对高等职业教育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从规模、投入、质量和产出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相关数据来源于2012-2022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和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等。

第三，构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参考王战军等学者基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协调性、创新性、合理性，从高技术产业发展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构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12]。相关数据来源于2012-2022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二）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耦合关系是指两个及以上系统间相互影响、依赖和协作的关系。耦合度是对系统间耦合关系的度量，可以用来解释系统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耦合协调度可以进一步评价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的高低。本文选择耦合度模型测度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联程度，选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而说明整体协同效应。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计算公式为（1）和（2）。

C=   （1）

D=

W=λF（X）+μG（Y） （2）

式（1）中，C为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耦合度，C值越大说明二者相关程度、依赖程度越高。式（2）中，D为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D越接近1说明协调发展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W为耦合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了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的整体协同效应水平；λ、μ为待定系数，且λ＋μ＝１，参考相关文献，本文取λ＝μ＝0.5。

本文参考学界对耦合协调度主流分段方法，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5个区间、10个等级，见表2。

三、研究结果

基于2012-2022年全国31个行政单元的面板数据，分别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情况、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二者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情况，进行了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层面的研究，按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①。

（一）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2012-2022年全国和分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指数，见表3。

由表3可见，总体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且高技术产业发展指数速度更快，几乎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的两倍。从全国三大地区的均值看，无论是高等职业教育还是高技术产业发展，均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格局。从年均增速看，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年均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增速相当，中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增速最快；再次是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年均增速相当。

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来看，2012年的高等职业教育指数最高的分别为山东（0.382）、江苏、广东、河南和湖南，最低的是西藏（0.042）、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2022年最高的分别为山东（0.557）、广东、河南、江苏和北京，最低的依然是西藏（0.116）、海南、青海、宁夏和新疆。从全国均值看，历年均值最高的是江苏（0.474）、山东、广东、河南和北京，最低的是西藏（0.091）、青海、宁夏、海南和新疆。从年均增速看，历年最高的是西藏（10.78%）、贵州、云南、宁夏和青海，最低的是天津（1.36%）、黑龙江、山西、辽宁和吉林。尽管西部地区增速极高，表现了较为强劲的后发追赶态势，但由于基础最为薄弱，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仍然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另外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增速上，东北三省发展水平不高且呈现出较低的增长速度。

从高技术产业发展指数看，2012年高技术产业发展指数最高的是广东（0.393）、江苏、山东、天津和上海，最低的是新疆（0.001）、西藏、宁夏、青海和甘肃。2022年最高的是广东（0.954）、江苏、浙江、山东和江西，最低的是西藏（0.002）、新疆、海南、甘肃和内蒙古。从全国均值看，历年均值最高的是广东（0.663）、江苏、浙江、山东和四川，最低的是西藏（0.002）、新疆、内蒙古、甘肃和海南。从增长速度看，年均增速最高的是宁夏（30.21%）、青海、新疆、云南和江西，最低的是天津（-3.30%）、吉林、海南、辽宁和上海。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省域差异显著，广东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天津和东北三省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年均增速最低且为负，这可能和东北三省传统老工业基地的性质有关，在产业结构上仍需要深度转型升级。

（二）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的耦合协调分析结果

2012-2022年全国和三大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发展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见表4，各省份耦合协调等级变化详见表5，三大地区各省份的耦合协调情况分别见图1、2和3。

表4中，全国和三大区域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耦合程度和协调度都有所提高，总体保持良性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长期处于轻度失调状态，也即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相互依赖、关联程度较强，但总体上协调发展程度不高，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且区域异质性明显。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总体上处于高度耦合但协调度长期处于濒临失调，中部地区总体上处于良性耦合但协调度长期处于轻度失调状态，西部地区则长期处于中度耦合但协调度从严重失调过渡到中度失调，直至2022年提升为轻度失调。

表5中，除新疆和西藏外，其他省份均摆脱了严重失调，分别实现了1～3个等级的提升。截至2022年，江西、四川和山东实现了勉强协调，广东率先实现良好协调，其次是江苏、浙江。参考蔡文伯等的做法[13]，根据变化情况，本文将耦合协调等级分为三个梯队：良好、中级协调归为第一梯队，初级、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归为第二梯队，轻度、中度、严重和极度失调归为第三梯队。2012年，没有任何省份进入第一梯队，仅有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四省在第二梯队，其他省份均在第三梯队。2016年和2020年均仅有广东进入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稳定在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北京、重庆、安徽等东中部省份，其余省份均在第三梯队。2022年江苏和广东进入第一梯队，在原有格局基础上，上海进入第二梯队，其他省份虽有进步但总体仍在第三梯队。省域间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格局。

如图1所示，地区间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与全国水平相比，东部地区除海南、河北和辽宁外，多数省份表现出比全国耦合协调度相对更高的水准且持续保持上升趋势。其中，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等省份的耦合协调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领先于东部其他省份，海南长期处于较低的耦合协调水平，天津和辽宁自2013年后大幅下降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2中，中部地区8个省份中，除山西、吉林和黑龙江外，其他5个省份较为均匀地趋于全国耦合协调度曲线之上且保持了良好上升态势，但吉林和黑龙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作为我国重要传统重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吉林、辽宁和黑龙江），其高等职业教育匹配高技术产业发展均表现出严重的不协调且趋势越发明显，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并引起重视。

图3中，西部地区情况不容乐观，除重庆、四川两省外，其他绝大部分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与高技术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度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内蒙古、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省区的耦合协调度与全国相比差距很大。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