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协调理论视域下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进路

摘 要 推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加快我国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借鉴伯顿·克拉克提出的“三角协调模型”，拓展构建了“大学—国家—社会”的三角协调理论分析框架。基于该理论框架审视，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遵循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人本逻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政治逻辑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市场逻辑。为此，实现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学校、国家和社会三方力量协同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永葆高等职业教育“全面发展”育人底色；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浇筑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坚实基座；激发市场办学活力，重塑高等职业教育“融合发展”共生格局。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三角协调模型；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31-0034-06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在国计民生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作用，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已成为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的新主题、新方向、新目标、新任务[1]。其中，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然而，立足新时代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新要求，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依然面临着整体发展不充分、区域发展不协调、类型特征不鲜明、社会吸引力较弱与人才培养质量参差不齐等现实困境[2][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4]，为新时代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前，国内外学者围绕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诸多研究，重点聚焦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价值[5]、政策依据[6]、现实挑战[7]与行动路向[8]等四个方面，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实践参考。但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仍处于不断深化阶段，已有研究成果缺乏系统的学理阐释。推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唯有科学把握高等职业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内在关联，深刻揭示国家、社会等教育系统外部因素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作用机制与生发逻辑，方可找寻其高质量发展之道。本研究借助伯顿·R·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旨在从学理层面阐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国家、社会三者间的内在互动机制，继而精准设计实施进路，为新时代加快推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对各国高等教育的组织管理进行了探究，重点从组织视角揭示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阐明了组织协调的特征在各个国家如何变化以及产生了何种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影响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三角协调模型”。该模型认为，国家权力、市场力量与学术权威是影响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9]。在伯顿·R·克拉克看来，国家、市场与学术三者间的均衡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且三个方面是相互依存与共生的关系，削弱任何一个单一力量都会导致平衡状态被打破，致使高等教育陷入“畸形”的结构与秩序中，高等教育自组织的生态系统也将处于亚健康状态。伯顿·R·克拉克提出的“三角协调模型”，为分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与研究视角。

（二）分析框架

近年来，伯顿·R·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已逐渐成为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之一，常常被用来分析教育、文化领域的制度变迁、模式演进与治理方略。依据“三角协调模型”，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是一个由国家权力、市场力量与学术权威三者间利益博弈、动态演进，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等职业教育置身于高等教育发展体制之中，也会时刻受到来自国家、市场与学术三方力量的深层次影响。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发展，尽管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创新主体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大学已不再是纯粹的学术组织，其知识生产与应用不再单纯地遵循学术逻辑，而是在遵循学术逻辑的同时，也遵循着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高等职业教育亦是如此，体现在自觉为国家乃至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服务，为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故此，要考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对克拉克所提出的“三角协调模型”进行本土化修正。具体来说，需要将学术视角拓展到院校视野，即把高等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一种组织来探讨其与外部的关系及内部治理特点。同时，市场只是社会运行的一个方面，社会除了市场外，还包括经济、文化等诸多要素，都会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由此，本研究将克拉克的“学术—市场—政府”的三角协调模型拓展为“大学—国家—社会”的三角模型。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三角协调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二、三角协调理论视域下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理路

探究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有必要先廓清其深层次的内在生发逻辑。以“大学—国家—社会”三角模型分析框架进行审视，大学教育的本质是育人，高等职业教育的育人属性和准公共产品属性也决定了其不应沦为任何一方或多方牟利的工具[10]。也就是说，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理应遵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人本逻辑。此外，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应遵循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政治逻辑与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市场逻辑。

（一）人本逻辑：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教育的核心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夸美纽斯（Jan Amos Komenský）的教育思想、洛克（John Locke）的绅士修养，还是杜威（John Dewey）强调的公民素质美育和赫尔巴特（J.F.Herbart）教育观的道德完善，均传达了“教育成人”的最高旨趣。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也强调了“教育是造就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11]。由此可见，高等职业教育应以服务人的精神成长与道德养成、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其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价值追求，同样也是衡量其发展质量的评价之维。

首先，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维护了教育公平。2022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显示，2021年，全国有高等职业学校1518所（含32所职业本科学校），招生556.72万人，在校生1603.03万人，分别占全国本专科高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总数的55.6%、45.85%，其规模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其中，高等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经济、教育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与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为大批受教育者，特别是农村青年增加了受教育机会，为其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

其次，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了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积累了更多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优渥的物质条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其对于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资源分配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12]。加强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技能培训，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实证研究表明，高等职业教育在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和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3]。由此可见，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促进劳动者个体的高质量就业，实现其物质财富的积累，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充分挖掘个体的发展潜能，搭建“人人皆可成才”的广阔舞台。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作为生物的种属，我们拥有一定数量的智能，人与人的差异在于他们各自独特的智能轮廓”[14]。质言之，人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智能，每个人的优势智能均存在着差异和多元化发展趋向。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实践导向的课程安排模式，为“以形象思维为主”的人才提供了充分发挥其潜能的机会。在现有学业评价机制的引导下，那些“抽象思维”较弱而“形象思维”较强的学生往往被社会和学校贴上了“差生”的负面标签。高等职业教育为这些擅长“形象思维”的人才提供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的可能。这部分学生通过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可以成为操作最复杂机器、制作最漂亮衣服、烹制最可口饭菜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同样可以实现人生价值，成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栋梁之材。

（二）政治逻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必须坚持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15]。这一论断是对“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体现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价值立场和鲜明办学方向。可以说，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应以动态响应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为根本遵循。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始终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高度契合并服务于不同时期的政治诉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化基础薄弱，建设社会主义工业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时期，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培养大批初级和中级技术人才[16]。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阶段，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迈入新时代，高等职业院校依托人才和资源优势，服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军民融合、东西协作等重大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17]，生动诠释了服务政治诉求和国家战略的价值取向。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除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之外，又重点突出了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18]、减少贫困代际传递，促进社会纵向流动的政治功能。

在服务政治需求的同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会受到国家政策导向的直接影响[19]。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位部署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工作，高等职业教育的国家战略定位愈加凸显。特别是自2019年“双高计划”启动以来，高等职业院校在办学条件、教育教学、学生发展、社会服务等方面成果显著。有实证研究表明，“双高计划”对高职院校服务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20]。还有研究表明，高等职业教育科研活动也与国家重大政策与重点项目保持着同频共振，反映出职业教育研究生态受政策影响较为显著[21]。由此可见，考量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要看其是否主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与社会重大需求进行结构调整，是否践行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

（三）市场逻辑：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新时代，服务市场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成为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新目标、新定位。也就是说，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遵循着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市场逻辑。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又会反作用于高等职业教育，以市场需求驱动高等职业教育系统性变革。

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促进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要靠创新型人才[22]，接受高质量的高等职业教育，有助于劳动者积累直接面向生产实践的知识与技能，进而摆脱过去简单、重复、低效的劳动模式，提升劳动生产效率，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向劳动力市场输送了大批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以人才、创新驱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已有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职业教育规模和质量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23]。高等职业教育通过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并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创新型、技能型人才，一体式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会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系统性变革。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是驱动高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规格、结构等方面发生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因素。当前，市场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要不断增强其适应性，积极对接现代产业体系，不断优化专业结构布局，自觉将教育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标准面向市场、融入产业、对接行业、服务企业。另外，现代技术是驱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三新”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而现代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不仅需要拔尖创新人才在技术研发环节的深耕，更需要高技能人才推动前沿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由此观之，外力驱动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变革，有助于高等职业教育积极融入产教融合共同体，深化校企合作，不断激发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活力与提升发展水平。可以说，服务市场需求既是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导向，也是评价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