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三融”战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摘 要 2024年7月5日至7日，由石河子大学和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职业高等学校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三融’战略与教育强国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职业高等学校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召开。与会专家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课程思政与人才培养等主题建言献策，一致认为践行“三融”战略与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为此，必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健全职业教育制度供给，完善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形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教育、科技、人才支撑。

关键词 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教育强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33-0056-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战略（简称“三融”战略）[1]，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通过“三融”战略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培养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产业工人等最高效、最基础的途径，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深化“三融”战略的现实路径。2024年7月5日至7日，石河子大学和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职业高等学校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三融’战略与教育强国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职业高等学校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在新疆石河子大学召开，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云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苏丹科技大学、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等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150余人参会。与会专家聚焦“‘三融’战略与教育强国建设”主题，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课程思政与人才培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路径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会议代表一致认为，践行“三融”战略与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为此必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健全职业教育制度供给，完善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形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才能更好地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教育、科技、人才支撑。

一、推进“三融”战略加快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对于服务教育改革发展实践、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石河子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兆敏在致辞中指出，作为一所长期扎根边疆办教育的兵团高校，石河子大学始终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兵团第八次党代会和第八届兵团党委历次全会工作要求，在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中，充分探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景下深化“三融”战略的改革路径，高度聚焦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行动，担当作为，为“教育戍边、科技兴边、人才强边、文化固边”贡献出国门大学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教科院研究员马陆亭认为，“三融”是指向现实问题的创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战略竞争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推进，面对重大时代变迁，要坚持创新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三融”战略的提出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结果，从创新到产品的实现过程需要产教融合、解决问题的创新遵循社会需求的逻辑，需要综合性和多学科的科教融汇、学校教育从家庭人到社会人的拓展，形成家庭—学校—社会格局，需要职普融通。“三融”战略的推进亟须学术评价的转换，从而促进大学教育与科技创新同步推进，增强创新活力，通过高等教育整体性变革，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洪成文认为，“三融”教育的提出主要是指四个主体，即政府、普通高校、职业高校以及行业和企业之间新型关系的重塑，目前四大主体关系存在失衡问题，因此要树立新理念新策略，协调不同关系主体，实现“三融”教育大发展。

石河子大学教授蔡文伯提出，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视域下，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在对三系统耦合机理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通过对201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呈增长趋势，整体水平较低，高等教育发展最快，但在三系统中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全国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有所提升，截至2021年达到勉强协调状态，整体水平依旧偏低；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且持续存在，整体上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特征与梯度格局；2022-2026年耦合协调度有所增长，大致延续了2010-2021年的变化趋势，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且地区差异依然存在。为此，我国需要发挥高等教育核心枢纽的支撑作用，依托新质人才培养促进“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政府要在宏观战略上统筹“三大战略”，形成“三位一体”螺旋发展合力；各地区要明确内外差异与发展重点，因地制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题，也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抉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咏梅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满足高质量发展所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有力支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以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改革为核心任务。一方面，人才培养应把握哪些核心要素、满足什么需求是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和职业院校实践探索和模式创新的前提；另一方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以充足、完善的资源投入为保障。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需密切联系市场需求与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各省区的职业院校在办学模式、教育模式以及教学模式等方面也积极进行了实践探索。职业教育的投入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而其产出主要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学校声誉。从职业教育投入产出来看，我国四大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投入、产出均表现出优势，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相对薄弱。因此，职业教育投入政策应当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健全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财政保障机制，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坚持深化产教融合，鼓励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完善“职教高考”制度，推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一体化办学、衔接式培养，并且要适应区域产业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优化专业群建设。

现代产业学院是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重要形式，也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海门新职业教育研究所教授崔志钰认为，职业院校产业学院包含职业院校、企业等多元主体，是多元主体自主合作共建的组织机构，各主体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都能从产业学院建设中获益。政策补偿机制作为对主体投入的一种弥补，对保障职业院校产业学院持续健康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当前，职业院校产业学院政策应高度重视对合作企业的利益补偿，适当兼顾对其他主体的政策补偿，并且政策补偿应趋向多样且具体。但在实践中，职业院校产业学院政策补偿存在共性补偿机制不完整的问题，表现为政策补偿主体不全、补偿标准不清、组合补偿权重不明，同时也存在专项补偿政策供给不足，即补偿对象缺失、补偿性质偏差、同一补偿标准影响产业学院的品质提升等问题。因此，需要扩大共性政策补偿的覆盖面，明确政策补偿的原则和标准，丰富政策补偿的形式和内容，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产业学院专项补偿政策供给，健全针对产业学院建设绩效的综合补偿措施，突出职业院校产业学院专项补偿政策的引领和示范。

加强职业教育中外比较研究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石河子大学外籍教师、苏丹科技大学副教授Abdalla Noureldin Osman通过比较分析中国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与苏丹科技大学（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的实施情况，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比较先进，注重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发挥学校和企业两种环境的育人主体作用，初步完成人才培养标准和岗位职业标准，但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学历提升水平的渠道还不够通畅；苏丹职业教育升学体系比较完整、系统，包括三年文凭、学士学位或研究生教育，学生能否成功获得证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完成规定的课程并通过期末考试，公司的实习报告对于评估学生的水平也很重要。他建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中国和苏丹职业教育模式的交流与合作，引进中国学校和企业的“双元育人”模式，推动中国与苏丹在办学方面的合作。

“普职分流”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职业高等学校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陈鹏指出，伴随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到普及化的发展进程，家长对子女升学的焦点延伸至高中阶段，职普分流所引发的公众对分流结果是否公平正义的紧张与担忧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异地中考”作为一个典型事件，由于存在尖锐的学位竞争，进而引发社会焦虑，也反映出职业教育的社会流动阻滞，即职业教育纵向流动不畅、技术技能人才上升通道不确定、人才市场学历化倾向严重等。因此，需要完善职业教育社会流动的制度供给，坚持中等职业教育基础性定位，突破制约职业教育流动的瓶颈，大力推动职业本科教育发展，促进技术技能人才的有序流动，探索建立国家资格框架制度，完善技术技能人才的政策支持，增强技术技能人才发展驱动力。

二、打造高等教育“龙头”带动教育强国建设

教育强国的概念辨析及其建设路径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张应强认为，当前对教育强国的研究出现了就教育论教育强国，将教育强国与教育现代化，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等同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自己提出的概念和话语，经历了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再到“教育强国”的依次演进和迭代，“教育强国”不只是从教育功能层面对教育与国家关系的表达，而是在统筹把握“两个大局”基础上，我国应对大国竞争焦点转变所作出的战略规划和选择，蕴含着大国博弈的概念，指在大国竞争中具有教育竞争力优势的国家。“教育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下位概念，教育强国战略是强国战略的“战略先导”，教育强国的核心是高等教育强国[2]。因此，要着力打造高等教育“龙头”带动教育强国建设，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重中之重打造高等教育龙头，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路；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转型发展打造高等教育龙头，引入创业型大学理念推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转型升级；以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打造高等教育龙头，着力建设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成长的社会生态系统。

云南大学教授董云川认为，教育兴盛是国运发达的发动机，教育联动人才、思想、科技、文化、经济、政治，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强国作为主观意愿具有梦想引领、目标导向、战略支持以及职能发挥等功能，但作为客观状态，其发展水平仍有差距。他认为，教育不是竞技活动，要不争而善胜，倡导静待花开的教育、润物无声的教育。教育本是一个有机的自组织系统，需要回归常识——教育本来很简单，回归本源——孕育多彩的生命，回归理性——顺应规律，无为而治。

202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的颁布为我国学位工作创新发展提供法律支撑，对推动学位制度的法治化规范化、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李锋亮认为，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增强了审批体系的灵活性，扩大学位授予单位自主权鼓励不同学位类型的分类发展，为新事物留出了空间，赋予利益相关者权利，给予学位申请人更多的权利，同时强调学位授予单位质量保证主体责任。针对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提高研究生自主培养质量，他提出要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特别是遵循研究生教育的育人规律，必须立足中国大地，思考在中国环境中如何自主培养高素质人才，如何做到遵循中国作为有悠久历史的世界大国的研究生教育基本规律。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唐滢认为“课程思政”意味着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从思政课延伸扩展为全部课程，是落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关键因素，更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体现。课程思政是一种隐性思政教育方法，是思政教育在专业领域的具体化实践，要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之中。另外，她还介绍了云南农业大学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即构建了“大思政”工作体系推动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建设“大课堂”、思政小课堂、社会大课堂，搭建“大平台”；网络思政、团学思政，建好“大师资”，教师、管理、服务三支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