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者还是参与者？

摘 要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学校、企业与社会等多方利益主体。以扎根理论为方法论指导，通过对珠三角地区20位产教融合性企业管理者的深度访谈，构建出包含办学实力、经济周期、政策增量、产权明晰、岗前培训、技术创新的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六因素模型。对六因素归纳分析发现，政策环境体系不够完善、经济生态稳定性不足、职业教育供给与企业需求失衡是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三大主要阻力。为此，在政策层面，应落实政策存量清理，精准分层扶持；在经济层面，要拓展多元培养模式，打造共创共享联盟；在教育层面，要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重塑职业教育声誉。

关键词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01-0047-06

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决定了企业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提升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是解决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投入问题、构建高水平“双师型”师资队伍、提升学生就业质量以及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支撑与现实诉求[1]。2022年5月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九条提出，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对企业举办的非营利性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采取政府补贴、基金奖励等扶持措施[2]。

产教关系是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表现[3]。校企合作在本质上属于企业生产性组织行为，是生产系统更新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互动结果[4]。但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职业教育校企协同育人还存在职业院校自身吸引力不强的现实困境[5]。校企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校企合作的“壁炉”现象仍没有破解[6]。通过对2010年以来中国知网中CSSCI来源期刊刊发的校企合作论文统计发现，关于校企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阐释政策演变逻辑、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的校企合作“体质机制建设”；介绍产教融合中办学实体运行效果的“办学模式探索”；探讨企业外聘教师引入标准以及校内“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对文献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浅表化仍然是困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7]。究其原因，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解释和建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进一步梳理发现，目前对校企合作的研究客体多围绕政府行政部门和学校展开，缺少企业视角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企业需求和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珠三角地区20位产教融合型企业管理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收集资料，运用扎根理论进行分析归纳，建构影响企业自身参与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模型，并深入分析其参与阻力因素，以期为企业高质量参与职业教育提供些许借鉴或启示。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回顾式访谈的方法，在2010-2022年获评的广东省产教融合型企业中选取20家企业的管理者进行访谈。所谓“产教融合型企业”是指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职业院校、高等学校办学和深化改革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的企业。而广东省内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则具体指在广东省内（深圳除外）注册的法人企业，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管理等要素，依法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在实训基地、学科专业、教学课程建设和技术研发等方面稳定开展校企合作或产教融合服务的企业[8]。

选取产教融合型企业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因素考虑：其一，产教融合型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校企合作经验，能更深层次触及到校企合作中的实质性问题；其二，产教融合型企业是具有一定体量规模的大型或优质企业，其管理者有丰富的校企合作经验，并通常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具备一定的分析和反思能力，能够精准反馈意见，有利于后期文本分析和编码归类。以参与校企合作经验、企业信誉度为条件，最终筛选出20位企业管理者作为访谈对象。其所在企业主要类属于第二、第三产业，符合广东作为制造业、服务业大省的产业发展现状。企业类型有汽车及零配件、房地产及建筑工程、家具设计、教育信息技术、广告传媒、酒店服务、电工电子等11个行业类别，其中，世界500强企业2家，上市公司6家。被访者年龄为28～46岁，专科学历3人，本科学历12人，研究生学历5人；其中，CEO 1人，总经理4人，产品设计总监2人，人事总监7人，其他职位（经理级以上）6人。

（二）访谈设计与过程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的形式。为了在实际访谈中保持谈话顺利进行，与受访者形成良性互动，激励受访者说出真实感受，事先对其做出匿名化和非商业用途承诺，拟定出访谈提纲，包括：对企业而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能带来哪些效益；对企业而言，在校企合作中遇到哪些问题和障碍，或者说，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顾虑有哪些；目前政府出台的校企合作政策有哪些建议，企业需要哪些政策支持；您认为对企业而言，什么样的校企合作模式最佳；还有关于校企合作的其他补充说明吗？

访谈前期通过微信、电话、邮件等方式联系沟通访谈意图和内容后商定访谈时间和地点，利用节假日对受访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在征得对方允许的前提下，访谈中做了录音，每一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约1小时，访谈结束后随即进行文本转换。借助质性分析软件MAXQDA v18.0对访谈文本内容实施初步整理，为每一位受访者的访谈文本建立单个文档，再根据不同访谈问题进行文档归类编号，以此作为本研究的基础数据。

（三）数据分析

借鉴扎根理论的研究实例，遵循其程序和方法，对访谈文本内容进行不断分析、概括和归纳。以访谈的基础文本为分析源，逐步深化凝练，先后形成三级编码归类，即一级开放编码、二级轴心编码和三级核心编码，见表1。

按照以上示例，通过对全部访谈稿的逐句阅读，最终针对“产教融合背景下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因素”形成一级开放编码68个，归纳后得出二级轴心编码（即关联范畴）24个，最终提炼出三级选择编码（即核心类属）6个，见表2。

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六因素模型构建与阻力分析

（一）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六因素模型概述

从访谈结果中发现，校企合作实践层面上，作为重要参与主体，企业管理者对校企合作的思考与探索是务实、具体和系统的。基于对20位管理者的访谈结果可以看出，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包括办学实力、经济周期、政策增量、产权明晰、岗前培训、技术创新6个核心要素，而产权明晰与政策增量可以归纳为政策环境，技术创新和经济周期可以归纳为经济环境，办学实力与岗前培训可以归纳为教育环境。以扎根理论为方法指导，从系统、生态的视角，笔者尝试建构了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六要素模型，见图1。政策、教育、经济三大环境形成了一个结构化、生态式的有机体。

第一，由“产权明晰”“政策增量”组成的政策环境是整个生态有机体的保障性源力。“产权明晰”是指明确划分在校企合作中涉及混合所有制的实践项目（如公共实训中心、产业学院等）中，多方利益者对其设施设备的所有权，以及成效受益的管理权、使用权和转让权。“政策增量”是指为扶持校企合作，政府行政部门出台的具有激励性的方针措施，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并随着实践深入而不断调整和增加政策扶持力度。向外，政策环境对教育环境起到保障作用，对经济层面起到干预作用；向内，“产权明晰”的诉求对“政策增量”起到倒逼和指引作用，而“政策增量”对“产权明晰”起到反馈和修正作用。

第二，由“技术革新”“经济周期”组成的经济环境是整个生态有机体的导向性源力。“技术革新”能为企业解决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问题，提升产值，增加效益。“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紧缩循环往复、交替更迭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其反映了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也是经济危机监测和国家政策调控的基础[9]。向外，经济环境对政策环境起到刺激作用，对教育层面起到供给作用；向内，“技术革新”促进“经济周期”向扩张阶段发展，刺激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趋活跃。而如果“经济周期”处于扩张期会刺激“技术革新”蓬勃发展，如处于收缩期，则也会呼唤新技术的产生来实现产业升级转型，以新技术促成新业态，新业态拉动新一轮经济复苏和增长。

第三，由“办学实力”“岗前培训”组成的教育环境是整个生态有机体的供给性源力。“办学实力”是指学校在办学理念影响下达成的教育教学目标，硬件设施条件、教学软件配套情况，以及师资水平和学校声誉等方面的整体实力体现。对于职业院校来说，专业建设水准、“双师型”师资队伍、软硬件设置、规范化管理、校企合作、学生就业及升学情况等都是一所学校办学实力的体现[10]。“岗前培训”是针对目前职业院校培养体系与实际工作岗位有差距，学生岗位适应能力低等问题提出的校企共研岗前培训方案，能够促进学生快速进入岗位状态，融入企业文化。向外，教育环境对政策环境起到增强作用，对经济层面起到支撑作用；向内，“办学实力”是“岗前培训”的基础，而“岗前培训”对“办学实力”有提升作用。

（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阻力分析

1.政策环境阻力：责权划分不够清晰，执行效率有待提升

首先，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相关政策增量落实缓慢，激励效应较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校企合作的政策。在统一把控阶段，国家强制推动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转变，提升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要求行业、企业专家对标工作岗位标准和流程的要求与学校一起开发教学项目和课程，以培养专业特色技能人才。进入指向性激励阶段，国家相关部门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办学给予了一系列优惠与奖励政策。如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下发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对校企合作中管理规范、成绩显著的学校和单位，以及先进个人给予表彰奖励。然而，这些政策之间未能形成有效衔接，部门之间未能达成协作联动。从宏观到微观，政策体系设计关联度较弱，从国家到地方，政策执行落实层层下移，推进较慢。

“现行的鼓励政策涉及多部委联合发文，但在落实时会出现推诿现象，教育部门牵头但没有实际奖励权限，只能在企业声誉上给予荣誉，其他行政部门的激励措施兑现流程繁琐，且门槛较高，政府行政部门之间并未形成快速响应联动效应。”（访谈企业管理者 m-3）也有管理者表示，“地域政策出台后时效性短，企业获得红利期短，不足以补偿企业合作成本支出，让很多企业在后期参与动力下降。”（访谈企业管理者 s-3）“效益好的企业根本不在乎这一点税收优惠，效益不好的企业又没有能力培养实习生。而很多有潜力的公司就错过优惠政策。”（访谈企业管理者 b-3）仅靠减免税收或奖励优质企业和优秀个人，企业没有得到实惠，会造成中小企业合作动力下降。

其次，在校企合作法规方面，出现产权不清、各方责权利不明等现象。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混合所有制”成为争论热点，如公共实训中心、产业学院等实体化培训项目中多方利益相关者对成效收益的使用权和转让权都存有疑惑。公有制办学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因此束手束脚，而非公有资本参与办学需要回报与盈利。因产权不明最终导致在践行过程中既无法做到双方受益，更无法遵循经济规律。有5位企业管理者在访谈中明确表示对产权不明感到顾虑。“学校通常是师资、软件及部分设备的提供者，企业提供场地、技术、设备，政府提供用地、启动资金。这其中包含了设备等物资的交集，企业提供了场地和技术，却没有管理权和支配权，学校以育人为目的，企业以效益为目的，如果能明确企业参与教学管理，对校企合作中产生的技术专利具有使用和转让权，将对企业是很大的吸引。”（访谈企业管理者 J-3）

2.经济环境阻力：经济生态稳定性不足

首先，由于缺乏行业预警机制和测评机制，导致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马克思和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描述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循环周期之中。实证研究发现，行业发展周期会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选择，处于成长周期行业的企业在经济转型期更容易增加固定资产投入，而处于衰退周期行业的企业在经济转型期偏向于增加股权投资[11]。“有时候，企业投入的成本是无法精确量化的，只要有条件我们也会积极配合，毕竟培养能为我所用的人才是企业的刚需，但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有心无力，裁员还来不及，更不可能有精力去重新培养人。”（访谈企业管理者 e-2）“疫情对所有企业都有影响，职业教育说到底是经济问题。现在情况稳定，我们支持学校，但不知道未来是否会持续合作。”（访谈企业管理者 J-2）对于经济周期，企业的感知能力最敏锐，但学校往往是后知后觉，导致专业淘汰率高，学生实习就业困难，缺乏相应的行业预警和评测机制是造成办学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