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内涵特征、体系建构与实现路径

摘 要 全面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智慧校园”的过程样态，具有变革性、全局性、迭代性的本质特征。基于以转换和融合阶段为主、智能阶段为辅的目标导向，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要建构智慧化教学支撑、网络化办公办事、智能化校园管理、自助化公共服务、数据化治理决策五个维度的普适性体系，明确产教融合特色创新、技术引领应用创新两个维度的创新方向，并建立闭环管理的组织体系、系统性思维一体化推进建设、数据治理驱动转型变革以促进高职院校实现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 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内涵特征；体系建构；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05-0006-06

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列成篇，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在以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首次明确提出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全面推动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创新、变革性重塑的复杂工程，相比此前的教育信息化，其内涵定位、功能设计、目标价值等已发生质变。目前一些学者已围绕教育数字化的本质内涵、逻辑架构、发展方向等展开理论研究和探讨，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化思维运用数字化能力实现教育价值转型、能力培养、生态重构、系统性重塑等目标的过程[1]，同时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原则、理论框架、领导力发展、成熟度测评等方法论层面勾勒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用方略[2]。此外，亦有研究通过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比较分析，在法律制度、多元协同、信息公开、效能增强、改革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启示建议[3][4]。这些研究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撑与借鉴。

但是，作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主阵地，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高校数字化转型到底“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问题，在理论研究上还未能做出解答，在实践层面上也存在诸多困惑。因此，本研究聚焦高职院校，将在厘清“是什么”的基础之上，着力探索并提出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的体系架构和实现路径。

一、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

（一）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化”共性内涵

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愿景赋予了“数字化”更丰富的共性内涵。具体而言，“数字化”与之前的“信息化”存在转化、递进和依存的关联关系，同时又存在“使能”的内涵区别。“信息化”通过应用系统实现业务协同、数据信息归集和数据的可视可知，但最终业务协同的效率取决于人，数据信息的运用决定因素也是人，这使得不同的人利用数据信息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数字化”的内涵是在综合事物过程要素、多元在线数据和多维知识集成的基础上，设计达成目标的最佳路径和算法模型，并由此建立监测分析、预警预测、融合供给、资源优化、管理服务等功能的“敏捷系统”，实现智能协同的战略目标达成。显然，“数字化”的事物结果决定因素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单体的“人”，而是集“众人”智慧和力量的在线数据的精准性、知识集成的全面性、路径设计的合理性和算法模型的科学性等“规则”的集合，见图1。

（二）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界定

分析“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内涵逻辑关系，旨在厘清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之前的数字校园、智慧校园、教育信息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对高职院校的数字化转型概念进行界定，这必然是学校实践的首要问题。有学者统计表明，当前与“校园信息化”相关的术语有6个之多，术语使用的不一致严重影响其政策影响力和战略认同感[5]。据研究，1995年，“教育信息化”取代“电化教育”，成为对该事业的统称和特定用词，并沿用至今[6][7]。教育信息化在学校的发展经历了多阶段的演变：在教育信息化1.0阶段，“数字校园”以电子校务系统建设、数据整合与应用集成为重点[8]，作用是提高学校业务工作的管理效率，为更高级阶段发展奠定了应用和数据基础；教育信息化2.0阶段，“智慧校园”的内涵是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变革创新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全流程工作模式[9]，构建类脑“智慧集”系统，培养学生适应数字社会的能力，从而孕育教育的卓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正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题中要义。因此，本研究认为：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是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方法来实现“智慧校园”的过程样态。

（三）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的“职业性”特征

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具有“职业性”视角下的变革性、全局性、迭代性三个基本特征。

变革性是转型的逻辑起点。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一方面，产业发展需要大量懂业务且具有数字化素养和能力的中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全球新冠疫情以来高职院校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产业结构调整导致懂业务又懂技术的融合型人才供需矛盾非常突出，且随着全行业数字化的推进，人才供需矛盾呈持续放大趋势[10]。因此，与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最密切”和“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无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变局[11]，迫切需要适应性转型变革。要增强职业教育数字产业变革适应性，就必须把数字化转型作为职业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和内生动力，以数字化转型的新成效重塑职业教育的新生态，达成“支撑高质量发展”和“促进高质量就业”两大使命[12]。

全局性是转型的逻辑定位。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的数字化转型目标定位，其覆盖面必然是全方位系统性的。一方面，增强适应性的转型过程涉及办学全要素，内容既包括教学理念、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实践实训等育人要素[13]，也包括体制机制、流程再造、生态重构、服务创新等治理要素，更包括产教研融合、校政企合作等融通要素。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重塑新生态的归旨是人才培养的“能力本位、就业导向”，举措是运用数字化的思维、手段和技术，通过“学校-政府-产业-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构建高职院校包括专业、课程、实训、教师、环境、机制等供给要素与经济社会发展人才（能力）需求匹配适应的动态数据“敏捷系统”，并以此指导办学要素更加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系统性化解当前职业教育主体单一、产教脱节等问题，从而提升学生适应技术变化的能力和面向未来终身发展的职业变迁能力[14]，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人才支撑与技术服务。

迭代性是转型的新逻辑起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适应性的角度来看，当前数字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尚处于动态发展期，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也处于结构性调整期，传统和新兴产业的交替发展将会是未来常态。因此，受产业迭代发展影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各要素也需要与之不断匹配进步，所以，数字化转型适应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迭代的问题。其次从“数字化”内涵的角度来看，转型的具体表现是人才培养过程和要素的数字化，过程和要素通过转型达成无限接近有利的“规则”集合，并以数字化形式固化然后迭代，形成“固化—迭代”良性循环，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由此促进高职教育治理和创新能力的螺旋式上升，并以“规则”的确定性摆脱因人而变、难以持续向好的教育困境。

（四）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阶段

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且各阶段有着不同的典型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过程分为“起步、应用、融合、创新”四个阶段[15]，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的重点显然在后两个阶段。但是，事物总是遵循“有没有”“好不好”“优不优”的发展递进规律，况且地域和学校发展不均衡也是客观现实，因此“起步、应用”过程尚不能缺少，本研究将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转换阶段、融合阶段和智能阶段。

二、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的体系构建

根据高职院校的办学职能定位和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高职院校的数字化转型当前应以转换和融合阶段为主、智能阶段为辅的目标导向，构建智慧化教学支撑、网络化办公办事、智能化校园管理、自助化公共服务、数据化治理决策等五个维度的普适性体系，同时确立产教融合特色创新、技术引领应用创新等两个维度的创新方向，见图2。

（一）构建高职院校“五化”普适性体系

1.智慧化教学支撑

国家高度重视数字化产业背景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数字化转型。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在人才培养方案、专业目录、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设施等方面均做出数字化转型部署。2021年，教育部印发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其核心设计导向的改变就是“数字化改造+专业升级”。2022年3月，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开篇力作——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职业教育政策层面对数字化转型的前瞻性布局，对学校教学教材教法、教师能力、课程资源、实践实训等智慧化教学支撑提出了全新要求。因此，教学转型要紧盯专业学科的产业转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新需求、成果转化新课题、职业技能终身教育新使命等关键要素积极应变和主动求变，一方面，应持续加强一体化在线教学平台、课程资源、新形态教材、教学方法、评价改革等线上线下教学过程适应性动态匹配转型；另一方面，根据专业技能培养需要来接轨产业，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共建、校企共商形式，加强“一系一品”的产业软件教学、虚实一体自主实训、虚拟仿真工场实训等技能实训环境建设。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情景沉浸式实训两个维度的数字化转型，全面支撑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升教学质量，缩短学生实习就业适应期，提高人才的岗位胜任度。

2.网络化办公办事

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一体化网上办事大厅建设是高职院校回应师生关切、加快治理体系改革、提升治理效能的内在需求和紧迫任务。高职院校在线办公办事的转型首先是要确立校务改革的职能部门主体定位和主体作用，加强干部简政放权、制度重塑、流程再造的数字化思维转变；其次是基于一体化、集约化、规范化的理念，以需求和问题导向设计校务办公、教务教学、学工管理、后勤服务等业务领域场景应用，以场景建设推动校务改革破题，打通跨部门和跨系统之间的业务壁垒，将过去线下多头管理转变为线上“一网通管、一网通办”；再次是在“网上办”的基础上同步规划实施“掌上办”，实现办公办事“应用随身、服务随行、时刻在线”的服务能力，以此提高办公办事的便捷度和效率。

3.自助化公共服务

校务服务从交互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物”交互事项，即服务过程没有实体“物”的交互，如请假申请、公文流转等，可以通过线上业务流程完成；另一类是“物”交互事项，即存在线下“物”的交互，如收入证明、成绩证明、学生证注册等需要学校盖章，校园卡挂失补办需要领卡等。传统模式下“物”交互事项办理存在师生多趟跑腿、服务效率及管理效能低下等问题，校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应在“网上办、掌上办”的基础上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建立公共服务“终端办”体系，集成校内办公、教务、学工、人事、后勤等部门基于线下交互的服务事项，通过自助化公共服务终端，实现证明材料办理、证件注册、自助打印等“终端办”应用，为师生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自助服务窗口。

4.智能化校园管理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进步成熟，校园管理具备了更多的应用空间和技术能力，过去“人管人”“人管物”以人作为管理主体的管理方式，通过万物互联的部署和“物”的类脑智能设计，将逐步向“物管人”“物管物”“人物共治”的现代化智能管理方式转变，智能化管理将使得校园管理更精准、更高效、更便捷。例如，人脸识别考勤代替以往校园卡刷卡考勤、签名考勤，可以很好地解决代刷、代签考勤漏洞，使得考勤更精准；再如，物联网RFID技术在智慧图书馆的运用，解决了在馆图书盘点难、“一人放错、千人难寻”的图书找寻难问题，还可以通过关键词搜索快速定位图书，切实提高了管理效能和师生借阅效率。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学校智能化管理方面已经能实现广泛应用，学校可以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逐步在平安校园、生态节能、能耗管控、人员管理、资产管理等业务领域推进，一体化设计生物特征和物联网数据中枢，避免数据重复采集，以“高效的技术+业务智能化管理”来提高效能，以师生可感知的智能化发挥环境育人、服务育人作用。

5.数据化治理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