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

摘 要 中等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中职吸引力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至关重要。基于主体选择性视角对中职吸引力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当前制约中职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为毕业生的教育选择相对受限。具体而言，相比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难以较好满足公众选择高学历的普遍性教育需求、选择院校地域及所学专业的个性化教育需求、选择参军等多样化教育需求。这与职业教育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中职定位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中职升学考试的效力有限直接相关。基于此，提升中职吸引力应增加中职毕业生获取本科教育文凭的机会，关注中等职业教育服务个体发展的价值取向，加快建立与普通高考同等效力的职教高考系统。

关键词 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选择性；教育需求；教育文凭

中图分类号 G71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07-0046-06

2022年5月1日，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将“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修改为“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这一改动被部分群体解读为“取消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1]，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类似“中职消亡”的言论反复出现，主要源于公众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同度较低，矛头直指当前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以下简称“中职吸引力”）不高这一事实。基于上述背景，提升中职吸引力势在必行。本研究将基于主体选择性视角重新审视中职吸引力问题，挖掘制约中职吸引力的关键因素及深层逻辑，并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

一、主体选择性：中职教育吸引力问题分析的视角转向

主体选择性是人在活动中能动性的体现，教育的主体选择性主要指教育认识过程中教育主体的定向反映能力，是教育主体依据自身需求和主客体条件自主地从诸种教育客体的内外部关系及其动态发展的可能性出发，去判断和采取那种能够最大限度地、最全面地满足自身需求的方式的主体能力[2]。简而言之，教育的主体选择性强调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并非消极地服从或顺应，而是依照内在价值尺度进行判断和选择，具备较强的主观能动性。中职吸引力之所以不高，主要是因为教育主体认为中职不能很好地满足其教育需求，根源在于教育主体的价值判断。本研究从主体选择性视角分析中职吸引力问题，有助于揭示该问题长期被遮蔽的教育主体性要素，挖掘主体认为中职吸引力不高的真正原因，从而更加深入地洞悉制约中职吸引力的客观因素，并提出完善建议。

（一）主体性的遮蔽与归复

转向主体选择性视角有助于彰显中职吸引力问题中的主体性要素。长期以来，学者在分析中职吸引力问题时存在遮蔽主体性的现象。已有研究主要将“主体不愿选择就读中职”作为一个无需深入阐释的事实性前提，并基于该前提进一步探讨中职吸引力问题。如有学者基于中职吸引力不高的事实性前提，指出中等职业教育自身质量是制约中职吸引力的关键因素[3][4]，政府对中职吸引力具有实质性的调控能力[5]，社会文化观念对中职吸引力影响深远，其中我国中职吸引力不高主要受“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6]，印度则主要受种姓制度的影响等[7]。总体来看，上述研究主要从政府、社会文化、中等职业教育等客观环境入手探讨中职吸引力问题，实则遮蔽了中职吸引力问题中的主体性要素，即没有揭示中职吸引力低迷的真正原因——主体究竟为何不愿意选择就读中职？而中职吸引力问题又属于价值问题，体现了作为客体的中等职业教育对于与其相关联的价值主体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8]。受教育者则是进行价值判断的主体，关注受教育者这一主体性要素才是分析中职吸引力价值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转向主体选择性视角是探源溯流、深度剖析中职吸引力问题的必然选择。

（二）客观环境的洞悉与完善

转向主体选择性视角有助于洞悉、完善现有客观环境，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营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9]，充分关注每个个体的成长与发展，致力于为每个人的发展营造良好氛围。本研究将中职吸引力问题的分析视角转向主体选择性，有助于关照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落实文件中“面向人人”的发展要求。具体而言，该视角通过挖掘教育主体的合理需要，分析得出制约个体选择就读中职的关键因素，并借此洞悉当前客观环境中的局限，即中职哪里没有满足主体的需要、为什么没有满足。只有这种基于个体选择性视角下的问题分析，才能更好地关注教育实践中具体的“人”，才能洞悉客观环境中真正制约主体选择性的关键因素，才能进一步通过改善问题营造出“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真正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教育选择相对受限成为制约中职教育吸引力的关键因素

基于主体选择性视角分析“公众主体的需要是什么”及“中等职业教育客体能否满足主体需要”发现，自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公众日益丰富的高等教育需求与中职为毕业生提供的教育选择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中职吸引力的关键因素。

（一）主体需要：公众的高等教育需求日益丰富

公众丰富的高等教育需求主要体现在对高等教育的普遍性需求、个性化需求和多样化需求三个方面。第一，普遍性需求指公众普遍追求高学历的教育需求。有研究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相关数据发现，82.47%的公众希望子女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10]。2017年底至2018年初的教育调查数据显示：超过92%的家长期望子女可以读大学，超过98%的高中生希望自己可以读大学，其中超过60%的家长和高中生希望可以就读“985”“211”等名校[11]。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公众追求高学历的教育需求更为普遍。第二，个性化需求指公众依据个人偏好等产生的对高等院校地域及所学专业的选择需求。已有研究发现，家长、学生在择校时具有地域偏好和专业偏好，部分群体愿意选择发达地区的高校，另有部分群体倾向于选择离家近的高校，群体地域偏好差异较大；而在专业偏好方面，几乎所有学生都希望选择自己喜欢或认可的专业[12]。从整体趋势来看，公众希望在高校地域和所学专业的选择方面拥有较大的自由度。第三，多样化需求指公众在接受高等教育阶段产生的转专业、出国留学、参军等教育需求。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公众的教育需求愈加多样，如部分学生到大学报到时，会向学校提出转专业申请；部分学生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下，出国留学的意愿有所增强；还有部分学生在参军报国思想的引领下，产生了较强的入伍意愿，一项针对1836名高职生的调查显示，82.3%的学生愿意参军入伍[13]。综上，公众在基本的高等教育需求被满足后，产生了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选择需求。

（二）客体条件：中职提供的教育选择相对有限

在公众高等教育需求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中等职业教育为毕业生提供的教育选择相对有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等职业教育在满足公众普遍追求高学历的教育需求方面的能力相对有限。当前，中职毕业生升学大多只能进入高等专科学校，只有少部分学生可以进入本科学校，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0年全国中职毕业生抽样调查显示，近两万名中职毕业生中约65%升入高等院校继续学习，只有约10%的学生升入本科院校。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结果则显示，全国共有本科院校1270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38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2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仅占本科学校总数的2.5%，而普通本科学校为中职毕业生提供的名额又十分有限。因此，相比普通高中毕业生而言，中职毕业生升入本科院校的机会少之又少。第二，中等职业教育在满足公众的院校地域选择、专业选择等个性化教育需求方面的能力相对有限。目前，中职学生可通过三校生高考、自主招生等途径进入高等院校继续学习，但基本只能选择本省内的相关院校。如山东省2022年自主招生考试只面向本省内的中职应届毕业生，且原则上一个专业只能对应春季高考中的一个专业类别，这种要求下参加自主招生的中职毕业生只能选择本省内相关职业专科院校的特定专业[14]。第三，中等职业教育在满足公众转专业、参军等多样化教育需求方面的能力相对有限。如湖北省相关条文规定“中职单招、技能高考的学生原则上不允许转专业”，相比普通高中毕业生，很多省份中职毕业生的转专业需求受到制约。关于参军，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的女生较之男生更易受到影响，具体而言，女兵征集数量非常少，大约只占男兵的3%，导致其入伍难度很大，其中高考相对成绩是女兵初审的关键内容，高考相对成绩与普通高考成绩在全省的排名有关，而参加单招等非普通高考的女生被认为不具备普通高考成绩，即高考相对成绩为0，基本没有机会入伍，这制约了部分中职毕业生多样化的教育选择需求。

三、选择性视角下中职教育吸引力问题的根源

中职毕业生教育选择相对受限体现为中等职业教育在满足公众普遍性、个性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需求方面的能力相对受限，而这三点又分别与职业教育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中职定位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中职升学考试的效力有限等根源性问题紧密相关。

（一）职业教育文凭弱势地位与公众普遍性教育需求之间的冲突

溯源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长期处于文凭弱势地位，且与公众普遍追求高学历教育需求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新中国成立后，为快速培养工业化进程所需人才，国家将目光投射到培养周期短、人才实用性强的中等职业教育上，创办了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以培养技术干部、管理干部和面向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其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享有干部身份。总体来看，这两类学校的毕业文凭都具有极高的含金量和社会公信力，满足了当时公众的就业需求。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实行“统一分配”的局势一去不返，此后中职学校毕业生大多成为流水线上的普工，职业学校文凭迅速贬值[15]，与公众的教育需求产生裂缝。随后，1999年的高校扩招进一步扩大了职业教育文凭弱势地位与公众教育需求之间的冲突。在扩招之前，公众认为与其进入普通高中去竞争渺茫的大学机会，不如通过中等职业教育快速获取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渠道；而扩招之后，普通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概率大大增加，相比中职毕业生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导致能力较强的学生都会选择普高以增加考入大学的概率，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收容”差生的次等教育[16]。扩招后出现的高职又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垫底教育”，总体来看职业教育文凭愈发贬值，与公众追求高学历教育需求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公众追求高学历的教育需求有增无减，但职业教育体系尚处在建设阶段，可供中职毕业生选择的本科层次院校少之又少，与公众教育需求之间的冲突依旧非常大。

二者之间的冲突关系是当今文凭社会难以消弭的产物。文凭社会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将文凭作为公众通往成功的“敲门砖”。该背景下文凭被赋予重要价值。首先，文凭被赋予商品的“实质性价值”，通过文凭可以获得满意的职业和经济收益。如当今大部分学校聘用中小学教师的硬性门槛为本科学历，本科文凭毕业生比专科文凭毕业生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及更高收益。调查显示，我国个人教育收益中仍存在显著的文凭效应——在控制个人受教育年限的条件下，获取的专科、本科文凭能给个人分别带来约17%、52%的额外收益[17]。其次，文凭还被赋予符号的“象征性价值”，教育可通过文凭完成社会分层，使文凭成为社会区隔的象征。如公众常常将文凭与个体的社会地位、实际能力等联系起来。基于文凭的多种附加价值，公众短期内对文凭的渴望不会消退，而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扭转职业教育文凭的弱势地位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职业教育文凭弱势地位与公众普遍性教育需求之间的冲突暂时难以消弭。

（二）中职区域经济服务取向与公众个性化教育需求之间的冲突

随着公众自我意识的觉醒，中等职业教育定位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公众在院校地域、所学专业选择方面的教育需求之间产生较大冲突。在论述二者冲突之前，有必要对中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重新加以审视。首先，不可否认，中职教育在为地方经济发展输送大量急需人才方面存在合理之处，但该取向在日益开放的社会发展背景下亦存在不合理之处。特别在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一大特征，包含劳动力资源在内的各类资源要素在全国逐渐实现自由流动，农民工便是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典型产物，而职业院校毕业生作为比农民工具有更大劳动力价值的主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自由流动的现实必要性同样存在[18]。2019年，一项针对陕西省59402名中职毕业生开展的就业情况调研结果显示，有60%的中职毕业生直接选择在本省就业，有近40%的学生在省外或境外实现就业[19]。可见，在劳动力要素流动不断加强的现实背景下，中职毕业生关于异地就业的意愿需求不可忽视，完全将中职人才培养定位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并非十分合理，该取向尚存在调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