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融汇推动下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的逻辑理路

摘 要 新发展格局下，高职院校在区域创新体系中被赋予更多职责、使命和期待。以科教融汇推进科研平台建设，有助于高职院校更好地把握办学定位、优化办学职能、创新办学形态。在科教融汇的理念框架下，高职院校科研平台的功能定位体现在资源集聚的载体、项目培育的土壤、区域创新的高地三个方面。实践中，应以高水平专业群为依托，推动科研教学服务一体化提升；以高水平带头人为重点，推动结构化科研服务团队建设；以产业现实问题为对象，推动利益主体间产学研用合作。

关键词 科教融汇；产教科城融合；高职院校；科研平台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10-0025-06

作者简介

吴一鸣（1978- ），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博士研究生，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处处长、高职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安庆，2460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新发展格局和类型化发展双重推动下职业高等院校办学适应性研究”（21YJA880068）；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安徽省高职院校科研创新能力提升策略与路径研究”（SK2021ZD0110），主持人：吴一鸣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国家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发展格局下，与产业紧密对接、与企业深度合作的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在区域创新体系中被赋予更多职责、使命和期待，科研平台建设在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但与普通本科高校相比，高职院校在科研平台建设上起步较晚、进展缓慢、成效有限，甚至还没有构建起清晰的认知体系和行动框架。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必须以科教融汇为推动，立足职业教育类型发展、区域布局的办学特点，发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优势，在推进产教科城融合中厘清行动导向、明确功能定位、把握建设路径。

一、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的认知基础

讨论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问题，需要从不同视角对高职院校科研与技术创新进行检视。

从政策导向看，科研与技术创新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重要内容。无论是“鼓励和支持开展职业教育的科学技术研究”[1]“健全以企业为重要主导、职业学校为重要支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中心任务的产教融合创新机制”[2]，还是“职业学校要主动与具备条件的企业在技术创新等方面开展合作”[3]，或是“职业学校要服务地方中小微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4]“促进创新成果与核心技术产业化”[5]，提升科研与技术创新能力始终是国家层面对高职院校办学一以贯之的要求。虽然就高职院校是否需要科研曾有争议，但随着内涵建设的深入，科研与技术创新在高职院校办学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并已成为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当前现状看，高职院校科研与技术创新能力普遍不足。截至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756所，其中职业本科高校32所、高职院校1486所，合计占比55.08%[6]。高职院校虽然在学校数量上与普通本科高校大体相当，但在科技经费、科技机构等方面却与普通本科高校差距巨大。从各类高校科技经费拨入总量看，“211工程”及省部共建高等学校16136527万元、其他普通本科高等学校9152705万元、高职院校442492万元，校均分别为141548万元、9665万元、444万元。从各类高校研究与发展机构数量看，“211工程”及省部共建高等学校有4840个、其他普通本科高等学校7937个、高职院校510个，校均数分别为42.5个、9.4个、0.5个[7]。在科技课题项目、科技成果产出等方面，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高校相比则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发展趋势看，科研平台建设已经成为高职院校改革的优先选项。2015年，“以市场为导向多方共建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8]成为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事实上推动了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建设发展，教育部在2019年一次性认定了480个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9]。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认定更多是对高职院校开展这项工作的一种鼓励，而非对高职院校这项工作成效的评价。真正对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形成有力推动的是2019年启动的“双高计划”，“与行业领先企业深度合作，建设兼具产品研发、工艺开发、技术推广、大师培育功能的技术技能平台”，是其所明确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从“双高计划”建设中期自评情况看，各入选院校近两三年在科研平台建设上也的确付出了较大努力。而真正对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形成极大推动的，则是2021年“有省级及以上技术研发推广平台（工程研究中心、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或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实验实训基地等）”[10]成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必备条件，“近5年横向技术服务与培训年均到账经费1000万元以上”[11]成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的必备条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管高职院校是主动应对还是被动应付，科研平台建设都已经成为当下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优先选项。

二、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的行动导向

从高职教育过去二十多年办学实践来看，在促进就业的办学导向下，高职院校普遍更加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在办学经费的筹集压力下，有部分地方政府举办高职院校在推进与城市发展融合方面作了很多探索和努力，但其他类别高职院校并不具有服务地方、融于地方的直接压力或动力；而由于科研能力低下且人才培养对科研刚需不足，科教融汇在高职院校改革发展中并没有摆在重要位置。

高职院校的三重属性决定了其科研平台建设必须持续推进和深化产教科城融合。其一，高职院校的职业教育类型属性，决定了其“办学模式扎根于经济模式，并以技能为中介实现内在关联”[12]，而产教融合是其办学的价值导向和目标指向所在。其二，高职院校作为职业高等教育的层次属性，其“科研质量、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学术地位，决定了这所学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和特色”[13]，而科教融合是“破除要素驱动发展壁垒、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对创新型人才需求的必由之路”[14]。其三，高职院校办学的区域属性，决定了其办学必须坚持融入地方、服务地方的发展思路，与所在城市发展融为一体、共生共荣，努力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基于这种认识，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应至少从三个方面把握其行动导向。

（一）在产教科城融合中更好地把握办学定位

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基石。但对高职院校办学定位需要有与时俱进的认识和理解。首先，每个地级市至少有1所高职院校的学校布局，要求高职院校办学必须立足地方、面向地方，这是高职院校办学的区域定位。其次，高职院校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处于较高层次，相较中等职业学校，除了人才培养规格和标准之外，显然还需要在技术创新与技术服务上体现出作为现代大学的高等性特征。再次，在加快“双高计划”和稳步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推动下，以中小微企业为重点提供有效的技术和创新支持，更好地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国家层面对高职院校办学所提出的重要目标任务。以产教科城融合理念建设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可以更好地调动各重要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教育合作的积极性，在技术技能供需对接之外拓展高职院校办学空间，推动高职院校更好地把握并实现其办学定位。

（二）在产教科城融合中更好地优化办学职能

高职院校作为现代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大学职能。但其肩负的“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15]，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职院校在落实办学职能的形式和路径上必然呈现出其作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高职院校已经形成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特色，在落实社会服务职能上则更多还仅仅是将对接产业、服务产业的理念充分体现到学校的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社会培训等办学行为之中，改革成效虽然明显但提升空间依然巨大。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大众的普遍印象中，还是各类政策关注重点上，甚至是在高职院校自我认知里，落实科学研究职能都是高职院校办学中积贫积弱的难点问题。以产教科城融合理念建设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可以有效推动人才、信息、项目等资源集聚，促进教师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提升，以更好地为学校创新人才培养、做强社会服务提供有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化产教科城融合的本质或目标，就是为了实现高职院校办学职能的协调发展、互相促进。

（三）在产教科城融合中更好地创新办学形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增强职业技术教育的适应性。保持对产业发展变化的敏锐感知并通过不断创新办学形态积极主动地应对，是高职院校增强办学适应性的前提和基础。虽然面临诸多批评，但科层制仍是高职院校的基本制度设计，其既能促进“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与标准化”，但也可能会带来“官僚化与行政化”[16]。而2019年以来连续三年的高职扩招，已经对高职教育传统办学形态形成颠覆性变革并推动高职院校“在社会服务上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平台功能，从有限的合作办学走向全方位的开放式办学”[17]。优化和完善科层制管理，增强管理运行的效率和质量，已然成为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以产教科城融合理念建设科研平台，一方面可以在学校科层制的管理运行设计与学术自治的组织形态创新之间找到结合点，以一种主动、务实的姿态培育形成具有高职特色的学术共同体，进而“推动教师学术活动从个体向群体融合，实现教师组织化发展”[18]；另一方面可以形成高职院校对接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新的重要窗口，让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主动协作、不同要素禀赋的统筹整合以及有关各方聚焦现实问题展开一致行动成为可能，推动高职院校更加开放、更有质量地融入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中。

三、高职院校科研平台的功能定位

在教育领域普遍采用以“竞争择优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益最大化为运行逻辑”[19]的项目制推动下，高职院校科研平台无疑是缺少竞争力的。虽然原因有很多，但从高职院校自身去梳理至少有四个突出的问题。其一，理念认知体系有偏差。对如何开展高质量科研普遍缺少系统认知和理念推动。对绝大多数高职院校来说，科研仍然只是教师个人专业成长的助力，集中优势资源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很少。其二，科研能力和条件较低。高职院校的实验实训室在功能上偏向于教学和实训，在设备的先进性和精细化上很难满足科研的需求。同时，高职院校对高层次科研人才吸引力不足，再加上高职院校教师教学任务普遍较重，在高水平科研带头人的培育上存在先天不足。其三，激励引导机制不健全。在理念认知不到位、科研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高职院校很难在科研平台建设上形成有效的激励引导机制。其四，协同合作意识未树立。高职院校认知、条件和机制的欠缺，让企业很难信任、认可高职院校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同时对大部分高职院校来说，围绕企业和一线需求开展技术创新、提供技术服务并没有摆上重要日程，所以校企之间在科研上的协同合作很难深入。在产教科城融合的理念框架下，高职院校科研平台的功能定位至少应从三个方面予以把握。

（一）资源集聚的载体

在科研人才队伍、科研设施设备、科研项目资源等方面，高职院校与本科高校相比差距较大，仅仅依靠高职院校自身力量在短期内很难解决。而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无论是对校外还是对校内，都可以成为推动和承接科研资源集聚的优质载体。

在校外，促进企业深度参与。以往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更多是集中在人才培养之中，但随着高职产业学院等新办学形态的快速发展，学校与企业之间在联合技术攻关、联合申报项目等方面有了更多协同与合作。从实践来看，在科技行政部门有关高新企业认定、研发经费奖补等政策推动下，企业借助校企合作的天然优势，参与高职院校科研平台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正在大幅提升。

在校内，要催生内部创新活力。从近二十年来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体系来看，不管是前期的相近专业组团成系，还是“双高计划”所推动的或依托专业群建设二级学院或依托二级学院建设专业群，其核心逻辑仍然是科层制管理。虽然不能否认科层制管理对于高职院校内部治理能力、效率的有力支持，但科层制管理模式下的科研与技术服务很难激发出活力与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研平台作为一种聚焦学术科研的非教学单位、非行政组织，不仅丰富了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形态，更可以对校内相关优势资源进行重组，以问题和成果为导向深化考核奖惩和分配制度改革，有效激发出学校内部的改革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