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四重逻辑

摘 要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是新发展背景下人才结构的新类型，其人才培养系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实然、人才结构均衡化发展的核心应然、技能型社会体系构建的价值本然、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现实必然。面对当前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所面临的培养标准与组织架构亟待明晰、校企合作与育人资源匹配不畅、学校招生与企业招工对接矛盾、培养方式与路径选择不明确等问题，建议加强宏观指导和政策支持，在实践中开展阶段性评价并形成标准方案；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协同，实行深度融合的现场工程师学院培养模式；完善招生培养一体化体系，发挥和强化学校与企业双主体育人的职责；坚持大职教观的培育理念，在职业教育体系视阈下创新工程教育改革。

关键词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校企合作；基本逻辑

中图分类号 G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011-0043-06

2022年10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强调要对接匹配职业教育资源，到2025年累计培养不少于20万名具备工匠精神，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何谓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为何要培养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怎么培养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尤其是如何充分发挥行业部门、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方参与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积极性、主动性，是当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拟从我国既往工程师发展的历史脉络中窥探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内生逻辑，结合现实背景阐明当前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价值意蕴，进而探明在当前职业教育资源条件下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困因所在，从而为达成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目标提出可行性的现实路向。

一、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传承逻辑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非常重视工程师的培养，有着较为悠久和深厚的工程师发展史，极大促进了我国工业发展、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研究现场工程师的起源，能够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寻觅“一脉相承”的渊源，从而透析出党和国家对发展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应时之意。

（一）国家现实发展的时代呼唤

我国工程师组织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清末民初时期由詹天佑等人创建的中华工程师学会[1]，在该工程师团队的规划带领下，我国顺利建成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打破了国外企图封锁铁路技术的垄断，中华工程师学会也成为我国历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工程师群体组织。但由于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强敌入侵，彼时的工程师群体未能发挥关键作用，没能受到政府的过多关注和任用，无法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以及系列政策的推动下，工程师的“职业正规化”得以确立，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

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工程师的培养与发展主要采取的是苏联模式。彼时，国家对工程建设的重视使得初具规模的工程师群体得到广泛任用，成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主力军”。与此同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促使国家对工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如何制定满足工业发展需求的工程师人才培养计划被提上日程。后来，由于“文革”影响，我国工程师培养与发展陷入一定的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决策论断使得人才结构必然跟随调整，以适应经济建设所需。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性以及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振兴教育事业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等问题，为工程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2]。自此，我国工程师教育与培养步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轨道，理工科院校数量与工科专业的占比进一步提升，为我国工程师人才培养创造了优越的制度环境。

（二）卓越计划的时代推进与寻觅

2010年6月，教育部在天津市召开“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启动会，意味着我国卓越工程师计划项目日益步入“正轨”。201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我国“卓越计划”正式启动。2018年，面对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发展不断提升的新形势，教育部联合中国工程院等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指出要“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加快培养卓越工程师”，促进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以此适新形势下的科技人才需求。两次“卓越计划”着眼当下和未来技术发展需求，着力推动培养能够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各种层次和类型的工程技术人才[3]。2022年10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开启了我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时代。

从字面意义上看，卓越工程师与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区别在于“卓越”与“现场”的不同，前者是由普通本科高校负责实施培养的工程人才，后者则因融入了“职业教育”的跨界性特征，其培养主体除了涵括高等职业院校外，还包括企业、机构等多元化主体。就人才类型而言，卓越工程师更强调其创新研发能力，而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则是以中国特色学徒制为依托，旨在培养具备高素质且能第一时间现场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工程型人才，其侧重实践性又不忽视创造性。

整体而言，卓越工程师与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在目标定位、培养主体等方面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二者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卓越计划”推动普通教育一环发生改革，提前为培养大批工程型技术人才奠定基础，这为职业教育领域开展现场工程师培养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可以说，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计划不失为从“卓越计划”中寻觅而推进的，但却又不是照搬而生的，而是为当下现场工程师人才类型的需要而生成的。

二、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发展的价值逻辑

现场工程师是我国工科领域以及工程部门的专属人才，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是依托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的高素质工程型人才。当下强调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不仅是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理性自觉，更是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现实所需。

（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实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化解这种矛盾，依靠的是高质量发展的手段，高质量发展也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发展政策的根本要求[4]。作为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亦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既是职业教育自身寻求发展的应然，也是紧随国家发展格局的体现。教育的核心在于育人，一方面为个人成长搭建平台、提供机会，另一方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尤其为实体行业提供后备人力资源“保障”。缺少了职业教育一环，我国大部分产业发展将出现“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产业转型升级速度的加快，我国正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而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率先瞄准先进制造业等行业培养人才，能够更好地助力建设“制造强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主要依托中国特色学徒制开展培养，这是在职业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一种新型人才，不管是对职业教育自身而言还是对产业发展来说，都能起到“互赢”的作用。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目标定位是培养拥有现场解决复杂问题的技术能力的技术人才，这能有效改变以往人们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认识，从而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当前，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尚处于探索阶段，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培养目标，对于职业院校是一个挑战，但也能激发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倒逼职业教育提升内涵，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人才结构均衡化发展的核心应然

社会进步需要依靠各种类型的人才。当前，国际上主流的人才分类体系将人才分为两类：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根据从事专业实践水平的不同，应用型人才又可分为工程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前者具备设计、规划与决策的思维和动手能力，后者主要具备从事执行及操作的实践动手能力[5]。职业教育分为中等层次职业教育和高等层次职业教育，从国家要求来看，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应具备“工匠精神，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品质，这就需要依靠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高等教育层次来培养。以往，职业教育主要对标技术技能型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追求高速发展，对初级、中级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较大，彼时职业教育为我国输送了大量的初级、中级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紧缺的状况。当前，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职业教育倘若延续以往的培养模式，则容易导致人才供给不匹配的现象，使得职业教育质量持续“走低”。

从人才类型来看，现场工程师属于工程型人才，要具备设计、规划与决策等多重能力，但其执行能力或有所欠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将人才的内涵进行了“耦合”，利用职业教育资源进行培养，依托校企联合进行实践培训，使其在校时就已具备了较为深厚的现场执行能力。此外，从定义来看，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应属于技能型人才类别。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升级，人才结构也亟需寻求新的突破，当前开展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能够构建并为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培养提供储能、赋能的培养培训新生态。

（三）技能型社会体系构建的价值本然

建设技能型社会是当前党和国家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技能型社会不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而是指整个社会形成崇尚技能、以劳动为荣的一种社会氛围。建设技能型社会最关键的是要发挥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作用，引导全社会形成重视技能培养的良好氛围[6]。从人才类型而言，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属于技能型人才类别，归属于职业教育培养系列；从人才定位来讲，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应能解决高端产业发展中出现的系列问题，拥有现场解决高端设备出现“疑难杂症”的能力，使生产生活得以快速恢复正常秩序。

技能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技术—社会”系统，是在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基础上衍生的，既是一个全社会技能形成的问题，也是关涉社会资源配置的问题；既是关于劳动力技能培养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制度匹配问题[7]。建设技能型社会，除需要初级、中级水平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之外，更加需要高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而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现场工程师，具有创新理念、研发新技术能力、现场上手能力，具备“理论+实践”的高素质，能够支撑和助推技能型社会建设。

（四）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现实必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主要谋求快速发展，并以此形成了“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格局，这有效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却也带来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8]，对人才的需求也主要集中在能够适应一般流水线式生产的技能型人才。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背景下，以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已不适合当下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主要面向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下人才紧缺技术岗位，面向当前乃至未来企业所需的岗位类型，精准培养解决企业发展所需的高技能型人才。现场工程师在我国并不是一种新兴职业，早在上世纪国家工业发展所需时就已有之。2010年教育部提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在数十年之后，国家提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究其缘由，在于产业不断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当前及未来更加需要具备一线实操能力且能够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的现场工程师，这也是“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颁布的逻辑机理。

三、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发展的问题逻辑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在我国正处于起步阶段，需要通过一步步的探索实践来发现“显性”与“隐性”问题，促进专项计划培养目标的顺利达成。

（一）培养标准与组织架构亟待明晰

2022年10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作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先头文件”，从总体思路、工作目标、重点任务、组织实施等方面对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提出要求。但从文件具体内容来看，这属于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顶层设计”，属于宏观层面的规划布局，在培养标准、组织框架等方面缺乏可操作的具体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