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角下我国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分析

摘 要 职业教育是教育系统的子成分，是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其类型定位确立和强化的关键在于职业教育子系统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立足于社会学视角，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确立的必要性在于，社会系统功能稳定需整合协调职业教育子系统，社会权力争夺冲突引发职普教育分流焦虑，社会运转下职业教育交换权日益式微，社会大众固有的职业教育刻板印象阻碍社会变迁发展。其类型定位确立的依据在于，职业教育承担社会分工下各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功能，在社会地位、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冲突疏解中发挥“社会安全阀”部分职能，可促进社会个体通过人际互动获取价值资源，并通过重构职业教育社会形象推动其赋能增值。为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需协调好职业教育内外系统，构建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和政策待遇，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

关键词 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社会学；结构功能论；冲突论；社会交换理论；印象管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16-0020-07

作者简介

黄晓钿（1998- ），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上海，20006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及其与普通教育‘双轨制’‘双通制’体系构建研究”（VJA200003），主持人：匡瑛

我国国家层面一直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但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视为普通教育层次下的“次等教育”，其教育定位模糊。直到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第一次在政策文件上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22年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首次以法律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随后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进一步确立了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类型教育的战略定位。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确立是否有其必要性？其教育类型特征体现在何处？如何促进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联系紧密的教育类型，其类型属性可以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解释。

首先，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出发，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系统的职业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其中职业教育面对社会分工下各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发展的需要，通过师资结构优化、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更新等结构性调整强化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其次，从冲突论视角看，社会各部门在社会系统运作时不可避免产生冲突，人们对社会地位、权力、价值和资源的争夺体现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上，可通过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地位、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强化职业教育“社会安全阀”职能。再次，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看，社会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交互协调能有效促进能量和资源的流动，职业教育子系统与其他系统通过提供个体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机会和保障等交换权利，推动系统内部个体获取所需的价值资源，满足其社会需求。最后，从印象管理理论视角看，社会大众通常会对某一社会角色产生特定的主体印象和价值期望，积极的印象管理可转化为可持续的正面价值期待，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的后续态度和行为，职业教育现有负面印象可通过印象管理进行转化重构，增强其社会认同度。本研究立足于社会学视角，探析社会系统运作下职业教育功能发挥、权力运行、系统间互动交换及印象建构，明确其类型特征，进而提出推进职业教育类型化的发展路径。

一、社会学视角下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确立的应然之意

职业教育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具有开放性的复杂系统。从内涵上看，职业教育具有多层次的体系架构，包括各层次教育组成、内部学科专业构成、教育资源分布、人才培养层次和组织办学体制；从外延上看，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系统、普通教育系统、社会互动系统等子系统联系紧密，尤其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确立必然受到多方牵引。

（一）社会系统功能稳定需整合协调职业教育子系统

结构功能论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理论，其典型观点是帕森斯提出的社会行动系统AGIL四大功能模型，分别是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和潜在模式维持四大功能[1]。人类社会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组成，这些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协同发展。职业教育系统是社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相应人力资本输出的主要阵地，作为社会系统中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其教育结构、系统内部各层次教育目标、相应教育资源整合及文化价值观念持续稳定影响其功能的正常发挥，同样也影响和制约着社会整体的稳定发展[2]。第一，从系统适应功能上看，当下我国已然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但反映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存在大量学生“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大量企业“招工难”“用工难”，其根源在于职业教育层次和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脱节，同时职业教育与社会人才需求信息不对等现象突出，职业教育发展缺少灵活性，远远滞后于时代发展，培养人才的规模、质量、规格等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从系统目标达成功能上看，当下我国职业教育正在探索建设从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全覆盖的完整教育体系，但在具体确定怎样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是初级、高级亦或是高层次上，各层次教育界定和相应培养规格表述模糊，难以制订相应培养目标，进而导致人才培养适应性不足。第三，从教育系统整合功能上看，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受政府管控，教育资源调配上分属教育或人社部门管理，多方利益驱动下职业教育管理容易出现政出多门、职能交叉乃至混乱等现象，系统内部资源难以形成合力，同时职业教育本身与社会发展联系密切，亟需全面、客观且更新速度快的行业发展趋势等信息资源，系统内部与外部社会环境资源缺乏畅通的沟通合作机制，校企合作也缺乏长效机制，难以实现资源充分整合。第四，从教育系统的潜在模式维持功能上看，职业教育具有职业性，为社会培养了大量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其在各个行业上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受功利主义的影响，教育过程中更关注个体技术技能的培养，忽视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3]，缺乏人文素养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价值取向偏向功利性，进而导致职业教育系统共同的价值理念偏移，使得其潜在模式维持功能日益衰弱。

（二）社会权力争夺冲突引发职普教育分流焦虑

社会冲突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源于社会各部门在社会系统运作时不可避免存在功能失调积累而成的社会矛盾或是不平等。达伦多夫从辩证的角度分析社会冲突本身是社会的普遍存在，这是由于社会始终处于变迁之中，冲突是变迁的根本动力[4]。科赛认为，有关社会地位、权力、价值和资源的斗争，表现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互相竞争进行资源争夺，目的在于社会权力争夺，具有强烈的动荡性和破坏性[5]。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对社会个体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推动现代社会教育更加制度化、正规化发展，加上人们对教育的追求向高学历发展，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也形成了以人的受教育程度或受教育质量衡量其能力和作为人才选拨标准的倾向，即追求高学历的文凭社会。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教育承担着社会人才选拨功能，一方面通过教育“提取”“筛选”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另一方面也通过教育重新进行社会“分层”，即学历教育文凭是个体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凭证，而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面对的争议不断加剧，其在促进个体社会流动方面的功能减弱。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相比学历教育较低，在社会权力、地位和资源等争夺中逐步被边缘化。职业教育似乎与文凭社会产生了互相割裂、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即进入职业教育似乎未来就业框定在体力劳动，意味着失去阶层跃升至更高社会通道的机会，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大大下降[6]，也使得许多关于社会权力、地位、经济、劳动就业、福利制度保障的矛盾转嫁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上，即职普教育分流产生的社会焦虑实质上是社会权力争夺冲突的体现。

（三）社会运转下职业教育交换权日益式微

社会运作需要各个子系统进行相应的能力、资源等社会交换行为。在社会交换中，职业教育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功能，是社会整体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具体政策规划或落地实施中，职业教育应有的社会地位总会因各种现实因素或规则制约而不断下降，使得职业教育被框定在一种低层次、低水平的办学格局中，被人为地或制度化地剥夺或限制了职业教育的所有权和交换权利[7]。首先，在社会经济交换功能上，职业教育在市场中的资源交换与行业企业发展具有直接的利益相关关系，即职业教育培养人才对接行业企业的输送率、技术迭代更新频率和产教融合的深度关系到其与市场的资源交换价值，我国职业教育在这方面倾向学习普通教育办学和管理模式，加之受功利主义影响，追求短期快速适应就业的职业培训，忽视个体隐性职业能力和文化素养的发展，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行业和企业发展需求，在就业市场中缺乏足够的交换资本。其次，在社会交换保障上，我国职业教育相比普通教育“沦为”低层次教育，缺乏足够吸引力的一大原因在于其对个体未来就业发展上缺乏交换价值，个体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所获得的能力和身份表征并未给予其足够的权益保障和交换权利，尽管从就业规模上职业教育已然是支撑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支柱，但职业教育相关人群在就业过程中的人事招聘、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缺少对其权益的保护。最后，在职业教育自身资源交换权利上，许多职业院校存在办学条件和水平较弱，接收生源质量低等问题，内部学习氛围不足，缺乏发展动力，许多职业院校师生对未来缺乏信心，甚至在内部默认职业教育天然低于普通教育的观念，而“自我贬低”下的职业教育“消极认知”不可避免影响到人们“主动选择”和利益相关者“主动投资”的意愿[8]，使得职业教育自身所有权和交换权益日益式微。

（四）社会大众固有的职业教育刻板印象阻碍社会变迁发展

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新一轮科技革命进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社会不断进步，传统产业结构快速变化引起劳动力与经济结构重新配置，推动着现代职业结构分化、职业内涵精细化、职业层次上移、职业技术性增强，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织部分，在社会快速变迁发展中要跟得上时代发展，职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对接行业企业，以培养其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其发展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但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存有偏见和传统刻板印象，这是由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会受信息传播和解释过程中历史与传统各种经验观念的影响。刻板印象是指对一个群体特征进行过度抽象时产生的，我国传统便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价值取向，职业教育面向职业，尽管职业无贵贱之分，但社会大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加上当下中考教育分流机制和高考梯次录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外界为职业教育贴上“差生教育”的负面标签，这个标签随着社会交流互动的深入，在职业教育毕业生后续就业质量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进一步固化，使得“职业教育”隐含的社会符号化意义被“污名化”[9]，其社会印象管理效益较差。印象管理是基于社会符号学发展而来，社会学家戈夫曼基于社会互动情境和人际背景等要素，提出公众往往会自发地对某一社会角色生成特定的价值期望和价值义务，印象管理者通过利用此规律可进行自我形象调适，以期对方形成自身期待的印象预期和印象状态，并在相应价值交换规律影响下，采取符合印象管理者期待的行动[10]。积极的印象管理能转化为可持续的正面价值期待，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的后续态度和行为。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消极认知严重影响了个体的教育抉择和教育满意度，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不仅导致生源质量不佳，还会影响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形成职业教育消极形象不断恶性循环的现象，阻碍社会变迁发展。

二、社会学视角下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确立的逻辑依据

从社会学视角对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进行分析，更能把握职业教育在社会运转下如何实现其结构功能、如何在社会冲突下找到发展平衡点、如何与各个子系统进行权力交换、如何塑造进而改善其社会形象，本研究基于此分析职业教育社会化的类型特征。

（一）结构功能主义视域下，职业教育承担社会分工下各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