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技能转型共生：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实践审视

摘 要 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呈现出与技能转型相互影响的动态特征。面向技能转型的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面临着劳动力技能结构从认知技能到非认知技能、从技术应用到技术驯化转型的时代语境。囿于职业教育课程与工作世界的二元分离、职业学校与雇主协同育人体系的缺失、人人拥有技能的包容性社会尚未建立等现实制约，职业教育陷入与技能转型脱嵌的不适困境。实现与技能转型共生，加强课程内容与工作世界的关联、建构职业学校与雇主协同育人的生态体系、打造人人参与的技能人才成长体系，是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 技能转型；职业教育适应性；高质量发展；社会包容；技能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19-0026-06

职业教育在技能人才培养、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加强技能人才培养，为经济建设提供增长引擎是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目标导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明确“十四五”时期要大力实施“技能中国行动”计划，实现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达到30%的目标任务。为配合“技能中国行动”落实，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到2025年全面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2035年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1]，因此，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重要任务。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呈现出与技能转型双向影响的动态特征，本质是“以技能为要素”实现与社会的深层次互动，并逐渐建构“有利于技能形成、发展和使用的生态系统”[2]。面对技能转型衍生出的劳动力技能结构转型新需求，如何把握并解决当前技能人才需求结构转型带来的劳动力缺口、实现与技能转型共生是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劳动力技能结构转型：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时代审视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全球化浪潮正推动世界范围内劳动力市场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颠覆着传统就业市场和工作世界的技能结构布局，加速了劳动力技能结构转型步伐。作为具有明显就业导向的类型教育，适应劳动力技能结构转型，平衡劳动力市场技能人才的供给侧需求是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关键要务。

（一）从认知技能到非认知技能

非认知技能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特征的非结构化能力，其“具备的超越机器创造更大价值的能力”是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引擎[3]。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双重赋能与支持，驱动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朝向“数智化”技能转型，涌现出各种不同的就业形态和工作模式，对劳动力的技能提升和转型带来全新挑战，增加了对劳动力非认知技能的需求。劳动力的非认知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维与决策制作、项目管理与数据收集处理、高级通信与谈判技巧、人际交往技能与同理心、领导力与管理他人的能力，以及创业主动性、适应性和持续学习能力等。

“数字化主要以大数据分析与处理为基本特征，而智能化则以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为核心要素”[4]，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结合促进了社会消费模式和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变革，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前工业化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落后。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主要标志正式开启的工业化时代，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提升和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生产过程呈现出半机械化与机械化的主要特征。后工业化时代则是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主要以社会信息化、数字化发展为典型特征，在生产方式上则正在经历自动化与智能化浪潮的洗礼，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2021年12月，麦肯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技能转型》报告中提到，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正经历从以出口、制造业和投资主导型工业经济转变为以国内消费、服务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主导的后工业经济时代，产业结构不断向价值链上游移动，进入高附加值产业发展阶段，创新驱动以及数字技术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沿和中心，推动着中国技能数智化转型，也使得劳动力“技能结构呈极化特征”[5]，劳动方式、过程、工具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方面，技能转型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替代效应不可避免。数智技术在工作世界的介入使得大量低技能工作被自动化机器所替代，常规的认知性工作任务正在变得可计算机化，智能机器往往只需通过设置算法程序和算法规则即可完成一些程序化的工作任务。计算机可以作为许多日常工作任务的替代品，而这只需程序员不断细化工作步骤并编写出一套程序或指令，便可以使智能机器人顺利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在安全性、精准性、效率性等方面与人类劳动力相比占据着绝对优势，并与执行非认知日常任务的劳动者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另一方面，技能转型同时表现出对高技能劳动者的创造效应。基于技能偏向性视角，数智技术与工作世界的深度融合能够创造更多高技能人才岗位需求，呈现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持续增加的技术偏好性特征，劳动力市场更加偏好于高技能劳动者。然而，即使技能转型中智能机器替代了部分低技能劳动者，但当前这些智能机器人仍然无法匹配人脑所感知的深度和广度，与非结构化工作环境相关的工作任务不会轻易受到影响。让智能机器具备人脑思维短时间内无法实现。人类具有创造能力和复杂思维能力，能根据具体情境的不同作出相应决策，能适应任何外部环境的变化。随着智能化转型的程度日益加深，虽然相关职业对身体和手工技能以及基本认知技能的需求会不断减少，但同时也将更加关注从业者的社交和情感等更具人性化、个性化的非认知内隐技能，促使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需求从认知技能向非认知技能转变。

（二）从技术应用技能到技术驯化技能

数字化时代是极具个性化的时代，为使“人不再被物役，而是物为人所役”[6]，技能劳动者必须具备技术驯化能力。数智化技能人才是适应技能转型、服务智能制造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数字技术具有数据积聚、算法驱动等特质，能够推动技术与传统经济模式相互调试，衍生出“高渗透性”“边际收益增加”“开放共享”“多元互动”等非线性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从技术层面而言，数智技术主义盛行下的技能人才培养实践面临着被技术反向规训的危机，表现为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而出现自我停滞、自我物化，甚至引发严重的技术伦理问题，因而对于技能人才而言，亟需实现从技术应用到技术驯化技能的提升。

数智时代是人机共生时代，强调人与机器的共同协作。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传统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投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速度正在逐渐放缓，从投资主导型经济转变为以消费、服务和创新为主导的制造业。诸如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零工经济（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的繁荣也加速了传统劳资关系的解构，这些新兴就业形态往往不需要过高的技能门槛。这些新就业形态是对高技能工作的回避，导致去技能化风险加剧，造成高技能人才的用工荒。在这些新型工作形态中，很多从业人员为下岗工人或缺乏一技之长的中青年群体，他们构成了零工就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而面对当前中国老龄化趋势，高技能人才缺口巨大，这些群体应通过技能培训和再技能化成为高技能人才，弥补高技能人才缺口。如苏州市2021年6月发布的《苏州市高技能人才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1版）》中，紧缺程度排名前八的职业均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紧密相关[7]，且这些职业都是当前社会中新出现的工种。据麦肯锡研究院的预测，到2030年将会有大约2.2亿中国工人（或30%的劳动力）的职业会被自动化所代替，职业生产发展布局将被重塑。诸如智能机器人研发人员、人工智能训练师、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等仍然属于新兴岗位，对技术研发人员、技术骨干人才的需求缺口仍然较大。中国作为世界上劳动力最多的国家，应加快技能转型步伐，将劳动力转变为终身学习者以应对技能转型下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此外，技能智能化转型涉及知识生产和生产方式变革。为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劳动者必须掌握与数字技能相关的能力，包括基本数字技能、高级IT技能和编程能力，高级数据分析和数学技能，技术设计和科学研究能力。数字算法两面性所带来的社会规则破坏要求劳动者掌握更高级的数字使用技能，诸如对数字技术的监控和管理能力等都成为当下高技能劳动者所必须掌握的重要技能。由此，面对当下社会数智化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就业挑战，突破劳动力被技术规训的重围，需重点关注劳动者的数字敏感力、提升劳动者的技术驯化能力。

二、二元分离：面向技能转型的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困境

技能转型对工作世界造成深远影响。职业教育作为与工作世界直接联系的类型教育，为应对技能转型带来的有关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就业形态等新变化，必须增强职业教育与技能转型的动态适应能力。

（一）课程内容与工作世界的二元割裂

“职业教育存在的基础是工作体系”[8]，职业教育与工作世界相互弥合、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技能人才是职业教育适应性技能转型的关键路径。课程作为职业教育与工作场域联系的中介系统，是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渠道，职业教育与工作世界分离的关键原因是课程与工作世界的分离。技能转型背景下，自动化浪潮造成标准化的就业体系开始在边缘地带变得松动，以往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内容及工作时间等变得更加灵活多样，工作与非工作的界限逐渐模糊，“灵活而多元化的不充分就业形式正在流行开来”[9]，职业教育传统课程内容面临着与工作世界割裂的风险。

一是滞后的课程内容与多变的工作内容之间的矛盾。职业教育存在课程内容设置与工作世界技能需求的适配性不足和重复性建设的现象。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应是对工作世界的真实反映，课程内容既要以“职业”为立足点，又要实现从“职业人”到“生命人”的转向，不仅要培养技能人才专门的就业技能，更要培养技能人才的关键职业能力，使之能够快速适应社会变化和职业更替。工作体系是对工作世界的体现，与学术世界相对应，工作任务往往以整体性与综合性的形式呈现，而职业教育课程则是将一系列工作任务以静态、序列化的形式呈现，虽具有一定连贯性和操作性，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工作内容的完整性。技能转型使得大量具有固定程序的工作内容被灵活多变的工作内容所替代，清晰有序的工作过程被模糊化，工作起点和终点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化，工作环境也由传统的流水线变成线上线下混合的多元化方式。职业教育课程内容若无法适应技能转型背景下工作世界的变化，则无法培养适应多变工作任务的技能人才，导致职业教育适应性和自身吸引力不足。

二是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到工作途径的模糊化。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必须有助于从业者获得直接的就业技能，为劳动者直接赋予职业资格。职业教育课程与职业资格的割裂、职业学校教育与行业缺乏沟通渠道等是当下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职业资格是对劳动者工作能力的直接反馈，能够为雇主提供最直观的有关从业者的具体信息，职业教育课程必须要为受教育者提供相应的技能资格培训，帮助从业人员获得相关职业资格，使其就业更具针对性，从而提升其就业能力。当前职业教育课程对相关紧缺型技能人才培养的力度不够，与职业资格获得的关联性不强，缺乏职业资格获得的职业指导和培训，导致职业教育与技能转型发展的匹配低下，学生满意度不高。

（二）职业学校与雇主协同的生态失衡

职业教育跨越了“职业与教育、学校与企业、工作与学习、理论与实践的界域”[10]，职业教育适应技能转型、实现适应性发展离不开雇主深度参与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教育是跨界的教育，技能人才培养是职业学校与雇主多方协同的过程，单纯职前教育或职后培训无法从根本上满足技能转型对技能人才培养的需求。

雇主在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失位是职业教育无法适应技能转型的重要原因。传统狭隘的职业教育观往往将职业教育看作是在职业学校中所接受的正规全日制教育，造成职业学校与雇主的联系不够紧密。一方面表现为职业学校参与在职劳动者技能培训与再培训的积极性欠缺。部分职业学校只关注在校学生的职业培养和就业情况，或只是狭隘关注学生的就业率而不关注是否专业对口，导致很多职业学校毕业生最终走向的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关联度不大甚至是毫不相关，同时也缺乏对毕业生就业情况的长期追踪，对接纳企业在职员工技能再培训的关注度不够，导致职业教育发展滞后于技能转型趋势。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雇主参与技能人才培养的责任心不强。雇主参与技能人才培养能有效打破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失衡状态，将雇主置于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位置，有助于填补劳动力技能结构需求与供给的差距，解决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供给侧失衡的困境。而在当前的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中，雇主往往处于被忽略的边缘地位，雇主并不总是能与技能人才主要培养方的职业教育机构一起商定需要培养哪些技能来满足当地劳动力市场需求。同时，作为雇主一方的企业，基于利益的排他性原则以及趋利的价值取向，将接受职业学校的实习生、为企业在职员工提供技能培训看作是成本开销，而不是将其视为人力资本开发的投资，导致“技能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与雇主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配”的技能短缺现象[11]，不仅表现为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无法适应技能转型数智化趋势，同时也造成企业的技能人才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以及技能劳动者的工作素质与雇主期望不匹配等困局，尤其是在一些中小型企业，由于存在人口红利的惯性思维容易忽视对劳动力技能培训而加剧技能短缺程度[12]。这与德国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职业教育机构与雇主之间具有直接而明确的联系，其职业教育体系是与普通教育体系同行的相互独立又相互贯通的体系，同时职业学校教育与就业渠道之间的连接更为直接和紧密，雇主全程参与技能人才培养。同时，雇主也十分重视对在职员工的技能培训，雇主的参与有助于劳动者能够顺利渡过技能转型带来的“去技能化”与“再技能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