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赋能“双减”的基本逻辑、多层意蕴与政策响应

摘 要 职业教育发展与“双减”政策的逻辑关联表现在教育一致性、政治互补性、文化相依性等方面，因此职业教育是推动“双减”改革的重要力量。而职业教育赋能“双减”具有多层意蕴，体现为观念层面增进职业教育功能认识、环境层面缓解普职分流社会焦虑、目标层面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技术层面凸显课后服务职教优势。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双减”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一是推进职业启蒙，改善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二是完善职普融通制度，缓解普职分流社会焦虑；三是提高职教办学水平，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四是整合职教优势资源，助力普通学校课后服务。

关键词 “双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职普融通；职业启蒙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19-0032-08

一、问题提出

学生减负一直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议题和实践难点。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陆续出台了诸多学生减负的政策文件，但学生学业负担繁重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解决。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被舆论称为史上最强减负令，一经实施就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并取得明显实效。一是学生课余时间大幅增加，有研究发现“双减”后“学生作业量明显减少，拓展了学生自主发展空间”[1]；二是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效果明显，截至2021年底，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4.1%[2]。但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压力问题具有复杂性，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因结构性矛盾引发的教育公平[3]、家长焦虑不减[4]等诸多问题。

学界关于如何落实“双减”的建议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基于多重资源助力“双减”，如利用学校体育[5]、做好家庭教育指导[6]；二是基于学校内部管理落实“双减”，如着力提升课后服务[7]、学校教育提质[8]、优化作业设计[9]、改革教育评价[10]等；三是宏观制度规范和引导，如提出以善治理念为指引并引入清单管理模式来促进培训教育治理现代化[11]、推动校外培训监管常态化[12]、逐步让市场发挥作用[13]等，这些讨论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意义。但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压力过大的根源来自于中高考的升学压力，尤其是中考普职分流的焦虑，如果忽视职业教育在“双减”中的重要作用，仅从义务教育内部治理和社会外部机构规范去寻找“双减”的落实之策，其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有学者明确指出，“双减政策”带来的学生时间真空、市场资本真空、社会观念真空等问题，职业教育应该有所作为[14]；一些学者还提及了职教高考消解“双减”改革难题[15]、职业院校助力“双减”课后服务[16]等一些具体思路，职业教育赋能“双减”的价值逐渐得到重视。同时，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职业教育法》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也为职业教育赋能“双减”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使之具有制度上的可能性。基于此，讨论职业教育赋能“双减”的逻辑联系、多层意蕴和政策响应，既是进一步推进落实“双减”的实践需要，也是职业教育抓住契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自身诉求。

二、职业教育与“双减”的逻辑关联

虽然“双减”政策并未明确提及职业教育相关问题，但职业教育却能在“双减”中发挥积极而有影响力的作用，这是因为职业教育与“双减”至少存在教育、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的逻辑关联。

（一）教育一致性：促进学生发展

回首改革开放40年，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截至2020年，在将近9亿的劳动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年[17]，这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人力资源支撑。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规模增长和结构完善并没有为学生带来自由发展，反而使学生走向了束缚。即在我们应该培育什么样的学生这一问题上，教育价值观念的思考始终桎梏于传统范围内。于是，片面追求分数导致各种题海战术、课外补习盛行，以升学为导向的各种功利主义教育日趋占据学校主流地位，学生的学业负担不断加重，严重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为此，“双减”改革成为新时期调整基础教育关系的最强抓手。“双减”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并要求遵循“坚持学生为本”的工作原则，这与职业教育的育人属性存在诸多一致性。

一方面，职业教育引导学生走向全面发展。职业教育贯穿于各个教育阶段，从职业启蒙到职业生涯规划，以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互动形式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丰富学生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情感，可以有效纠正过度学业负担所导致的片面发展，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品质。这也是“双减”改革的内在要求，明晰新时期教育应该培育什么样的人，让教育回归本质，遵循教育规律、重塑教育生态，这是职业教育赋能“双减”改革的一个基本遵循。利用其实践性、探索性特征，积极发挥职业教育在落实“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的作用，也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国家教育方针和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路径。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激发学生走向自我发展。学生的未来发展是多元化的，这意味着在他们心智并未完全成熟的阶段，考试分数和补课负担不应被迫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职业教育在强化自身发展和服务义务教育等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自身爱好和现实需求助力学生朝向适合自身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单一的人才培育模式和发展路径，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

（二）政治互补性：推动教育公平

哈贝马斯指出，“公共性本身就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与私人领域是相对的”[18]，以公共性的资源为社会成员提供基础性的教育，有别于市场因素带来的产品属性，因此教育公平自然成为其基本要求，教育公平的实现依赖于受教育者平等享受公共性教育资源，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中的市场因素产生的负向作用也越发明显，大量资本介入教育公共领域，如民办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等，进而侵蚀着教育的公平性。具体而言，一方面，校外培训机构利用经济资本优势迅速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资本，由于代价昂贵、为少数人所有，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处于竞争劣势；另一方面，由于校外培训以应试培训为主，可以在成绩上产生短期效应，在加剧学业竞争压力的同时，削弱了学校的主体地位，反向推动了家长们对教育资本的投入，校外补习就成为了一种额外的家庭责任，学校责任逐渐转移为家庭负担。“双减”政策的实施与落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旨在提升学校教育内部教学质量、规范各级各类教育培训行业、让教育发展更具公平性，凸显了教育的政治价值。

同样，职业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其政治使命凸显。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地位，但就公平而言，二者有着较大差异。一方面，普通教育强调在传统教育中起点、过程、结果平等的基本内核以及“教育选择成为新的权利主张”[19]的新理念；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公平则被理解为弱势群体受教育权利的保障，类似于部分学者主张的“诞生于工业社会的职业教育是由国家立法保障的底层大众教育权利”[20]，从而导致职业教育公平的正向偏离，在相关政策引导下，进一步造成职业教育主体对象和资源等不平等。例如，大部分学生在被迫分流、又缺乏进入普通教育机会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职业学校。因此，职业教育需要通过提高教育服务质量，增加有效供给，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解决新时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问题。使职业院校能够招得进、留得住、教得好，以减少不均衡不充分带来的过度竞争，凸显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育人价值。显然，职业教育公平的政治价值和“双减”的政治属性是互补的。

（三）文化相依性：改变职教歧视

文化是最具深远影响的非物质实体，有较强的稳定性，教育作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载体具有相似表征，因此，分析“双减”背后的文化逻辑是发挥职业教育赋能作用的重要前提。社会对课外培训班的强大需求，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攀比和补偿心理，而是对子女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对激烈社会竞争的焦虑。而家长的期许和焦虑是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现实需求。

在传统文化层面，传统儒家文化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折射出“重道轻术”的技术价值观，因而在教育观念上，家长们是鄙弃技术劳动的，这构成了职业教育备受歧视的深层次文化根基；科举考试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选拔性工具，在中国已经有千年传统，“苦读”成为家长教育理念中子女学习形象的主要表现，成为阻碍“双减”改革的主要因素。在现实环境中，整体而言“蓝领”与“白领”之间在收入、工作环境、受尊重程度、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不小差距。“教育是一个相对较好的抵制向下流动的方式”[21]，而考试上的成功会在短时间内获得一定的社会流动主动权，这无疑加剧了家长们对上述观念的认同，进而热衷于考试竞争，“形成了‘读书—考试—功名’的功利主义教育逻辑”[22]。同时，由于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充分，其普遍被认为是普通教育的补充，发挥社会兜底作用，因此学业竞争导致的升学焦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避免上职业学校”，这是当前职业教育受歧视的另一种文化解释。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科学与技术分流的文化背景下，前者极大掩饰了后者的光芒，从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到现在航天航海事业发展都离不开技术支持，且在服务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升级转换等领域更具独特作用，有着普通教育无可比拟的优势。由此可见，厘清“双减”改革的文化逻辑不仅包括学生学业负担本身的文化根源，还需讨论其外在的文化张力及其与职业教育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其改革中的作用。为此，需要引导公众科学地认识普职关系，弥补普职之间的文化认知差异，达到互补状态。

三、职业教育赋能“双减”的多层意蕴

无论对学生学业负担进行何种改革，从内部治理到市场规制，教育的内在竞争和学业焦虑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征。但总体而言，“双减”政策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同时兼具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理解职业教育赋能“双减”的科学内涵，需要把“双减”嵌入与职业教育共同的教育生态中去探究。

（一）观念层：增进职业教育功能认识

受传统观念和发展水平制约，不同群体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不具有同一性，但义务教育阶段后“避免读职校”却成为普遍共识。即便国家政策一直强调职业教育是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类型教育，然而却与普通大众的接受度存在较大差距。显然，职业教育对个体、社会的正向功能没有得到正确认识。职业教育赋能“双减”旨在鼓励人们正确认识、积极参与、接纳和认可职业教育，从观念层面缓解认知偏差所带来的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恐慌”。

一是发挥个性化育人功能，树立学生多元发展理念。根据多元智力理论，每个学生对陈述性知识和操作性知识的表征方式不同。该理论表明应该根据学生的差异进行多元化培养，因为擅长后者知识表征的学生更具有实操动手能力，只有接受教育才能将其潜能得到最大发挥，既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类型差异的基本表现，也是职业教育独特的个性化育人功能。当前，职业教育促进学生多元化发展的功能并未完全凸显，究其原因在于专业布局与区域发展不匹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评价标准不健全等。“双减”政策背景下，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更有利于家长树立学生多元发展的理念，改变唯普通教育、唯考试做题的错误观念。

二是打造技能社会文化，形成科学的教育评价观。与学术文化或知识文化相比，社会层面对技能文化认识明显不足，进而产生了不合理的教育评价观。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社会对学生的评价仅仅在乎考了多少分，而不是他能否具备何种技能、擅长何种技术。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后，会形成职业教育内部科学的评价体系，如职教高考等。同时依靠大力打造技能型社会文化，促使人们从观念层次增进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形成合理的教育评价观念，改变唯分数的错误评价观，为“双减”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职业教育在服务地方经济和人才培养中能够彰显其独特价值，主动吸引更多学生学习职业技能。促使社会关注职业教育个体化价值功能，从而减少社会对普通教育的单方面竞争和过度学业焦虑，转变唯学历的人才观念，树立崇尚技能的教育观，让职业教育成为最合适的教育。

（二）环境层：缓解普职分流社会焦虑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内涵在不断演变，但蕴含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对当代大部分学生而言，往往就是通过接受好的教育进入一级劳动市场，避免滑落到缺乏保障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前者就是所谓的“白领”而后者沦为“蓝领”，“两领”划分之争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孰优孰劣。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普职分流”在成为现阶段调控普职关系重要手段的同时，也加剧了普职教育的竞争，成为一种社会焦虑。因此，“双减”政策落地必然以协调发展“普职分流”为前提，才能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缓解社会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