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数字治理：框架、逻辑及路径

摘 要 2022年是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起始之年，治理理论和数字化发展催生了数字治理。职业教育数字治理，是职业教育在数字时代实现其高质量发展及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职业教育的数字治理过程必然涉及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的互动，需要治理主客体共筑职业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治理共同体，以构建新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契约”。而在职业教育数字治理中，职业教育是处于教育场域和产业场域叠加处的跨界教育，数字技术的进化、高质量发展需求和工作世界的转变共同驱动着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向数字化转变。鉴于此，为提升职业教育数字治理效果，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多元治理共同体框架和驱动逻辑导向下，要树立多元共治理念，营造职业教育治理的健康生态；明确高质量治理目标，增强职业教育治理适应性；以开放的态度丰富数字治理内涵，形塑职业教育治理价值。

关键词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数字治理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22-0057-08

作者简介

邓文勇（1984- ），男，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桂林，541004）；张翠兰（1996- ），女，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职业教育接续推进脱贫少数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的路径研究”（21YJC880012），主持人：邓文勇；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科学研究工程·人工智能+教育专项项目”“人工智能促进广西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研究”（ZXZJ202205），主持人：邓文勇；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职业教育阻断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研究”（YSCW2023151），主持人：张翠兰

一、研究缘起

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速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改变着各领域的治理方式。《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发挥网络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提高教育数字化治理水平。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进了党代会报告。2023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要以数字化驱动治理方式变革；要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1]。因此，数字经济时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用数字技术优化治理体系，实现治理手段的现代化[2]；而且，将现代数字技术和治理理论融合的“数字治理”已成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3]，该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我国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来，职业教育领域同步启动数字化战略行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在职业教育范畴中的具体表征和运用[4]。因此，职业教育实施数字治理，既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内在需求，也是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通常，对数字治理有两种理解：一是“用数字治理”，该解释是将数字技术当作一种工具开展治理活动；二是“对数字治理”，主要是以数字化转型作为所处的客观世界，针对转型不同阶段中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治理讨论[5]。本研究将数字治理理解为“对数字治理”，数字治理是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安全、隐私保护等核心风险的管控，以及整体组织形态、运营管理模式的优化策略调整，是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关系的重塑，兼顾风险防范和效能提升，为提升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效果、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出现为治理工具的转型提供了契机[6]。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的技术变革，实质在于数字技术对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渗透、改造和迭代，从而缔造一个以数字化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体系。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转化数字治理思维重构职业教育新业态，以多元共治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塑职业教育数字治理价值，是职业教育数字治理的必然要求。为此，要把握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转型升级机遇，通过加强数字治理积极应对数字化转型后的各种风险挑战，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随着数字化推进与应用的深化，关于数字治理的研究不断丰富，但关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数字治理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难以支撑大规模实践。截至2023年5月1日，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以“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或关键词进行检索，择其相关文献进一步分析，其研究内容聚焦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职业教育数字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任占营认为，教育数字化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时代主题，要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需充分把握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革新的新契机，提升管理水平，构建新的办学生态和治理环境[7]。王靖高指出，高质量发展是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可通过“自治”“数智”“善治”的方式来保障高质量发展[8]。巫程成等人则认为，数字化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要以数智治理为理念打造职业教育数字治理闭环[9]。二是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表征研究。张青山认为，数字化赋能使得职业教育管理实现网络化，管理更加人性，更加有效[10]。朱德全等人指出，数字技术增强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动能，可通过实施“智慧共治”的数字化治理来打造职业教育全域数字生态圈[11]。三是高质量指向下的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要素或结构研究。韩毅认为，建构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是职业教育平台治理、数字技术规则治理、职业教育内容治理和网络安全能力保障建设，以此保障与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2]。李小元指出，在技术革新的数字化形势下，需要构建多主体共治、多项共生的治理结构来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13]。总体而言，目前关于职业教育数字化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逻辑策源基点，但专门从数字治理视角探讨的研究还较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治理框架尚不明晰，其数字治理驱动逻辑也不明确。基于此，本研究在廓清职业教育数字治理框架，并在明确职业教育数字治理驱动逻辑的基础上，探寻职业教育数字治理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治理框架

数字时代的到来，为职业教育数字治理，也为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及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但无论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还是数字化治理，其目标不是“转型或治理”，最终目标是重构职业教育体系和重塑健康新生态[14]，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在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下，以治理视角审视，从传统的职业教育走向数字化职业教育，数字化职业教育的治理过程必然涉及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之间的互动，并需各关涉治理主客体共筑职业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治理共同体，以构建新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契约（生态）”，进而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带来的福利，见图1。

第一，政府、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以“团队”的形式参与治理。“团队”是指在这一数字治理共同体中的“治理主体团队（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在数字治理过程中，政府灵活参与宏观治理，通过赋权于其他治理主体，协调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间的关系，保障各治理主体最大程度参与职业教育数字治理。同时，通过搭建数据平台，实现多元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和数据对接，进而形成以资源、图像资料等为主要内容的交互循环模式。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则主要通过深度融合来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双方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保障数字治理的效果。在这一治理过程中，行业企业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积极参与数字治理，履行自身职责，提供并实现市场需求动态信息与职业院校的共享。职业院校则根据需求动态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并以开放共建的原则充分调动行业企业参与数字治理的积极性。

第二，职业院校学生和教师以“个人”的形式参与治理。“个人”相对“团体”而言，是数字治理共同体中的直接服务对象，即“学生”和“教师”群体。职业教育数字治理最主要目的是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优质的服务，保障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具备高素质技术技能特征，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数字治理强调以需求为导向的整体主义，以数字化变革方式对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内部进行优化重组，将线上和线下服务相结合，调整教育服务流程，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加公平、优质的服务。教师通过图形影像、虚拟实验室等技术手段传授知识，学生也能在模拟空间内进行实操，使学生能有效应对就业市场的多样性变化。另外，在这一框架中，数字时代师生关系实现重构，传统教师权威逐渐转向师生友好沟通、共同学习，师生关系朝着亦师亦友的方向转变。

第三，数据和技术以“催化剂”形式参与治理。数据和技术在职业教育数字治理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是治理团体和治理个人之间协调治理的催化剂。职业教育数字治理的基础是拥有大量的数据资源和技术手段，而来源广泛的数据资源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多样化问题提供适配性的工具和数据基础。数据具有可再生性和重复使用性，供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使用，保障职业教育治理效率。在高速发展时代，数据和技术的时效性是有限的，需要及时更新、扩充和筛选，在这种条件下，数据和技术得到了流动，使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内部元素处于常用常新的状态，为职业教育培养高质量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有利条件。

三、职业教育数字治理的驱动逻辑

职业教育数字治理作为在数字化转型中治理过程公开透明、沟通渠道双向畅通的一种高效便捷的管理方式[15]，它是确保职业教育在数字经济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支撑。而职业教育是处于教育场域和产业场域叠加处的跨界教育，数字技术的进化、高质量发展需求和工作世界的转变共同驱动着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向数字化转变。

（一）技术进化诱发职业教育治理理念演进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现代化的产业链需要高新技术和技术人才的支撑[16]，部分行业内工作逐渐被技术所替代，加速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决定着职业教育和技术发展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教育环境主要经历数字化阶段、网络化阶段和智能化阶段[17]，职业教育领域数字变革也必然经历这三个阶段，见表1。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职业教育数字发展以多媒体技术为代表，多媒体教室和电子课件等出现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内部，职业教育的数字治理理念逐渐形成。第二阶段：21世纪前20年，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化教育实现了升级，互联网的连接作用汇集了大量数据，该时期的职业教育以海量的资料为基础，实现了信息孤岛向数据流动的治理转变。第三阶段：21世纪20年代至今，数字化呈爆发式发展，教育治理进入智能化阶段，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现代技术使职业教育迈进智慧教育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产业领域中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促使职业教育治理理念实现转变；而基于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治理模式，旨在通过数字时代实体性技术、规范性技术和过程性技术的职业教育化[18]，以获取有助于职业教育数字治理的理念更新、结构升级、功能迭代以及生态重构的能量，重构职业教育数字治理生态，继而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内部技术链、产业链、教育链和人才链的有机衔接。

在数字经济时代，转化职业教育治理理念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技术链、教育链、产业链和人才链的有效衔接，不仅要求体系内部的多元主体能够快速学习和掌握新技术，还需要将新技术融会贯通形成组合优势。第一，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技术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础和灵魂[19]，人的进化发展，就是在不断创造和吸纳新技术的过程中展开的。在职业教育领域，技术对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潜能，但要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平衡工具理性和人文价值，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的价值向度一致。数字化发展为职业教育治理提供便捷，而技术链是产业链、教育链和人才链的基础，也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有研究指出，技术通过工具理性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存在非人格化、非情感化和非主观化的特征[20]，但人才链、教育链以及产业链内部的职业教育治理主体赋予技术工具理性以新的价值理性，弥补技术在治理过程中缺乏的人文价值。第二，职业教育作为一个育人机构，其教育链与人才链必然存在紧密的联系。职业教育为产业输送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而人才链是产业链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高素质人才又是产业实现增收盈利的最直接途径。在职业教育数字治理体系中，人才链与教育链和产业链也需相互衔接。第三，现代职业教育大力倡导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合作，实现其目标的途径唯有产业链和教育链深度融合。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是职业教育技术的提升，并且在数字治理过程中具备一套系统的编码，为此产业领域和教育领域治理主体需明辨数字治理的优劣，培养学生与数字技术互补的技术技能。但自上而下的职业教育治理单靠技术的单兵突进和刚性嵌入难以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同时，于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内部，治理的技术化和专业化程度越高，自上而下的控制力就越强，自下而上的参与感就越式微[21]。因此，转变职业教育治理的理念，协调体系内部治理主体在数字时代的治理职责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