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发王孙草 春生君子风

摘 要 刘春生先生既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还是理念传播者、思想推动者和理论开拓者。作为新中国第一本职业教育杂志重要创办者之一，他精心办刊著文，为职教蓬勃发展鼓与呼。他长期坚持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工作，不断为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优质的思想成果，并为在国家重点大学建立第一个职业教育硕士点、博士点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刘春生；职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学术研究；思想成果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24-0006-05

中国职业教育大规模蓬勃兴起始于改革开放之初。因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的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被确定为国家战略，多形式、多层次、全社会共同兴办的职业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作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的发展壮大，也是数以千万计的先行者探索实践的结果，他们筚路蓝缕，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创造了那段辉煌的历史，让后来者能够站在他们建立的基业上，开启新时代新的征程。对于他们，我们满怀敬意，特别是在他们离开人生的历史舞台、与我们做生命之交接的时候，我们更加感到他们精神的伟大、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弥足珍贵。2023年7月29日，《职业技术教育》的创办者之一、我国职业教育知名学者刘春生先生因病辞世。刘先生的离世带给我们深深的悲痛和无尽的怀念。在沉痛哀悼先生的同时，我们对先生的职业教育学术生涯及对其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贡献做了追思与回顾，并成此文，以表达我们作为学生、同事和挚友的哀思和敬意。

一

在职业教育战线，无论是作为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还是理念传播者、思想推动者和理论开拓者，刘先生都具有代表性，有人评价说，他有“符号意义”[1]。从1980年调到吉林技工师范学院任教起，刘先生一直奋斗在职业教育教学和研究领域。作为教师，他恪尽职守，诲人不倦，深受学生喜爱；作为学者，他敏而好学，治学严谨，著述丰赡；作为专家，他曾多次受国家有关部门的邀请，参与我国职教事业发展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咨询工作，连续四届被聘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职业教育学科组成员，还担任了多个学术团体和组织的领导职务。

2006年，刘先生62岁时，《职业技术教育》曾对先生做了一次深度访谈。刘先生对自己的“职教人生”做了一个简略的回顾。他说在这26年中，于职业教育他大致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包括创办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职业教育杂志，撰写文章，为职业教育奔走呼吁；二是努力创建中国的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包括主编《职业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等基础理论著作，在国家重点大学率先建立职教研究机构，参与国家职教研究规划和组织群众性职教科研活动等；三是培养培训职教高层次人才，包括在国家重点大学里建立第一个职业教育硕士点、博士点，参与策划和实施职业学校在职教师攻读硕士学位工作，以及对全国职业学校校长开展培训等[2]。

访谈中，作为其时天津大学的职教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刘先生对自己做了这样的评价，“回首以往，感到我这一生大都虚度无痕，惟有一件事尚可聊以自慰：那就是在为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有着重大意义，而却被传统观念长期鄙薄的职业教育争取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学科位置方面，竭尽全力地做了一些事情”[3]。2005年，天津大学建立了我国首个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作为天津大学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带头人，刘先生自然格外欣慰和自豪。从1989年在天津大学举办的全国职业学校校长培训班讲授职业技术教育理论起，到1997年在天津大学本科师资班开设职业技术教育学课程，继之1998年依托天津大学在我国工科院校中率先设立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点和职教研究所，再到2000年天津大学在全国首批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2003年在天津大学相关学科中首次招收职教管理博士生，直至天津大学获批设立全国首个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用了16年的时间。刘先生主持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学科建设的成就，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二

刘春生出生于1944年，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他，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充满了春天般的期待和憧憬。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重视“根红苗壮”的年代，他的成长历尽坎坷。不过，他所钟爱的古典文学却给了他另一方天地。徜徉其中，与圣哲先贤们日夜神游，不但让他获得了极大的精神安慰，同时也让他的学识修养和人生境界得到了升华。

1980年，他从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学习班结业，适逢早一年在吉林省长春市成立的吉林技工师范学院配备教师，他就被组织上从吉林省延吉市教师进修学校调入该校教授大学语文。吉林技工师范学院是改革开放后国家为适应快速发展的技工教育需要而专门批准成立的首个旨在为技工学校培养专业课师资的本科师范院校，后来改称服务面向更为广泛的职业师范学院。在这所新型师范大学，刘春生的授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和喜爱，很快便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学工”的“文学青年”，他经常与他们谈文学、谈创作、谈人生、谈成才之道，相得甚欢。多年后，同学们聚会时仍然对“讲语文的那位刘老师”的才学津津乐道。

虽然其时刘春生在古典文学尤其是唐宋诗词研究方面已崭露头角，一些权威电台和报刊经常约他写评介性文章，但他却没有沿着他十分钟情且花费了极大心血的这个专业方向走下去，而是做了另一种选择。1981年，为了更好地发挥推动职教事业发展的“工作母机”的作用，吉林技工师范学院决定创办全国第一份职教刊物《技工教育》（1983年改为《职业技术教育》），刘春生奉命参与期刊的创办和编辑工作。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对职业教育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做出了把自己的余生献给职业教育理论建设事业的新的人生选择。

“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就好像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搭建高楼大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需要有人从挖地基开始，胼手胝足，一砖一瓦地干，虽然很辛苦，但绝对是开创性的工作，是一定会被历史记住的伟大事业。”这是当时主管吉林技工师范学院的国家劳动总局的一位领导在学校干部大会上勉励大家的一段话，它深刻影响了刘春生对自己人生方向的选择。后来许多时候他多次在自己的讲话和文章中引用这个表述，以此激励后来者和志同道合的同仁们。

与坐在书斋中皓首穷经的古典文学研究方式完全不同，大规模迅速兴起的职业教育恰恰最需用“脚”来做学问。“相当多的人是一夜之间完成了从普教到职教的角色转变。但是角色一变他们面对的却是一片空白：实践上是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怎样干；理论上也是一片空白——不知道为什么干、往哪里干。怎么办——边干边学边总结边提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4]这是刘春生对当时状况的一个描述，他决定自己要亲自去感受去了解去总结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

《技术工人的摇篮——访齐齐哈尔车辆工厂技工学校》是刘春生调入编辑部后撰写的第一篇关于职业学校的报道，也是《职业技术教育》创刊后发表的第一篇总结职业教育办学经验的文章。为了撰写该文，刘春生在春节刚过就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来到坐落在大兴安岭脚下的这片校园，和师生吃住在一起，听课、座谈、访问、到工厂调查，忙得不亦乐乎。一周以后，一份近万字的报告一挥而就。同事们看了后都说这已不是一般的报道，而是充满激情的报告文学了。于是，在这份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职业教育期刊上专门设立了一个现在看起来并不那么学术的栏目“报告文学”。事实上，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并非在于它的激情、文采以及形式，而是它所归纳的办好一所职业学校应该关注的要素。该文用典型和生动的事实悉心概括的诸如办学理念、领导班子、教师队伍、过程管理、教学组织等环节在当时颇具启示作用。其后不久，国家劳动总局的有关领导提出建设重点技校的思路，在谈到重点技校条件时专门阐述了上面的几项内容。当然，对《职业技术教育》而言，刘先生也开启了一个传统，就是高度重视编辑、记者亲自到一线的感悟和总结能力，倡导注重编发来自一线的实践性、经验性的文章，并能够将其凝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这种主张被后来的同事们提炼为“在实践中的创新更具价值”，成为期刊的重要编辑理念和原则。

三

钩稽历史行迹，寻觅思想根源，是中国职业教育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有古典文学专业的背景，所以，刘春生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与李炳海先生合著的《谈先秦时期的百工及其教育》。这篇发表在1982年《技工教育》第一期的长文，详细考证论述了先秦百工的种类、他们的社会地位、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试图在文化上寻找出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与此构成姊妹篇的另一研究成果，也是他们两人合著、稍后发表的《儒家的职业教育观》，这篇文章首次考证了先秦时期的儒家和百工教育之间的关系，旨在揭橥我国职业教育之所以受到鄙薄的思想根源。两篇文章无疑是开先河之作，其中的一些观点被后来治职业教育史的研究者们所关注和认同。

刘春生对现实满怀激情，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在古籍中爬梳历史，他很快就把目光投放到现实的问题上。在1984年《职业技术教育》第11期发表的《职业教育功能谈》一文，是他对职业教育的一些本质属性不断思考的结果。尽管其时职业教育已呈遍地开花之势，但在理论上人们对它仍然缺少起码的认识。他认为，所谓的理论建设工作应该从廓清和厘定那些最基本的概念做起。与其他的“地位论”“价值论”等论者不同，他认为把握职业教育的本质从“功能”的角度也许揭示得更为清楚。在文章中，他系统论证了职业教育对经济建设具有投资功能、对劳动就业具有平衡功能、对人才结构具有调节功能、对人才成长具有扬长功能。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关于职业教育论述中最早的“功能论”之一。若干年后，文中所提示的四个方面成为职业技术教育学的最基本论域。

1985年，《职业技术教育》由“内部资料”正式转为公开出版，面向全国发行。是年，刘春生被任命为期刊主编。这一时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发布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职业教育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办学方针、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二是1986年7月，首次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职教工作任务。刘春生作为会议代表，参加了全国职教工作会，他用“心似百花开未得，年年争发被春催”来描述自己兴奋的心情。这种形势无疑给了刘春生和他的事业更加宏阔的人生舞台，当然他也必须从更加宏阔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这期间他接受了由国家教委职教司立项的科研任务，带领同事们开始尝试从整体上把握未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走势。他们用了1年多的时间进行系统调研和反复论证，在1987年初，以课题组的名义完成了一份供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参考的咨询报告。这份长达14万字的报告由2000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经济、科技、社会背景，通过对已往经验及教训的分析所得出的今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任务，对现行政策的评估，对发展方案的探讨，以及战略对策的设计与选择5个部分组成。这是当时党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要翻两番、全民实现不同层次的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后，对中、远期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若干个宏观上的关键问题提出系统判断和建议的首批研究成果之一，具有开拓性意义。文中所提出的“到2000年，我们的教育除了培养3400万到4000万的专门人才外，还要培养数以千万计的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初、中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数以亿计的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有文化、有技术的城乡劳动者”“职业技术教育在未来必然会置身于巨大的就业压力背景之中，因而必须适应劳动就业领域的一系列变化，成为人们就业、转业的必经之路”“建立我国独立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势在必行，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必须突出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地位，形成‘普教’‘职教’‘高教’三者并重的格局”等观点，现在看起来，无疑都具有令人钦佩的前瞻性。这一研究成果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后来以此为基础，刘春生和时任国家教委职教司副司长的孙震瀚先生一道共同承担了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七五”国家重点社科课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