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技能结构演进趋势及技能开发响应策略

摘 要 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城镇化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化对低、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有所差异；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低、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变动趋势存在差异；在当前新型城镇化阶段，城镇化对劳动力的影响并非是极化效应，而是升级效应。针对上述分析结论，具体政策建议是：关注新型城镇化转型趋势，满足劳动力技能开发投入需求；适应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增加中、高技能劳动力培训投入；适应新型城镇化人口供给新趋势，增加劳动力技能开发政策投入等。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技能结构；技能劳动力；技能开发

中图分类号 F2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31-0052-08

一、研究背景

继“十三五”规划后，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再次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目标，并首次在国家规划中将“新型城镇化战略”作为国家战略，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和主体，劳动力与城镇化具有密切联系。从一定程度上看，劳动力的规模、素质和结构决定了城镇化推进的质量和高度。近年来，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劳动力供给增速持续下滑，劳动力的年龄中位数不断提高，这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当然，城镇化也会影响劳动力，尤其是城镇化的建设方向、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等因素会构造和改变劳动力技能结构^[1][2]。

为适应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对人力资源规模和结构的需求，需要未雨绸缪推进积极的劳动力促进战略。一方面，要优化生育鼓励政策，提高人口增量，促进人口长期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考虑到劳动力开发的周期较为漫长，在现阶段需要利用各种手段盘活劳动力存量资源。其中，如何持续不断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是当前我国在劳动力开发过程中面对的重要课题。为应对这一挑战，应加强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技能结构演化趋势和规律的研究。

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力技能在结构上具有就业极化和就业升级等形态。其中，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就业极化是指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不断上升，中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趋于下降的结构状态。而就业升级则是指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下降，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不断上升的结构状态。其中，Autor，Champion，Goos等国外学者发现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90年代曾经历了劳动力极化的就业现象，这一阶段也恰恰是西方国家后工业化进一步推进，城镇化持续深化的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在经历了近40年的“逆城市化阶段”后重新“再城市化”^[3][4][5]。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城市规划不断发展、服务业比例进一步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得到提高，这极大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劳动力技能结构，形成了劳动力就业极化的结构形态。我国学者毛新雅等、陈丹妮、赵颖等和张卫等也同样注意到城镇化所带来的劳动力变化，但现有研究视角主要聚焦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带来的影响，进行城镇化背后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机制问题探讨^[6][7][8][9]。

整体而言，当前直接专注于城镇化与我国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尚缺乏成熟的分析框架和结论性成果可供借鉴。考虑到“十四五”规划中，我国已经将城镇化作为国家战略，因此加强城镇化对我国劳动力技能结构的趋势影响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理论框架

本文分析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机制，涉及到多类型产业部门。为使得分析框架更为清晰，本研究参考张卫的产业部门归类模式，将劳动力部门假定为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研发部门四个部门^[10]。在这四个产业部门中，农业部门生产农业产品，制造业部门生产工业产品，服务业生产服务产品，研究开发部门提供知识产品。同时假定劳动力市场中包括低技能、中技能和高技能三种劳动力，这三种劳动力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中具有相对优势^[11]。

其中，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类型相对单一，主要雇佣低技能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制造业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和技术密集型（IT、生物医药等）等不同类型。在劳动力的部门分布上，低技能劳动力主要受雇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技能劳动力主要受雇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则主要受雇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业包括生活型服务业（餐饮、住宿、家政和旅游）和生产型服务业（金融、保险、法律和医疗等专业服务）。其中生活型服务业主要雇佣低技能劳动力，生产型服务业雇佣高技能劳动力。研发部门雇佣高技能劳动力为其他各部门提供智力和知识产品^[12]。

（一）城镇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

在前城镇化阶段，我国农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农村劳动力规模体量巨大。在这一时期，受到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过剩以及城市非农部门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农业部门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迁移^[13]，源源不断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为城市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和生活型服务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来自于城市产业部门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共同推升了低技能劳动力在城镇非农部门中的就业份额。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逐渐进入拐点并开始趋于减少。这与该时期特定的低技能劳动力供需关系具有密切联系。从供给层面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与工业化过程同步，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城市迁移的加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国基于传统农耕文化下的传统生育观念，而生育观的改变则抑制了新增劳动力供给。因此换言之，城镇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劳动力的供给，而劳动力的供给减少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包括低技能劳动力在内的劳动力社会供给量^[14]。近年来，受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叠加影响，低技能劳动力总量增速趋于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的年龄中位数已达41.7岁，劳动力持续的衰老趋势无疑对后续的劳动力供给造成了巨大压力。而从需求层面看，城镇化初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通常以高资源消耗为代价^[15]。这一发展模式在促进部分优势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推高了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多种资源要素的价格。由于高运营成本大幅挤压企业盈利，并抑制其市场竞争力，导致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诉诸产业转型或企业转移。从现实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产业上的上述转变趋势从事实上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初期，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但随着城镇化的深入，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趋于下降。整体而言，低技能劳动力在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倒“U”型变化。

（二）城镇化对中技能劳动力的影响

在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遵循一定的规律，城镇化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具有支撑和牵引作用^[16][17]，尤其在城镇化初期，低廉的土地、能源和劳动力资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粗放式发展提供了比较竞争优势^[18]。而此时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由于资源规模尚未形成，资源优势未能有效发挥，尚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的中技能劳动力也处于缓慢增长中。

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早期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效用趋于下降，劳动力的成本优势逐渐消退，并最终进入刘易斯拐点。从现实看，近年来传统制造业正疲于应对招工难，以及人力成本升高带来的压力。由于持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挤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传统的粗放型产业发展道路最终难以持续。与此同时，资本要素的价格相对于劳动力等资源，成本优势则逐渐显现，由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型，乃至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迁移的趋势愈发明显^[19]。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质量和内涵成为城镇化新的发展方向，这与早期追求数量、速度的高消耗发展模式有所不同。郑江淮等发现，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和变迁阶段，产业结构正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转化，我国产业中知识、技术、信息、制度等新兴要素的集聚和配置能力得到了增强^[20]。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中技能劳动力的增长态势将得以持续。此外，张卫发现，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高技能工人和中技能工人的交叉协作将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中技能工人的就业份额^[21]。

综上所述，中技能劳动力在整个城镇化进程中呈现上升趋势。在城镇化初期，中技能劳动力的增长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但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中技能劳动力的增长趋势会趋于加速。综上，一方面，中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的持续提升来自于城镇化发展中产业结构升级中中技能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产业升级中其他类型劳动力增长中所带来的同步伴随增长。

（三）城镇化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

在城镇化初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部门迁移，劳动密集型的非农制造业发展迅速。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制造业的发展，生活型服务业也随之发展，两大产业部门的需求叠加进一步提高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此时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端来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部门尚处于发展初期，未形成规模经济，还不能发挥规模优势，而高技能劳动力此时劳动力成本较高，生产率较低，尚不能完全彰显其经济效益。因此可以认为，高技能劳动力虽能够提供于市场，但是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小，这一阶段整体上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处于缓慢增长阶段。

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深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边际效益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活服务业开始向高层次产业转型升级。与之相适应，高层次产业转型对高技能劳动力提出了较高的需求^[22]。与此同时，研发部门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产中，为各行业部门创造创新溢价提供智力支持。在这一背景下，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持续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溢价也逐渐显现^[23]，这也使得家庭更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随着整体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会随之提高，这也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力的整体市场供给也随之增加。

综上所述，尽管在城镇化初期，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相对较小，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化，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将趋向于上升。整体而言，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与城镇化进程呈现同步发展的态势。这也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力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市场就业趋势与中技能劳动力相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趋于同步增长。

三、变量选取、计量模型与数据描述

（一）指标选取

1.主要变量

城镇化水平（urban）。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城镇化进程中，人始终是城镇化的基础，因此在城镇化水平指标中，通过广泛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劳动力技能结构（ls）。就业技能结构是劳动力群体中高、中、低三种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在一定时期内就业份额的相对关系。本研究参考宁光杰和江永红等学者采用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作为技能结构标准^[24][25]，其中将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归为低技能劳动力，将高中和大专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归为中技能劳动力，将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归为高技能劳动力。其中，ls_l表示低技能劳动力，ls_m表示中技能劳动力，ls_h表示高技能劳动力。

2.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水平（industry_st）。产业结构体现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间的内在比例关系，对劳动力技能结构具有直接影响。本研究采纳干春晖等学者的建议，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即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测度产业结构水平^[26]。

老龄化（aging）。劳动力技能结构既受到人口总量的影响，也受到人口总体趋势的影响。当前人口老龄化无疑会影响劳动力的整体供给。本研究通过通用指标老人抚养比来测量当前的老龄化水平。

少子化（few_ch）。除了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外，劳动力技能结构还受到少子化的影响。本研究通过通用指标少儿抚养比来测量当前的人口少子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