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功能、困境与可持续发展路径

摘 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走出去”企业对“懂中文、通文化、精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快速增长，“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需求旺盛。“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具备发挥服务中国标准和文化走出去、提高职业院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和提升职业教育全球适应性等三大功能，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有待完善、教学资源有待丰富、师资水平有待提升、企业参与热情有待激发等现实困境，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整合院校资源、发挥企业作用，促进“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文+职业技能；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33-0015-0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伟大实践。截至2023年6月底，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尊重共建国家的发展权，充分尊重共建国家选择发展道路的自决权，有针对性地为共建国家提供帮助，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累计为共建国家提供各类就业岗位42万人次以上，极大促进了我国与共建国家的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文交流。

作为与经济社会和生产实践联系最为紧密、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在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发展，亟须大批“中文过关、技能过硬”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学好中文、掌握技能，进入中资企业工作成为许多国家青年职业发展的热门选择，催生了对“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迫切需求。“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强调用中文学习专业技能，以中文推广和技术技能共享结合的形式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满足职业院校、企业和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等多元主体需求，近年来发展迅速。然而，“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是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携手出海的新尝试，尚处于试点实施阶段，缺乏可借鉴的成熟模式和经验，在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等方面也存在薄弱环节。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10周年的重要节点，回顾“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经验，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对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国家外交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功能诠释

我国职业教育在“走出去”实践中，探索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之路。截至2022年12月，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的238所职业院校，在75个国家（地区）设立或签约建设410个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我国职业院校还在境外独立举办了埃中应用技术学院、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等本专科层次的学历职业教育院校。同时，我国高职院校还与国外高校联合设立二级学院，探索出中外“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多元参与的境外办学模式。当前，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大多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当地学员英文水平普遍不高，英文授课难度大，通过“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办学模式，让学生一边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一边学习专业技能，为中资企业培养了急需的员工，同时输出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和职业技能标准。在教育功能方面，“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能够突破单一教育模式的弊端，取得“1+1>2”的效果。

（一）增强中国教育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境外办学实践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口和重要路径，在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国家外交大局的同时，能够增强中国教育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助力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在“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理念的引领下，中国成功创设并输出一系列教育品牌。如天津在21个国家设立了“鲁班工坊”项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以下简称教育部语言中心）在16个国家建设了“中文工坊”项目，浙江在29个国家建立了“丝路学院”项目，江苏在海外建设了10所“郑和学院”，河南创建了“大禹学院”，福建建设了“海丝学院”等。这些教育品牌紧紧围绕“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理念，为学员提供学习中国语言和职业技能的平台，并为学员提供去中资企业就业的机会，提升了中文的实用价值和当地员工的就业竞争力，增强了中国教育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一些职业院校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提升自身办学的能级，探索共建海外分校或举办应用技术大学（学院），创造职业教育新价值。如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烽火产业学院培训中心，为中资企业培训海外本土员工，服务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实现教师、教材等教育资源的有效输出；该校还在泰国格乐大学建设海外分校，为在泰中资企业的本土员工开展语言、文化及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我国办学实力较强的职业院校则探索在海外举办应用技术大学（学院），如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接手国家教育援外“交钥匙工程”——卢旺达穆桑泽职业技术学院，为在卢中资企业开展“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柬埔寨柬华理事会合作共建中国第一所海外应用技术大学——柬华应用科技大学，并设立海外首家职业教育孔子学院，实现“中文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的无缝对接。以上多种办学类型和办学模式共同提升了中国教育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二）提升职业院校国际化办学水平

“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是职业教育国际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实践路径。然而，职业教育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对各国社会整体状况掌握等方面存在优势不足的问题，在优化办学方式、加强风险防控等方面有待提高。职业院校国际化开放办学的理念、治理能力及教育教学水平都有待提升。国际中文教育始于20世纪50年代[2]，经过70年的发展，国际中文教育无论是作为一项事业，还是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在教育教学、治理能力上都积累了一定的成熟经验，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推动职业教育优质资源走出去，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培养当地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与国际中文教育目标存在交集，为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可能。不同层次、不同特长的职业院校，可以在“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中发挥各自的优势，突出特色化办学，避免“同质化”发展。

此外，“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还有助于推动职业院校建设国际化、复合型师资队伍。职业教育走出去，要求教师具有国际化视野、复合型教学和科研能力。当前，职业院校师资队伍水平与职业教育“走出去”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通过“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持续推进，可以提高专业教师的语言水平、跨文化交际能力、海外环境适应能力、国际文化传播能力，推动专业教师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达到国际化水平。同时，职业院校原有的课程体系容易导致教师的知识结构固化，通过“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形成跨院系、跨学科、跨专业交叉师资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满足对熟练掌握中文语言、专业知识和技能复合型师资队伍的需求，促进跨学科教学和研究型师资队伍建设。

（三）提升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全球适应性

“中文+职业技能”携手出海模式适合本土民众需要，满足当地中资企业需求，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借力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平台，职业院校走出去也避免了“单打独斗”和经验不足的困境，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优秀成果在海外推介，与各国共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升了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全球适应性。

首先，“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可为海外中资企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在中资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许多东道主国家要求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本国资源，支持本国产业的发展。例如，修建亚吉铁路时，在埃塞俄比亚雇佣当地工人2万余人，在吉布提雇佣当地工人5000余人，在施工高峰期间，员工本土化率超过90%[3]。然而，海外企业招聘的本地人才，综合素质比较低，技术技能水平难以满足岗位需求。以铁路为例，中国在许多国家投资建设了铁路项目，由于难以招聘到合格的生产、运营、维护等方面的人才，铁路项目建设的成效难以发挥到最大[4]。“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迎合了海外中资企业这一需求，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企业最急需的人才，同时为本土学习者提供就业机会。例如，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柬埔寨企业于2021年联合举办“中文+职业技能”本土师资研修班，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提供中文和技能教学，当地企业和机构负责选拔学生参加培训，中国和境外所在地政府和企业共同资助，这一办学模式契合所在国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受到普遍欢迎[5]。“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提升了中国职业教育境外发展的适应性。

其次，“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可为海外中企提供技术、信息等软资源支持。多数中企对投资目的国法律法规、投资环境、贸易财务、信用风险等方面的政策和信息缺乏了解。职业院校可以帮助企业提前研究投资目的国的相关情况，为企业在境外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同时，海外中资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机制不够完善，重短期利益，轻技术创新和技术储备，影响了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职业院校适应中国企业海外发展需求，与企业共同开展技术创新服务项目，与企业共同研究新技术、新工艺，在应用技术研发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与行业企业形成深度合作的“共同体”，促进“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有效衔接，赋能中国企业海外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技术和中国企业在当地落地生根，实现标准和技术走出去。

二、“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作为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携手出海的新尝试，需求旺盛、发展迅速，但二者的融合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在国家层面、院校层面和企业层面都面临诸多困境，制约着职业院校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能力。

（一）国家层面政府统筹市场调节作用发挥不足

一是“硬设施”建设分布与人文“软实力”提升匹配度有待提升。“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文化铺路[6]。与共建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升温并不会直接提升当地民众对我国软实力的认可。2013-2019年，部分共建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支持率出现了下降，比如印度尼西亚由70%下降至36%、南非由72%下降至50%[7]。二是走出去办学过程中的多方协同机制还有待完善，人文交流项目与“硬设施”建设分布的匹配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产业、国际中文教育协同发展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共同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走出去”办学不仅是教育问题，还与外交、文化交流等因素相关联，缺乏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推进，很难实现效益最大化。

三是“中文+职业技能”市场化发展程度不高，政府、院校和企业协同不够。限于合作国发展水平和合作资源限制，现有“中文+职业技能”走出去项目盈利能力不强。需逐步尝试提供有偿教学产品，获得资金支持。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歌德学院、法语联盟等语言教育机构发展历程来看，市场化、产业化道路是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英国每年能从英语教学与测试中获取约100亿英镑的收入，英国的国际教育更能为英国每年带来约260亿英镑的收入[8]。成立于1883年的法语联盟，在东南亚长期开设“法语+商务”“法语+服饰”等专业课程，走出了一条基于市场需求的教育发展道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中国语言和文化“走出去”一方面需要政府推动，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目前，国际中文教育主要发展模式是与国内院校共建，并没有真正走向市场[9]。中文课程主要面向合作院校的在校学生，覆盖人群较为狭窄，市场竞争力不强[10]。

（二）院校层面教学资源和师资供给能力有待提升

在教学资源方面，首先，现有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教学资源设计不够合理，尽管现有资源中交际用语的真实性、实用性得到了充分关注，职场文化、职业素养得到了较好体现，但语言难度和梯度与专业知识匹配度尚待提高，部分教材只是按照专业知识的逻辑体系进行编排，语言知识的难度不符合语言学习阶梯式提升的规律。其次，多语种和本土化教材研发有待关注，目前“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所用教材多以中英文为主，然而共建国家语种多种多样，不少国家官方语言并非英语，中英双语的教学资源不能完全满足教育需求，多语种“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研发亟待提上日程。再次，资源共享平台有待整合，现有数字资源呈现碎片化、分散化的特征，不同类型教学平台之间数据有待整合，如何实现不同教学资源共享平台的互通与共享，以及共同开发的数字资源采取公益免费还是营利收费的模式尚有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