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智能时代人才结构演变的中职教育变革与综合高中建设

摘 要 人工智能推动下，社会职业变迁速度加快，人才需求结构显著变化。这使得“教育—人才”结构间的不适应更为常见。智能时代教育的分类筛选职能将弱化，人才供求平衡也将呈现一系列新形态，并会由此进一步推动中职教育的功能定位变革。适应智能时代的高中教育如从“职普双元”转向“二元三类”形态，建设一批以促进学生多元生涯路径包容性发展为导向的综合高中更符合社会需要。以职普融通为特征的综合高中应为学生提供“两主—两辅”四类发展路径，并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与多类型高等教育和就业实现有效对接。其课程结构也应与四类路径相对应，涵盖文化素养、职业生涯、升学预备和就业预备四类课程。

关键词 人工智能；社会人才结构；中等职业教育；综合高中

中图分类号 G71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34-0014-08

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显著影响社会职业的存在形态和人才结构，也必将推动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在社会功能定位和人才培养方向上的根本变革。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现代教育体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关键一环，承担着为生产和服务一线培养技能型劳动者的职责。当前，受诸多因素影响，中职教育在社会功能定位和人才培养方向上已与社会实际需求和学生发展意愿间出现了脱节，两者间的距离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因此，有必要从适应智能时代社会人才结构演变趋势的视角，对中职教育变革问题开展专门研究。

综合高中作为高中阶段普职协调发展的一种改革思路，一直为普教和职教界共同关注。2021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强调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综合高中。2023年，在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中，也从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层面提出了积极发展综合高中的思路。在具体改革实践中，2023年天津市与教育部共同印发的《关于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新模式的实施方案》中确定将以中职校为起点建设3～5所试点型综合高中学校。那么，以职普融通为特色的综合高中与面向智能时代的中职教育变革间关系如何？其建设与发展的合理化思路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系统研究。

一、面向智能时代中国社会的人才结构演变趋势

（一）人工智能影响下的社会人才需求结构变化

人工智能对社会职业存在形态和人才需求结构所造成的影响将会强于以往任何一次技术进步[1]，且其范围将不仅限于体力劳动，也会替代许多脑力和专业化劳动[2]。人工智能对社会人才需求的影响同时表现出了替代与创造效应并存的状态，智能技术应用既可替代部分人类劳动，也会提供新型产品和服务，并创造新型职业岗位，如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和代驾等新职业[3]。在可预见的技术进步中，人工智能不可能全面替代人类劳动，而会受制于工作任务属性和自身的技术特征[4]，呈现出在不同“任务—技术—技能”匹配关系下的差异化影响模式，并使社会人才需求结构发生相应改变，如对科研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会增加，但对中技能水平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规模则会明显减少，同时会阶段性提升社会对低技能和非技能型人才的需求[5]。

人工智能的职业影响不仅在于它的劳动替代和创造效应，更体现于未来人机智能协作的新型工作形态。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全面应用，它将能独立完成多数规则清晰的感知、操作类任务，实现对相应职位人类劳动的有效替代[6]；而对于更高认知水平的分析、设计类工作，人工智能在许多场合也将会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并能通过人机协同来配合人类完成多项具体工作[7]；对于另一些任务环境相对复杂的交流、反思、探索、决策类工作，人类仍会在任务执行中具有相对优势，而在人类的主导下，人工智能也能依托其在感知、计算、操作、生成等方面的特长给予人类以有效配合及强大支持[8]。由此可见，未来多数常规型工作，不论其操作流程复杂与否，只要其中不包含大量非常规化的交流、反思、探索、决策类任务，人工智能都将能够独立执行。而人类职业劳动的范围将主要集中于有较高认知水平要求，且会面临较强人际环境复杂度的任务，或另一些人工智能尚无法体现其成本优势的任务之中。之所以说智能时代的人才需求结构会呈现出高技能和低技能型需求扩张，而中技能型需求减少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在此类职位的“任务—技术—技能”匹配关系中会在效能和成本上都表现出明显强于人类的优势。

在人机智能协作的新型工作形态中，在那些高技能水平的研发型、技术型工作中，人类与人工智能将以“类团体”型协作的方式共同开展工作。其中，人类将负责各组织功能模块下每项专门工作的总体统筹谋划与资源协调，而各项具体计算、操作、分析、设计类任务则会转由人工智能来承担；此外，人类还将作为人机团队的功能责任人，承担起面向客户和上下游合作伙伴的沟通交流和业务决策类任务[9]。这样的工作状态显然需要从业者具备高水平的专业认知能力、人机协作能力和人际协调能力等高层次素质。在那些中技能水平的专业技术类工作中，其中多数常规型工作会被人工智能所代替，但另一些非结构化的、环境复杂高、需高频次人际协调的专业服务类工作则会得以保留。此类人机协作中，从业者在复杂任务场景下的业务实践能力、智能工具使用能力和专业服务能力将成为关键素质，而具体技术操作的精准熟练程度的重要性则会因相应操作环节的智能替代而减弱。与前两类不同，未来多数低技能水平职位中的人机协作会呈现为人工智能主导的重塑补充型模式。此时人工智能会成为相应业务流程的统筹者，人类则以其在某些能力或成本上的优势成为补充劳动力[10]。这些职位通常不会对从业者提出太高的专业技术要求，踏实工作即可，但对于其综合人文素养则可能会有较高要求。

（二）智能时代青年人才的供求关系演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取得新跨越，青年人也拥有了较前辈更优越的发展环境。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其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结构，却仍与社会人才需求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在专业层面，各类高等院校按照既定专业设置所培养的人才显然与快速变化的各产业专门人才需求不相吻合；在类型层面，当前招生占比50%以上的普通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学术型人才事实上与以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市场需求间有较大差距；在层次上，随着近20年来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高学历毕业生的供给量也呈现出明显大于当期劳动力市场需求量的状况。

对这些问题，有人将之归为教育结构的失衡。该观点有其道理，但并非问题的全部。教育与人才的结构适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既受当期劳动力市场需求、教育供给结构、学生求学意向及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也要能与未来的社会变迁和产业演变趋势相适应。如具备某种专业、层次、类型特征的人才，可能因与当前高速扩张的热门产业人才需求相适应，学生毕业后会有很好的就业，但随着技术更新和产业调整，其中多数人又会面临失业与转型，这显然不能被认为是最优的“教育—人才”结构适应。可以预见，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深度嵌入，各职业的智能化重构和加速变迁将不可避免，并由此造成教育专业学习成果职业应用价值更为短期化，进而使得“教育—人才”结构的不适应更为常见[11]。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总体物质生活环境会更为优越，青年人也会更为向往高品质的美好生活。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空间在不断扩展，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更能展现和成就自我人生价值的理念已为多数青年所认同[12]。与之相对，当代青年人的就业环境却相对严峻。一方面，由于青年人追求高品质生活与高质量就业意识的觉醒，他们可能对大量待遇偏低的低技能、非技能型职位更不认同；另一方面，受智能替代效应影响，未来许多曾经就业质量较高的中技能型职位大量减少，而高技能型职位增量有限，且对从业者素质要求很高，将无法满足多数青年人高质量就业的期望。

这种矛盾显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青年失业率的高涨和“全职子女”啃老等。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青年人自我定位的调整，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显然在中国社会经历几十年高速发展已有一定物质财富积累，而青年人的自我意识和精神追求也产生了相应变迁之后[13]，再简单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去投入到那些低就业质量岗位并不合理，且这与国家发展的要义也不相符；同样，当人工智能技术具备能显著提升生产力水平的能力之后，再单纯以稳定就业为目标来阻止其应用，亦没有道理。职业具有功能存在性特征，它是“个体功能—社会需求—个人需要”间基于经济交易平衡的结果[14]。任一时期的社会职业结构均是由现实的社会“功能—需求”间供求关系结构所决定的。为解决青年就业结构失衡问题，应积极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以提供更多优质的中、高技能型就业岗位；同时加强劳动保障，以保证大量低技能型职位从业者的就业质量和劳动者权益。

（三）智能化工作场景下社会人才供求平衡的新形态

未来的智能化工作场景具有两类典型特征，一是人机共同工作下的智能协同更为普遍深入，二是与人机智能协作相对应，常规型职业任务的智能替代效应会越发明显。这将使社会职业变迁的速度变得更快，个人职业生涯也会因此呈现出频繁转换、多元路径、震荡前行的新形态。这时，个人职前在校所习得的专业化知识和职业技能的价值实现周期会缩短；通过优化教育系统的层次和专业结构，来保障社会人才供需平衡会更难做到。而那些在人机比较中人类仍有相对优势，且具有较广泛职业领域适用性的素质，如人文素养、高阶思维能力、人机协作能力将成为体现职业竞争力的关键素质和未来教育应关注的重要内容[15]。

人工智能推动下的职业形态变迁和能力需求结构演变将使教育的人才筛选和社会分层功能弱化。传统的教育筛选和分层是通过向学生提供不同专业、层次特征教育以使他们获得适应相应职业的差异化能力结构，并辅以学历标签而实现的[16]。其本质是教育对人才能力和职业匹配的承诺，其前提则是“教育供给—职业需求”间的结构适应性。而人工智能推动的职业变革将使本已脆弱的“教育—人才”结构变得更为失衡。

实际上，社会职业的分层和分类会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教育筛选仅是其中一种手段。当前，受高等教育多年扩招影响，高学历者数量与符合其能力和期待的职位数量间已存在巨大缺口，“高能低就”和“过度教育”现象普遍，这充分说明了教育筛选的弱化之势。当学历标签不再被独尊之后，一些新的职业分层分类机制必然产生，如以年龄为标签的“中年职场危机”。客观地讲，在许多技术革新速度快、劳动强度高的领域，中年普通劳动者受家庭压力、个人体力和知识更新不足，以及年轻人待遇低、供给量大等因素影响，其就业竞争力确实会弱于具备同样学历和专业的年轻人[17]。“中年职场危机”在劳动力市场中也同样起到了推动社会职业分层分类的功效，如一些工程师、程序员、白领、小企业主会因竞争失利不得不放弃曾经的中、高端职位，转行去从事如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代驾等低技能型职业。可见，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受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个人在其职业生涯发展中通常会经历多次职业角色转换，其在事实上也推动了社会人才供需平衡的达成。未来，在人工智能推动下许多职业的工作形态和应用技术的变迁速度会更快，以“中年职场危机”为表现的职业再分类现象会更为明显。

由此可见，与智能时代的新型职业劳动形态和社会人才结构的变迁趋势相适应，传统上通过追求教育的人才供给结构与社会人才需求结构相一致，来实现全社会人才供需结构均衡的治理思路，可能已不再适宜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未来随着国力提升和人口缩减，教育资源将更为充沛。因此，教育的职能应更聚焦于服务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学生可持续性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满足青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8]，而不再承担过多分类筛选属性。

二、适应智能时代的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变革

（一）中职教育功能定位变革的时代必要性

中职教育作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承担着在高中阶段培养学生胜任各类初、中级技术技能职位的能力和基本科学文化素养的使命[19]，并在过去很长历史时期内保障了国家劳动力结构的稳定和初、中级技能人才的有效供给。近年来，尽管中职教育受到了一些质疑，但客观上其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其给予了许多个人特质相对不适合进入普通高中和高校学习的学生一系列差异化的学习和发展机会；其帮助了那些希望尽快就业的青年人掌握了初级职业技能，有效实现了就业和谋生；其为社会定向培养了一大批初、中级技能水平劳动者；其作为职业教育类型的起始阶段，培养了学生的基础性职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