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如何出贵子：高职院校中的“文化流动”与“文化生产”

摘 要 来自重点本科院校贫寒学子的成长经历一直备受关注，而职业院校中的“寒门”子弟却无人问津。依托文化资本理论，通过对11位取得较高社会地位的高职院校毕业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探究高职院校中正式教育（课程）与非正式教育经历（校企联合实习、社团活动、学生干部经历、竞赛）促成寒门学子发生代际流动的可行性所在。研究发现：其一，高职院校为寒门学子文化资本的积累与生成提供了空间与资源；其二，苦行品质作为独特的底层文化资本，在高职院校中依然适用，成为寒门学子逆境突围的希望；其三，在高职院校中，寒门学子主要通过“文化流动”与“文化生产”双重路径实现阶层跃迁，具体是通过“文化流动”学习技能，获得人力资本；在后知后觉中渐入佳境，习得社交惯习；通过“文化生产”探索并“重估”自我价值，生成自信力。

关键词 文化流动；文化生产；高职院校；底层文化资本；非正式教育经历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34-0036-10

一、问题提出

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已经延伸出独特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范式，赋予教育以实用性的功能取向。教育已在无形中承担着促进阶层流动、维护社会公平的特殊使命。近年来，日益固化的阶层状况引发了民众的教育焦虑，“学二代”“官二代”等语汇频频冲击着脆弱的社会公平生态。虽然学校教育被认为承担着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职能，但“寒门再难出贵子”等社会话题也在质疑学校促进代际流动的实然作用。

2021年底，英国财政研究所联合英国教育部发布的《英国高校社会流动指数报告》按照“社会流动指数（Social Mobility Index）”对英国各高校影响学生社会流动的表现进行排序。在“流动指数”报告中，位于QS榜单①前列的精英院校不见踪影，承担促进社会流动职能的实为排名位列500名开外的“非精英”院校。同时，亦有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的逆袭指数明显低于继承指数[1]。聚集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精英院校在影响社会流动中的功能反差，揭露出学校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二重性矛盾，也表明笼统的教育叙事并不能揭开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黑箱。

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伊始，高职高专院校承担着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主要任务。随后，各项综合改革纷至沓来。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为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质量建设保驾护航。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与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迈入大发展机遇期[2]。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改革落脚点聚焦在职业教育领域，提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与布局”。在政策改革和时代驱动等各方合力的作用下，职业教育得以实现快速发展。职业教育学校数量、办学规模和毕业生人数自2012年以来已实现历史性突破，现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3]。截至2020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学校9896所，招生644.66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2.38%，毕业生数达484.87万人。高职院校发展到1468所，招生数达427.2万人，毕业生数达286.06万人[4][5]。

当前，我国职业院校约有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6]，是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7]，亟需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资源替代理论认为，家庭资本匮乏的学生会对稀缺的、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形成依赖[8]，间接反映出学校教育在影响弱势学生地位获得过程中发挥的补偿功能。因此，探究高职院校能够为寒门学子提供哪些帮助以促成其代际流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虽然从职业院校中涌现出大批技能型人才与社会骨干，然而，既有研究普遍关注重点本科院校中贫寒家庭学生的成长经历，职教出身的“寒门贵子”却无人问津。区别于精英本科院校中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职业教育逆袭者并非是取得高学业成就的优胜者，已有的底层文化资本理论[9]（如道德化思维、学校化心性品质）难以诠释高职生阶层跃迁的发生过程，其行动逻辑与关系互动需要在情景中重新界定。在社会流动性逐渐减弱的当下，职业教育能否成为助推社会流动的有效手段，是广大学者热切关心的问题。在普职分流极具争议化的时代，能否通过职业教育跳出“农门”并实现阶层跃迁，也是广大农民子弟和城市底层百姓亟待了解的话题。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高职院校二元教育场域（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试图探究高职院校中正式教育（课程）与非正式教育经历（社团活动、学生干部经历、竞赛）促成寒门学子代际流动的可行性，主要依托文化资本理论细致刻画高职教育寒门学子实现代际跃迁的流动历程。

二、理论回顾

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学校承担着重要的教育使命与育人职责。围绕学校在阶层流动中发挥的作用，学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科尔曼报告首次系统评估了学校教育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相比于学校教育质量更能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后续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学校质量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10]，但学校教育在影响个体学业成就中的功能发挥并不一致[11][12][13]，出现了“学校有用论”[14]与“学校无用论”[15]两类分野。可见，教育在决定个体地位时存在着多种可能，但无疑是影响个体地位获得的关键要素，既能成为维持特权阶级优势的合法性工具[16][17][18]，又是弱势阶层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阶梯[19][20][21][22]。

（一）高职院校作为阶层流动的场域

目前，通过职业教育提高个体知识、技能、健康进而摆脱物质与能力贫困已获得学界共识。人力资本理论揭示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素质和经济生产间的重要关联，指出教育能够通过补足弱势阶层普遍缺乏的人力资本帮助个体摆脱贫困状态[23][24]。作为面向“职业”的技能教育[25]，职业教育在技能传输与转化效率等生产面向中存在的特殊性使得其能够精准且高效地提升劳动者的生存技能与竞争优势，继而促进代际向上流动的发生[26][27]。因此，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既有研究发现，相比于普通高校毕业生，高职毕业生具有较高的社会职业声望[28]。此外，高职毕业生职业代际向上流动的趋势要强于本科毕业生[29]。区别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经济学解释，文化资本理论则关注职教生在学校场域的具身性学习与成长经历，为解构高职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机理提供了有效的微观视角，对于诠释寒门子弟阶层跃迁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化资本是高职学生阶层再生产与阶层流动的符码

当前，文化资本理论已形成一套用于解释阶层间教育机会获得差异与学业表现差异的理论体系。若以文化资本理论为框架，对于解构高职院校影响弱势群体社会流动的细致过程具有重要价值。文化资本理论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文化再生产理论、文化流动理论与底层文化资本理论。第一，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文化资本的存在隐匿了阶层间不平等的文化筛选模式。藉由阶层间文化资本差异营造的符号暴力，由家庭背景差异导致的教育成就不平等逐渐合理化并间接有利于特权阶层优势的代际隐蔽传递。但文化再生产理论无法解释文化资本匮乏的寒门学子为何能突破“阶层诅咒”的结构性障碍并取得高学业成就的现象。第二，迪马乔的文化流动理论淡化了文化资本的阶级属性，强调文化资本的通货性质，认为学业或地位成就的获得依赖于对“阶级无差”的文化资本的获取与习得。处境不利的子代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弥补自身匮乏的文化资本以实现地位流动。虽然文化流动理论在分析“寒门贵子”现象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其秉持的仍是“文化缺陷论”[30][31]，认为底层缺乏或不具有优势文化，文化资本是外在于寒门学子的“流动密码”。第三，因不满于高雅文化资本的符号暴力，及其对微观个体进行文化实践能动性的否定，适于解释中国化经验的本土概念“底层文化资本”应运而生，为再认识文化资本提供了新的思路。

文化是人类主动编织的意义之网，其本身不具有优劣与高下之分。既然特权阶层可以利用文化再生产模式巩固自身的阶级优势，为什么底层子弟不能通过文化生产实践以生成利于自身发生社会流动的特殊文化资本呢？“文化生产或文化实践在于‘洞察’”[32]，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底层叙事的动力逻辑，认为寒门子弟能通过文化生产生成独特的“底层文化资本”，以摆脱优势阶层的文化中心主义[33]。诚如有学者所批判的，中国化的文化生产并未逃脱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需要慎重界定文化生产的原初内涵[34]，但本文从行动建构的文化逻辑出发，认为寒门学子独特的文化行动的确为其打开了新的实践窗口，使其能有效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建构多元的文化与心理生态，因此本文将文化生产纳入文化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中。

（三）文化资本理论视域下职教寒门学子的阶层跃迁

文化流动理论与文化生产理论有效解释了寒门学子跨越阶层障碍的独特历程，使得文化资本理论成为分析寒门学子在学校场域中实现阶层跃迁的有力工具。然而，“寒门贵子”研究主要以学生是否取得高学业成就或是否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为“贵”的判别依据，且主要关注获得精英教育机会的寒门学子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资源要素与文化动因，淡化或漠视了职教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得有关职教寒门学子阶层流动的研究尚属空白。已有研究中不乏从量化视角探究职业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35]，但冰冷的数据指标无法涵盖分析过程的丰富性与层次性，无法细致勾勒出高职院校中正式与非正式教育对学生能力发展的动态影响。

从文化资本理论的既有应用来看，其一，基于文化流动 “可行”的视角来看，农村学生通过以勤补拙、勤勉踏实的态度，在学校积累人力资本可以弥补其在家庭背景上的劣势[36]。其二，从文化流动“不可行”的角度来看，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过程更符合文化再生产理论而非文化流动理论[37]，与基础教育阶段的研究结论相似[38]。其三，从文化生产“可行”的视角来看，后生性文化资本的主动建构是农村大学生弥补先赋要素匮乏的重要通道[39]。朱镕君以底层文化资本的生成空间为线索，提出弥补型底层文化资本在城市（高校）空间中的优势发挥机制[40]。其四，从文化生产“不可行”的视角来看，在学生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影响其发展的主导因素也会发生相应变化[41]，衍生于家庭的底层文化资本因在高校场域中失去情景依附性，待子代步入高等教育后其影响将会弱化甚至消失[42][43]。其五，有研究指出“寒门贵子”的流动模型已发展出兼有文化再生产与底层文化生产的双重路径[44]。可见寒门学子实现阶层流动的多维性与复杂性，间接反映出阶层逆袭的风险性所在。

总之，寒门学子实现阶层跃迁的经历并非空穴来风，其求学道路往往充满了“风险、无效与不确定性”[44]，阶层跃迁必然需要资源与资本的生产、传递或转化。无论是源自家庭的“资源补给、自觉共情”[46]（底层文化生产）还是来自学校的“广义文化资本传输”（文化流动），都是助力寒门学子突破阶层固化天花板的决定性动因。综上，本文以文化资本理论为依托，从质性分析的角度考察实现阶层跃迁的寒门学子在高职院校中的教育与学习经历，破除高等职业教育效应发挥的模糊性，进而回答三个问题：文化流动理论能否解释职教学生的阶层跃迁过程？带有“寒门”特质的底层文化资本是否适用于高职院校？寒门学子能否带着底层特有的“惯习”，在高职院校积极地“洞察”以生成有利于其发展的文化资本？

三、质性分析

本研究在充分了解受访者的教育经历、家庭及职业状况后，将职业地位作为判断阶层流动的依据，选择就读于高职院校，且其职业地位与父辈相比已实现跃迁的寒门学子作为访谈对象。最终，选取11位符合条件的“寒门”子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时长为20～30分钟。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表1。

（一）文化流动路径

本文将“文化流动”定义为职教生通过学校提供的技术或文化资源进行知识、技能或行为模式的学习与内化，实现文化资本“从无到有”“从学校到自身”的单向传递。

1.抓住技能性稻草：人力资本的获得

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并非是两对相互冲突的概念范畴，两者同为抽象、具身的非物质性资本，且人力资本中核心的文化要素，如教育、经验、文化知识等，也与文化资本存在高度同质性，即“被视为是人力资本的教育或任何的培训，都可被视为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47]。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本视为认知性文化资本纳入到文化资本流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