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两难:中职学生成就动机的新特征及潜在剖面
作者: 余习德 刘嘉帆 杜文明 周元春
摘 要 一直以来,成就动机都是中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关切。以往调查表明:中职学生的成就动机普遍偏低且表现出明显的独特性。为进一步考察中职学生成就动机的表现特征,以及尝试从“群际类别”的角度解释其独特性,对广东省6所中职学校共979名学生开展调查并对数据使用潜在剖面分析,结果表明:中职学生的成就动机偏低,且回避失败动机有高于追求成功动机的倾向;追求成功与回避失败动机呈显著正相关;可划分三类成就动机人群类型,即C1低追求成功—低回避失败型(占比10%)、C2中追求成功—中回避失败型(占比50%)与C3中追求成功—高回避失败型(占比40%)。总体而言,中职学生的成就动机表现出“进退两难”的特点。
关键词 成就动机;追求成功;回避失败;中职学生;潜在剖面分析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35-0035-06
一、问题提出
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是指个体在完成对其有重要价值的事情时,追求卓越并获得成功的内部推动力量,分为“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两种性质相反的动机:前者以成功作为目标,会促使个体饱含热情地趋近目标,并表现出坚毅勇敢与持之以恒的状态;后者由于惧怕负面评价,会促使个体以避免失败为目标,规避风险和挑战,从而更容易选择放弃、不能持久坚持长期目标[1][2]。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占据基础地位[3],中职学生的“成长成才”是整个职业教育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中职学生的成就动机会直接影响其在校期间的学习投入与学习成果,甚至还会长远地影响到中职学生的就业水平与工作状态[4][5][6][7]。因此,有必要对中职学生的成就动机予以持久深入的关注。
中职学生虽然与普通高中学生同龄,但处境却相对特殊。第一,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较深,普遍认为“他们是因为学习能力低下、学习成绩不好而被迫入读职校[8]”。第二,除了和普通高中一样必须面对学业压力外,还要更早地面对择业与就业压力。“双重压力”使得他们更容易产生自我效能低下与成就动机不足。以往调查结果表明,中职学生的成就动机还存在一些独特性。第一,在“追求成功”的动机上,中职学生普遍低于普通高中学生,而在“回避失败”的动机上,中职学生又普遍高于普通高中学生[9]。对此,学者认为,不当的家庭教育方式、教师及同伴的消极评价,还有社会的歧视与偏见等导致了中职学生追求成功动机的普遍低下,而“应试教育失败者”的心态及多次尝试努力却不能成功的“习得性无助”导致了中职学生回避失败动机的攀升[10]。第二,与普高学生“追求成功”与“回避失败”动机呈显著负相关不同。有研究发现,中职学生“追求成功”与“回避失败”的动机呈显著正相关[11]。研究者除了提及“被试量较少是潜在原因”之外,并未对此结果予以详细讨论;加之,也有研究得出中职学生“追求成功”与“回避失败”之间呈负相关的结果[12],有关中职学生成就动机两个维度之间的具体关系,当前也较难定论。
不难看出:第一,有关中职学生成就动机独特性的量化佐证仍相对较少;第二,对已有独特性的解释偏好于理论分析,而非量化探究;第三,以往理论分析视角多偏好于以“变量”为中心,即通过寻求“成就动机的影响因素”来解释差异,而非以中职学生“个体”为中心的“群际归属”来考虑,即中职学生在成就动机上的独特性是否源于特定人群类别的“质”的差异?而非仅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表现出的“量”的差异?此外,中职学生在“追求成功”与“回避失败”两个动机维度上会呈现出何种组合模式(高追求成功vs.高回避失败,高追求成功vs.低回避失败,低追求成功vs.高回避失败,低追求成功vs.低回避失败)?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趣且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是以“个体”为中心,对某个连续性变量(如成就动机)进行潜结构分析,进而探索群体内部异质性的分类模式[13],它为从“特定类别、群际归属”的角度解释中职学生成就动机的独特性提供了方法学支撑。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开展以下探索:第一,相对于以往同类调查而言,扩大取样的空间与学校范围,较大规模地调查中职学生的成就动机,以检验已发现独有特征的稳定性及探索新特征;第二,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技术探索“中职学生在成就动机上是否存在特定的人群归属类别”“中职学生在‘追求成功’与‘回避失败’这两个动机维度上的组合模式”,以期为已有研究发现提供新的解读视角,同时为中职教师与管理者提供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被试
采用随机整群方便抽样,在广东省6所中职学校抽取学生参与电子问卷调查。删除作答时间过长或过短、通篇选择同一答案及答案呈明显规律的问卷,总共回收有效电子问卷979份。被试年龄范围在15~19岁之间(M±SD=16.85± 0.99)。被试在其他人口学变量上的人数分布见表1。
(二)流程
问卷施测前,首先征得班主任的知情同意,并将问卷交给班主任审核。通过审核之后,以电子问卷的形式施测。《知情同意书》也以电子版的形式嵌套于电子问卷的指导语页面。要求被试在正式填写问卷前,先阅读《知情同意书》,并提醒被试:请务必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的所有内容,如同意,则翻页完成问卷;如不同意,请退出作答。但是,如果问卷后台能采集到您的数据,则默认为您同意《知情同意书》的所有内容。被试提交问卷并通过质量初审后,派发微信红包以作酬劳。
(三)工具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参照黄鹤和王小英[14]的做法,编制中职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首先,由学生报告父/母亲受教育水平、父/母亲职业类型及家庭月收入,并按照以下标准对上述三类信息单独赋值。父/母亲职业类型参考师保国与申继亮[15]制定的标准,将“父/母亲职业类型”划分为5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5分。将父/母亲受教育水平分为“小学或小学以下”至“研究生(硕士或博士)”6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6分。家庭月平均收入从“3000元及以下”至“30000元及以上”6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6分。将父/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平均值、父/母亲职业类型的平均以及家庭月平均收入三个条目的标准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并按以下公式计算:SES=(β1×Z父母受教育程度+β2×Z父母职业类型+β3×Z家庭月平均收入)/f。其中,β1、β2与β3为因子负荷,f为首个因子特征根值。SES得分越高,表示中职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2.成就动机量表
采用叶仁敏等人[16]修订的《成就动机量表》,量表总共 30道题目。量表分为“追求成功”与“回避失败”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有15道题。追求成功的代表性题目为“我喜欢新奇的、有困难的任务,甚至不惜冒风险”。回避失败的代表性题目为“我讨厌在完全不能确定会不会失败的情境中工作”。量表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从1~4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越高,代表相应的动机水平就越强。合并的成就动机总分则由“追求成功得分”减去“回避失败得分”。在本研究中,追求成功维度、回避失败维度及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0.93、0.93。
(四)数据分析
使用SPSS 26.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信度检验;使用Mplus 8.30进行中职学生成就动机的潜在剖面分析。
三、分析结果
(一)中职学生成就动机相关分析结果
将中职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家庭子女数量、年龄、追求成功动机、回避失败动机及合并的成就动机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家庭子女数量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呈显著负相关(r=-0.21,P<0.01);第二,家庭子女数量与回避失败动机呈显著负相关(r=-0.11,P<0.01);第三,追求成功动机与回避失败动机呈显著正相关(r=0.57,P<0.01);第四,追求成功动机与合并的成就动机呈显著正相关(r=0.35,P<0.01);第五,回避失败动机与合并的成就动机呈显著负相关(r=-0.57,P<0.01)。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不显著(P>0.05)。
(二)中职学生成就动机及两个维度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在追求成功的动机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事后多重比较表明:中职二年级学生追求成功的动机显著低于一、三年级(P值均小于0.05)。在回避失败的动机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即独生子女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中职学生(P<0.05);也存在显著的当前居住地差异,即居住在“非一线城市”的中职学生得分显著高于“乡镇地区”学生(P<0.05)。在合并的成就动机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即中职一年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二年级(P<0.05);也存在显著的当前居住地差异,即居住在“非一线城市”的中职学生的得分显著低于“乡镇地区”学生的得分(P<0.05)。具体数据见表2。
(三)中职学生成就动机的潜在剖面分析
以《成就动机量表》各题的得分为外显变量,建立潜在剖面模型。在LPA中,AIC和BIC越低,Entropy越高,且LMRT和BLRT达到显著,模型拟合度就越好,模型就更优[17]。根据不同类别的潜在剖面分析拟合指数结果,见表3,虽然“五类别模型”的AIC、BIC与aBIC均低于其他模型,但LMRT不显著,这意味着“五类别模型”至少不比“四类别模型”好(尽管“五类别模型”的Entropy值要高于“四类别模型”),因此,考虑排除。“四类别模型”存在和“五类别模型”同样的问题(LMRT不显著),因此,也考虑排除。“二类别模型”和“三类别模型”在各个指标上差别不大,如果仅从量化指标的角度考虑,两者皆可。但是,在比对两个模型的条件均值分布图后发现,“三类别模型”的区分度更大,更有实践启发意义,因此,最终选择“三类别模型”。各模型的具体拟合参数见表3。
根据《成就动机量表》各题目的选项设置(4点计分),条件均值居于“1~2之间”为“低”,居于“2~3之间”为“中”,居于“3~4之间”为“高”。按此标准,从图1可知,“三类别模型”的条目均值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C1类别”在所有题目的条件均值均处于“1~2之间”,因此可以将C1类命名为“低追求成功—低回避失败”,该类别占总人数的10%;“C2类别”在所有题目上的条目均值处于“2~3之间”,因此可将C2类命名为“中追求成功—中回避失败”,该类别占总人数的50%;“C3类别”在追求成功维度的大多数题目的条件均值在“2~3”之间(除了第2、4题),在回避失败维度上有接近一半题目的条件均值接近3或在3之上,且也能在图1中看到C2、C3两条线段的右侧间距被明显拉开(相较于左侧更明显),因此,可以将C3类命名为“中追求成功—高回避失败”,该类别占总人数的40%。
四、讨论与结论
(一)中职学生成就动机的独特性得以证实并补充
相较于同主题的以往研究而言,本研究的被试量较大,且来源于广东省不同地区的6所中职学校,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总体而言,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再次印证了中职学生的成就动机具有独特性。第一,中职学生的成就动机普遍较低。这与陈美璇2012年的调查结果部分一致[18],但是,在陈美璇的调查结果中,合并的成就动机得分为正(“追求成功动机得分”减去“回避失败动机得分”),而在本研究中,合并的成就动机得分为负,这说明参与本研究的中职学生的“回避失败动机”更强。第二,“追求成功”与“回避失败”呈显著高正相关。这与张琦和李晖[19]的调查结果一致,但与王亚茹等人[20]的调查结果不一致。前述两项研究的被试量均未超过300人,研究结论不一致实属正常。此外,对于身处在移动互联与信息互动时代的当代中职学生来说,一方面,他们能接触到更多的资讯、点燃心中理想,相较以往有更多的途径或平台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他们也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现实的激烈内卷与残酷竞争,这种现实处境在无形中加剧了中职学生关于成就动机的“内心撕裂”与“进退两难”。第三,成就动机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与以往调查基本一致,并有新发现。一是年级主效应在追求成功、回避失败及成就动机总分上均显著。与以往研究结果略有不同的是: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追求成功”与“合并的成就动机”上,二年级低于一年级、三年级,整体呈U型分布(二年级得分最低);而以往研究却表明,二年级、三年级显著高于一年级[21]。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与以往研究年代相距久远,不同时代的中职学生在成就动机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参与本研究的一年级中职学生处于入学初期,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以及抱有对外界刻板印象的积极应对(自我证明的决心),故表现出“追求成功”的愿望与动机,然而到了二年级时,由于对职业教育、职业学校甚至职校学生皆出现认同危机,出现“倒挂现象”[22],从而表现出成就动机的快速下降,但到了三年级时,中职学生又必须面对择业与就业或升学,不得不提前为未来谋划出路,进而表现出成就动机的回升。二是独生子女“回避失败动机”较“非独生子”更强,这是以往研究不常涉及的内容。独生子女承载了家庭的全部期望,对于学历与能力起点相对更低的中职独生子女来说,其心理压力更大,“试错成本”更高,更惧怕失败,进而选择直接回避的应对方式,这符合压力应对理论的基本思想[23][24]。三是“当前居住地”影响中职学生“回避失败动机”与“合并的成就动机”。具体而言,相较于居住在乡镇地区的中职学生,城市中职学生回避失败的动机更强烈,与此同时,合并的成就动机更低。经对本研究部分被试回访发现,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非一线城市”的中职学生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不像身处在“一线城市”的中职学生,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考虑过将来一定要留在“一线城市”就业与发展;也不像身处“农村乡镇地区”的中职学生,他们较少拥有关于“城市机遇与残酷并存”的现实体验,也没有过多地考虑过未来必须立足于大城市;而处在“非一线城市”的中职学生却伫立在“取舍”的两端摇摆不定,有充足的机会也想通过努力在城市扎根,但又因竞争激烈而害怕失败……这种纠结与矛盾便体现在了成就动机“进退两难”之上。四是其他人口学变量上的成就动机差异不显著,比如性别与户籍等,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完全一致[25]。第四,家庭因素影响中职学生的成就动机。本研究发现,家庭子女数量与中职学生回避失败的动机呈显著负相关,即家庭子女数量越多,回避失败的动机越低。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家庭子女的增多,兄弟姊妹之间信息交流会越来越频繁,情感联结也会越来越密切,智慧与情感支持系统则更为强大,这在无形中提升了个体抵御风险与应对失败的能力。事实上,以往关于中职学生社会支持的调查研究业已表明:家庭支持与规避失败的动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且家庭支持通过提升个体自我效能感进而作用于避免失败动机[26]。虽然“家庭子女数量”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家庭支持”,但这至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潜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