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摘 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契合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现实需求、平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内生动力与外在动力的必然选择、缓解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有效供给与个性需求的内在要求。应以“创新驱动”系统推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多维创新;以“自觉协同”有效强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多方联动;以“样态精准”合理满足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多元需求;以“高度开放”积极践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多态融合;以“标准高效”适切衡量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多重效益，从而展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回应现实、应对挑战的高质量解题能力。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在于加强顶层设计，凝聚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质量变革的认知广度;落实以人为本，汇聚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动力变革的实在温度;依托村镇经济，积聚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效率变革的强大力度;嵌合乡土文化，归聚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价值变革的内驱深度。

关键词 乡村振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06-0033-07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指明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可忽视，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改革任务依然严峻，如何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成为当前难题。由此，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同时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解决社会发展失衡，推进社会持续进步的七大战略之一，史无前例地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民族地区作为乡村振兴的主战场，能否实现振兴不仅关系全国能否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布局;还关系各民族间的交流合作，直接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国家认同相关联[1]。

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方面是一个极具实践价值的着力点[2]，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与时代内涵。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以增强其适应性”，并将“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与水平”列为重点改革条目。因此需深刻认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命题，精准把握其内容、方法、质量、效益等方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通过以质提优、以力促进、以效驱能、以需增生等多方面变革，推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贯穿新发展理念、跃升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3]。

一、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新命题

（一）高质量发展是契合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现实需求

任何事物的良好发展运行都需要坚实的群众基础，强大而彻底的理论对人具有难以抗拒的说服力。“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4]。理论的价值需通过实践彰显，在理论外化、具体化的过程中把握实践发展以彰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的价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实践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已经由脱贫攻坚“快不快”的速度要求转向乡村振兴“好不好”的质量诉求，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虽然在理论阐释与深化方面有了些许成效，但在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前行道路还面临着诸如乡村人员的外溢性、人员受教育水平的低质性、贫困文化的循环性、产业结构的脱轨性等较为突出的难题或新题，亦需要应对地域特色文化的抹杀、民族手艺技能的销迹、地方产业行业的“同质”等不良现象。为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亟待改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伴随着职业教育理论创新、理念变革从而契合乡村振兴背景下实践发展需要，提高理论供给的丰富性、多维性，强化其感召力，坚持在问题导向下从实践中开掘新材料，凝练新思想，形成逻辑自洽的特色理论体系以凸显实践发展路向的结构外化策略，从而建设契合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所需的高质量理论成果。

（二）高质量发展是平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内生动力与外在动力的必然选择

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是实现乡风文明、人民富裕与产业高效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为了尽快促进民族地区走上振兴致富道路，需实现民族地区内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表象上是经济速度的加快，但核心在于发展动力的调节与提升，驱动传统的资源要素向资本创新转变，逐步形成“人口红利”支撑向“人才红利”主导转变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平衡内生动力与外在动力之间运行张力的必然选择。

在内生动力方面，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涉及社会发展各领域的系统工程，必须抓住民族地区的发展要求与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掌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系统要素的发展变化及相互作用以科学配置民族地区特色化教育资源，优化实践路径以契合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之需。同时，乡村振兴背景下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渴望要求职业教育需满足人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需求，这成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外在动力。另外，职业教育自身独有的“跨界性”“职业性”及“社会性”特征决定了职业教育需依据社会发展水平、市场发展需求、产业发展结构等大环境下的外在动力因素进行及时调整[5]。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在时代要求与社会实践要求下不断释放自身变革的内需潜力，科学把握职业教育在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所需的内生动力与外在动力之间的张力，协同联动形成系统运行合力。

（三）高质量发展是优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有效供给与个性需求的内在要求

一切生产活动与社会活动产生的根源在于主体之所需。教育作为一种过程性存在，通常连接供给与需求两部分，对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而言，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提升自身满足民族地区产业、村镇、民众需求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必须优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满足个性需求，打通连接“堵点”使得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目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仍然存在供需之差，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正确思想认识的缺位导致办学目标导向模糊。一直以来，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对职业教育的社会作用认知不全，将普通教育的发展模式简单地移植套用于职业教育领域，在对职业院校进行办学成效考核时，将普通教育领域通行的升学率作为考核指标，导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背离了办学“为民”的初衷，既难以支持服务好当地的产业结构转型之需、落后农村脱贫振兴之望以及地区民众自身发展之求，也影响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实现自身可持续性的长足发展[6]。

二是民族地区人才供给不足导致产教“疏离”现象屡见不鲜。具体表现为当前民族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因经济基础薄弱导致当地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城市化”倾向严重，其教学内容与当地产业结构匹配度不足，难以与地方市场充分接轨，导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差距较大，地方乃至外地劳动力市场所需的习得民族特色文化、掌握专业技能的本土性人才供给不足，而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普适性”技术技能人才就业困难[7]。由此，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之间难以达到有效互动、深度融合的最优状态，相互间造成的“疏离”现象屡见不鲜。

三是学历教育“一家独大”导致非学历教育发展程度不足。当前，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以对口高考为主的学历教育成为绝对“主角”，尤其在农村地区，其学历教育资源占比超过90%。同时，为了迎合群众片面追求子女升学的心理，多数职业院校间的生源竞争演化成以升学率高低为其办学优势的发展定位“异变”，导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中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比例的失衡，难以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高素质的产业人才队伍，显著制约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实施。

二、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关键点

（一）创新驱动：系统推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多维创新

202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深刻揭示了现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8]当今，在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作为民族进步发展之魂与国家兴旺发达之源，日益成为各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关键性因素，也是引领中国加快“内循环为体”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在思路创新上，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目标，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需要从整体思路上主动转型，积极适应地区发展要求，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基础上，以高质量发展理念实现对传统职业教育理念的反思、扬弃、跨越、转型[9]。在内容创新上，“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应基于地方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正确处理民族及区域特色的传承与创新，以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乡村振兴的发展眼光实现教育内容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谋创新。在实践创新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真正面向民族地区，深入融入乡村，有效甄别乡村发展所需的经济基础、市场需求、生产要素等，准确认知并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成果，推进职业教育在理念、内容、方法等多维度创新。

（二）自觉协同：有效强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多方联动

教育本质是围绕人的活动，教育的发展目标是成就人，发展过程要依靠人，在自觉协同的作用下形成同向同行的育人合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本身作为一种“跨界”类型的教育，横跨教育领域、职业领域、社会领域、技术领域，需要围绕人紧密连接政府、行业、企业、职校与家庭等多元培养主体，有效强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运行过程中的多方联动力量，这是实现其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10]。在政府的宏观层面，要加强专门针对民族地区人员接受职业教育返乡务工创业的政策激励，健全协同育人的制度保障，动员民族农村地区适龄人员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

在行业企业等社会组织的中观层面，加强价值认同是根本。社会组织要结合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文化传承的时代定位与实际发展情况，统筹规划好社会各主体的利益需求，消除校企合作的“隔膜”，合理制订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内部有效协调与领导机制。

在民族地区职校与群众的微观层面，要加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有效协同，职业院校自身需注重各育人子系统内部主体、资源的整合，巩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同时要涵养民族地区群众对自身生活场域的认同感、归属感，生发其对乡土的责任，由此突破民族地区人才外流困境，推动广大群众成为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三）样态精准：合理满足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多元需求

推动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要以发力精准的优势、治理精准的模式、协同精准的效率解决好“为谁振兴、如何振兴、振兴之效”等方面的现实问题，由此可从目标人群、内容体系以及价值功能三个维度出发，精准识别民族职业教育的目标人群、精准供给民族职业教育的内容体系、精准凝练民族职业教育的价值功能。

在精准识别目标人群上，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主要分为实现当前民族地区由脱贫迈向振兴的工具性目标与我国进入全面小康阶段后提供的面向未来的、跨阶段的、可持续性的全社会技能培训支持体系的价值性目标，不再是着眼于狭窄化的物化概念，而是始终保持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要尊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目标人群的多元性、层差性和现实性，精准识别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人群所追求的适切的教育目标。

在精准供给内容体系上，基于目标人群的精准识别，不同目标人群自身原本的知识储备、学习认知以及素质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对于职业教育供给的内容体系也大有所差，具体应包括针对由于多种因素未能及时接受正规教育群体如留守儿童需进行技能补偿教育、本身已有一定技能基础的群体如返乡农民工需进行技能升级教育、所有离开学校或无法入学的人员尤其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需进行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