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抑或协同:中职、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作者: 蔡文伯 黄卢涛
摘 要 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对经济建设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利用C-D生产函数,构建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模型,探究2010-2019年我国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中职、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差异显著,中职教育贡献作用相对较低,高职教育贡献作用更为显著。继而采用门槛模型探究其中门槛效应发现,中职、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均存在人均GDP的门槛效应。当人均GDP较低时,中职、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是负向作用,在跨过门槛值后,作用由负转正,且随着人均GDP的提高,正向作用随之增强。因此,各地区应注意经济转型时期产业结构变迁的技术人才需求特征,提升中职与高职教育发展的协同性、适配性和多样性,避免办学定位、功能结构和人岗匹配的位移,以适应职业教育高质量转型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 中职教育;高职教育;经济增长;C-D函数;门槛模型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28-0024-07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完善职业技能教育体系”成为了高质量教育方面的美好期待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职业教育,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等多项重要职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被看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教育就变成了一种投资行为[1]。教育通过实现人力资源开发,参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增长,而职业教育则是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直接的部分。在经济建设进入新阶段后,产业优化升级成为发展趋势,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探究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具体关系,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区域特征与机理,对于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国内外已有丰富的实证研究。利用余数分析法,舒尔茨算出1929-1957年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3%[2]。丹尼森结合人力资本与内生经济理论,运用主流分析法算得美国1922-1957年间,教育贡献率为20%[3]。利用丹尼森的方法,麦迪逊测算了西方部分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经济贡献,发现贡献程度不尽相同[4]。国内学者也开展了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作用的相关研究。樊星等利用C-D生产函数对我国高等教育贡献率的时空特征展开了研究,发现各地区贡献率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点[5]。杭永宝对我国各级教育的贡献率进行了分类测算,发现各级教育发展参差不齐,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还有待提升[6]。
总体上,已有文献对我国各类教育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了多方位、深层次研究。在经济转型期,社会建设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也就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要求。本研究基于C-D生产函数,结合门槛模型,对我国2010-2019年中职、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测算,以探讨如何通过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研究设计
在考察经济发展中某一要素的贡献程度时,最常用的是由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P.H.Douglas)提出的C-D生产函数[7]。该函数认为,经济增长主要由技术、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所影响,其一般形式为:
Y=AKαLβ (1)
将式(1)进行复合转换,得到经济增长速度方程:
y=a+αk+βl0+βe (2)
其中,y代表一定时期内经济的年均增长率,α和β分别是资本产出和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α+β=1,a、k、l0分别代表技术进步、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的年均增长率,e为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长率。再将公式(2)进一步转换得到经济增长贡献率(Ce)的测算模型[8]。
公式为:Ce=βe/y (3)
基于以上设计,本研究以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以2010-2019年为研究时限,对各地区中、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测算,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一)计算过程
根据上述模型及说明,可将中国2010-2019年间中职、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过程设计为五个步骤。
1.确定劳动简化率
劳动简化率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复杂劳动简单化计算得到的成果,通常用于衡量不同人力资本劳动者的劳动效益水平。借鉴相关研究,本研究将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高职(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的劳动简化率分别定为1、1.28、1.38、1.51、1.81、2.20[9]。
2.推算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比例
参考杭永宝的方法,将多种资料数据进行复合推理运算,得到各年度中职与高职教育程度的从业人员百分比[10]。过程如下:首先,由相关年鉴得到每年各类教育的毕业生人数和从业人员总数;其次,根据我国学制特点与劳动人口年龄标准,推算从业人员中所含的中职、高职毕业人数;最后,用推算所得人数除以从业人员总数,分别得到中职、高职教育文化程度在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
3.分别计算2010年与2019年从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
教育综合指数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指标。参考相关研究,结合我国学制实际情况[11],利用以下公式即可求得:E=∑PiSi (4)
式(4)中,E、Pi、Si分别为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劳动力简化系数与各级教育年限。
4.计算中职、高职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中的比重
得到指标E后,采用几何平均法,分别算出2010-2019年各地区的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Re),人均接受中职、高职教育的年均增长率(Rv),以及中职、高职教育分别在Re中的比重(Ev)[12]。
5.计算2010-2019年间中职、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在计算中职、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之前,需要先求出2010-2019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将不同时期的GDP按基期货币不变价格计算。同样使用几何平均法求出GDP的实际增长率(y),再结合前面Re和Ev的数据,得出十年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公式如下:
Ce=(βRe)/y (5)
式(5)中,Ce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β为常数,采用丹尼森所估算的经验值0.73。最后,将Ev与Ce相乘,即可得到中职、高职教育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V1、CV2)。
公式为:CV=CeEv (6)
通过模型综合运算,最终得到2010-2019年间,各地区中、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见表1。
(二)结果分析
由表1可知,2010-2019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全国均值为19.04%。其中,中等职业教育贡献率为-0.33%,高等职业教育贡献率为1.62%,各地区间的教育贡献率差距较大。教育贡献率最高的地区是西藏,贡献率达28.04%,最低的是江西,贡献率为12.57%;中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是安徽(0.48%),最低的是上海(-1.74%);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是山西(2.64%),最低的是西藏(0.50%)。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有待提高,需要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以人才优势带动高精尖等技术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中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水平非常有限,仅有河北、四川、新疆等十个省市存在相对明显的积极贡献。其中,主要原因是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收缩。此外,中职教育培养的劳动者质量也是影响其对经济建设贡献的重要原因。
相比中职教育,高职教育则在各个地区皆为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十年间,高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均值为1.62%,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山西(2.64%)、浙江(2.59%)与内蒙古(2.55%),后三位的分别是西藏(0.50%)、广西(0.67%)和云南(0.92%)。西部地区高职教育贡献率相对较低,说明我国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也存在地域差异。
为了更宏观地对我国各地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整体解读,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将31省区市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作进一步分析,见表2。
分地区来看,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是西部地区(19.88%),其次是东部(19.57%)和中部(17.05%)地区;在职业教育方面,中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普遍较低,全国均值为-0.33%,东部地区贡献率最低(-0.49%);在高职教育方面,贡献率均值在1.62%,中部地区最高(1.77%),东部次之(1.67%),西部最低(1.48%)。可以看出,中职、高职教育在三大区域的发展并不平衡。其中,中职教育贡献率普遍偏低,主要原因是中职教育规模的缩减,中职学历劳动者的比例减少,使得中职教育参与经济建设的程度下降。而中职教育在东中部地区贡献率相对更低,特别是北京(-1.72%)、上海(-1.74%)等经济发达地区贡献率最低,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对人才层次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现阶段中职教育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对人才高质量的要求,需要提高中职教育的质量与标准,以适应地区发展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高新产业相对较少,对人才质量的要求没有中东部严苛,中职教育培养的劳动者会相对更易就业,更为顺畅地参与到经济建设中,使得中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中东部地区,但也需要注意中职教育的转型发展,以便今后能够适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后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