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背后读峥嵘

《桃花源记》是一篇家喻户晓的名篇佳作，“世外桃源”更是为人津津乐道。对于该文的解读，古来不乏真知灼见。不过，如果越过“桃花源”的神奇，知人论世，去探索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就会感觉曲径通幽，别有洞天。

一、一片惊奇看桃源：穿越500余载的古代社会

“桃源人要自与尘俗相去万里。”（《古文观止》）借助“武陵人”的目光，作者展示了一个穿越500多年（实则600余年）的古代社会。一块块由阡陌划分出的“井田”，一片远离战乱的宁静天空，一幅淳朴厚重的民风乡俗图景，一派古朴自然的衣着打扮，构成了一个心目中的大同世界。

（一）“百亩之田”的耕作理想

桃花源，是陶渊明理想中的国度。桃花源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阡陌”二字不应仅仅理解为“田间小路”。“西周发展了商代的方块田，称为井田。井田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上有沟、洫等灌溉系统和纵横交错的小道，称为‘阡陌’。”[1]“阡陌交通”，勾画的就是“井田制”的图景。井田制代表着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井田制”所体现的，是古代圣贤关于“人人有田种”的“乐土”的梦想。例如孟子就曾勾画过“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的美好图景。“百亩之田”，说的就是井田制。在这种耕作形式下，人们“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自给自足，丰衣足食。

桃花源，就是古代先贤梦想中的社会，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理想国度。陶渊明认为，只有在实行“井田制”的古代社会，才能使“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才能“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实现“大同”。

百亩之田的耕作理想，体现的是对土地国有制的擘划和追求；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则为“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实现社会的基本平等提供物质基础。当然，无论是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庄子所处的战国时期，还是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末年，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这样的理想都不可能实现，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所点燃的“大同”之光，却照亮了世世代代仁人志士和劳动人民的心田，引领人们向光而行，去追寻，去奋斗，去抗争，去创造。

（二）平等自由的太平世界

除了“井田制”的土地耕作形式，这里还是一个不受官府控制、欺压，没有苛捐杂税的无君无臣、平等自由的太平世界。

对于官府的黑暗统治，对于官吏恃强凌弱、欺压百姓的行为，陶渊明深恶痛绝。他归隐田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宋书·陶潜传》）。陶渊明崇尚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东晋的葛洪曾借“鲍敬言”之口表达了对老庄思想的理解：

囊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纯白在胸，机心不生；含餔而熙，鼓腹而游；其言不华，其行不饰。安得聚敛以夺民财！安得严刑以为坑穽！[2]

很明显，这样的思想是“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贵上古无君之论”。《桃花源记》中说“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诗》中有“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等句子，这些都与葛洪的描述异曲同工。桃花源，便是这样一个无君无臣、彼此平等，人人劳作、丰衣足食，其言不华、其行不饰，人际和谐、熙熙而乐的美好世界。

桃花源的美好，还在于这里是“与外人间隔”的“绝境”，是远离战乱的一片宁静天地：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桃源人“先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避秦时乱”。“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500多年间，外界的江山易主、朝代更迭，都与桃花源无关。在这里，没有战争和掠夺，没有屠戮和流离；有的只是整饬的房舍、肥沃的田地、迷人的风光、盎然的生机，有的只是一片老幼得所、祥和宁静的辽阔天地。

（三）淳朴厚道的民风乡俗

“大同”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人有仁爱之心，毫无私心地去对待别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民风淳朴，邻里和睦。在这样的社会里，作为“客人”的武陵人，当然会被奉为上宾，优礼有加，“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这样的风气，正是“天下为公”社会特质的体现。

淳朴的民风，也体现在古朴自然的衣着审美方面。桃花源里，“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外人”，教材注解为桃花源以外的世人。结合《桃花源诗》，这个句子或当指桃源人的服饰与世人迥异，都像“外国人”一样。将“外国人”称为“外人”，古已有先例。如《管子·问》：

外人之来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

文中的两处“外人”，都指“外国人”。以《桃花源诗》“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来推断，桃源人的衣着应该就是500多年前的古代服装样式。

从服装发展史的角度讲，战国、秦的服式与晋代是有明显不同的。战国时期，与盛行的礼服“深衣”并行的，就是短衣、长裤、窄袖的“胡服”。“胡服”由赵武灵王引入，由于其更适合征战、劳作和日常生活，很快流行各地。自秦及汉，男装以袍为贵；普通男子则多穿大襟短衣、长裤。

“往来种作”的桃源人是否身着行动方便的短衣、长裤，待客时是否又换上了飘逸的“深衣”，这些都无从考证。但衣着的古朴，却表达了作者复古的思想倾向。儒家提倡节俭，“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大禹谟》）。道家和墨家主张服饰朴素。《庄子·胠箧》：“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墨子·节用上》：“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陶渊明既推崇古代理想社会，那么桃源人“男女衣着”应该是朴实无华的，是有别于桃花源以外的世人的。作者“厚古”的目的，除了表现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还在于对当下风气的批判。

对于理想社会的建构，就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否定。“大同世界”的桃花源，无疑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里没有战争和掠夺，只有公平和自由。这里“男有分，女有归”，老幼“怡然自乐”。继孔子提出“天下为公”之后，在这里，人的尊严、价值，又一次以虚拟的社会图景形式得到了体现。

二、一声叹惋话“外人”：苦难的生活和扭曲的人格

（一）战争的频仍与人民的苦难

《桃花源记》写道：“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为躲避战乱而“来此绝境”，桃源人对外界的变化当然一无所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武陵人只好“一一为具言所闻”，桃源人听后不免“皆叹惋”。

他们为什么“叹惋”？是因为在“外人”的世界里，朝代屡次更替，天下几度兴亡。秦扫六国，群雄逐鹿，两汉更迭，三国纷争，魏晋“禅让”，衣冠南渡，晋宋易代，500多年（实为600余年）的历史，也是一部战乱史。其中仅楚汉之争，就有大战70次，小战40次；汉武帝在位54年，征战50年。每一次战争、动乱，百姓无不裹挟其中，生灵涂炭。“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可窥一斑，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此外，桃源人还为“外人”早已无福享受井田制的幸福生活而叹惋。“废井田，开阡陌”，商鞅的改革促进了土地私有化，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土地兼并是伴随着封建体制产生的。到了东晋，财富的过度集中，反映了土地分配的失衡。“士族不仅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在经济上也拥有庞大势力。他们竞相封锢山泽，兼并土地，建立田庄园墅，致使大量人民沦为佃客或奴婢。”[3]感叹民无恒产，庆幸“来此绝境”，这是桃源人“叹惋”的又一项内容。“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借桃源人的“孤陋寡闻”，陶渊明不着痕迹地表达了对秦汉、魏晋的否定——雄才伟略的圣君和野心家，正是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之源。

（二）人情的凉薄与人格的扭曲

与桃源人的淳朴、厚道相对，“外人”之中不乏机诈之辈，武陵渔人可谓见利忘义、以怨报德的小人。

尽管非亲非故，但桃源人却将武陵人奉为上宾。他们这样做，并非对武陵人有所请托，而是出于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出于与人为善的善良心地；他们对武陵人提出的，也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保守秘密而已。而武陵人则不然，返回的路上“处处志之”；到了郡城，立即报告太守，并且亲自当向导，来寻桃花源。太守因何感兴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朝廷是不允许有“世外桃源”存在的。在古代社会，四方来归，收服部族，都是“圣恩”化育所致，等同于“开疆拓土”，而且还能扩大税源、兵源等。有此良机，太守如何敢懈怠？若成功收服“桃花源”，武陵人便是首功。

“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桃源人满腔热忱，武陵人一片机心，两相对比，更凸显“渔人”的世界里人情之凉薄、世风之恶浊。

而渔人灵魂何以扭曲？何以见利忘义、以怨报德？除了人物的性格以外，文章更多地指向了他生计的艰难，不然何以“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指向了尔虞我诈的现实社会环境，不然何以“皆叹惋”？“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正是社会风气的渐染，使武陵渔人丢失了初心与良知，成为一个“两面人”。而这个渔人，其实就是当时世人的典型代表。

（三）追潮的服饰与浮华的风尚

《桃花源记》称道“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桃花源诗》赞美“衣裳无新制”，其实就是对魏晋以来服饰“新制”迭出、竞相侈丽的风气的厌恶和批判，对浮躁的“流行风”的嘲讽和鄙弃。

魏晋时期，男子服饰崇尚褒衣博带，以宽大敞袖的“衫”为时尚，以高耸的漆纱笼冠为最流行。而伴随清谈之风的盛行，男子服饰也在发生改变。《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宋书·周朗传》记载：“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而女性的礼服深衣到晋代也有变化：

通常将下摆裁制成数个三角形，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因形似旌旗而名之曰“髾”。围裳之中伸出两条或数条飘带，名曰“襶”，走起路来，随风飘起，如燕子轻舞，煞是迷人，故有“华带飞髾”的美妙形容。[4]

晋代还出现一种披于颈肩部、形似围巾的女性衣物，即“帔”。这种衣物使女性显得更加妩媚。此外，女性的首饰“突出表现为竞尚富丽。其质料之华贵，名目之繁多，是前所未有的”[5]。男子服饰的夸张、浪费，女性服饰的艳丽、奢侈，已然成为一种风气。当然，“侈丽之原，实先宫阃”。不仅如此，魏晋时期，伴随着混乱时局的，更有浮华的风尚、飘忽不定的流行潮：

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6]

与古代相左的服饰款式和审美取向，“风流相放”的浮华风尚，“日月改易”的流行潮，这些都成为陶渊明否定的对象。“恨”屋及乌，对现实社会的极端失望，导致作者对社会风气包括衣着风尚的全盘否定。

三、一尘不染话陶翁：逃离世俗、不齿贰臣的孤高人格

陶渊明心中有一个理想国度——桃花源。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饶，男耕女织，一片和乐。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从隐喻的角度体现了陶渊明追慕老庄的隐逸情怀，也体现了他不齿贰臣的遗老情结，凸显了陶渊明人格孤高的特点。

（一）追慕老庄的隐逸情怀

老庄思想，是中国古代影响很大的思想流派；而隐逸情结，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集体意识之一。二者内在相通、互为表里：都强调独立的人格、自然的性情，都强调寄情山水，隐逸避世。前者是理念，是思想；后者是选择，是情怀。

尽管“结庐在人境”，但陶渊明“心远地自偏”，鄙弃尘网的隐逸情怀流露言表。他四十一岁时辞去彭泽县令，就是最好的证明。“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从起为江州祭酒，屡仕屡退，到最终归隐田园，一共十三年。“十三年”的出仕历程，在他笔下却成了“三十年”，其煎熬之甚，可窥一斑。他把当时的官场，比作一张尘网、一个樊笼。自己弃官不做，就是冲破束缚，“复得返自然”，从而“乐夫天命复奚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