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贵州—东盟旅游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研究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与东盟国家搭建起跨境旅游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框架。文章通过分析与透视西南边境跨境旅游产教融合的发展现状与瓶颈，厘清贵州—东盟跨境产教融合模式，提出推动贵州省旅游企业和职业院校探寻跨境旅游产教融合的路径，助力贵州省发挥推动内陆省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模范作用，走出一条西南民族地区旅游职教产教融合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名片的贵州道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贵州—东盟;旅游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4）02-0018-07

202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支持贵州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对外开放通道和平台载体建设。作为开放程度较高、贵州省特色与支柱产业，旅游业为推动贵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数据显示，2023年前4个月，贵州省累计接待游客1.8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 98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和21.9%^[1]。面对全省旅游市场恢复性增长，行业资深人士表示“目前贵州省内旅游人才缺口达到70%”^[2]，高校专家则认为旅游类专业已具规模，但直接服务于贵州旅游产业化的中高端人才不足。截至2021年，贵州省普通高等院校中开设旅游类相关专业的院校有43所，其中高职（专科）院校高达23所^[3]，旅游职业教育已成为贵州高技能旅游人才培养的主力军。贵州省欲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间的全方位开放交流、旅游往来与文化交融，必须肩负起内陆地区旅游职业教育开放发展新路径探索的重要使命。

立足国家发展战略、行业的迫切需要及旅游市场的恢复性增长，推动旅游职业教育国际化成为旅游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与必然趋势。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立足区域优势、发展战略、支柱产业和人才需求，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跨境旅游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步入快车道。贵州省职业院校作为文化教育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须以新发展理念推动国际产教融合改革突破，主动适应与服务“一带一路”“南向通道建设”等国际战略，推动内陆省份跨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结构与布局的优化，实现职业教育变革与产业产能发展的同频共振。因此，贵州职业教育依托国家战略部署与旅游资源优势，厘清旅游职教产教融合的瓶颈与国际化路径，打造一支真正能将贵州的风俗民情、非遗文化、“贵州造”等特色推向世界的专业旅游人才队伍，对进一步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与教育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贵州省跨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时代背景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需求与利好政策

截至2022年12月7日，我国与150多个国家、32个国际合作组织签署200余份合作文件^[4]，东盟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重点与优先区域。2021年，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产教融合对话会于广西南宁举行，探讨了拓展国际化产教融合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策略，时代需求赋予了西南民族地区开展跨境产教融合服务“一带一路”、构建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国际通道的使命。2021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印发《教育部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技能贵州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贵州省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创办“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品牌与国际交流论坛，积极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模式，服务企业“走出去”。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文化艺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因此，旅游职业教育跨境产教融合成为对外交流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西部边境地区平台的带动及贵州省战略定位要求

“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广西“21世纪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的战略定位^[5]，广西、云南等地凭借地缘优势，在中国—东盟的职业教育人才国际化培养合作中呈压倒性优势。2023年，广西发布政策要求打造产教集聚融合先行区，开展双向留学，搭建多元交流平台（包括对话、培训和产教合作平台等）^[6]，着力打造产教集聚融合新格局。2018年，云南省13所职业院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多达40余项。云南省职业院校积极承办中国贵州—老挝政府旅游官员及旅游企业高管交流培训活动，建立国际职业教育联盟、职业院校海外分校等，探讨旅游技能型人才合作培养模式^[7]。“一带一路”倡议虽未赋予贵州省明确的战略使命，但贵州省应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和地缘优势，推动职业教育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新高地。

（三）职业教育与旅游行业“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要求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针对职业教育跨境发展做出战略部署，要教随产出、产教同行，培养国际化人才和企业急需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这为我国职业教育跨境产教融合指明了方向，也激活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国际旅游业。世界旅游组织监测表明，老挝、菲律宾等5个东盟国家旅游业已成为战略支柱产业^[8]。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已成功举办8届，“一带一路”文化旅游交流周亦走过4个年头，中国与东盟已互为重要旅游客源地^[9]。据统计，2019年东盟国家到贵阳入境过夜的游客同比增长49.9%，占据贵阳入境过夜游客比重的14.5%^[10]。作为国际旅游人才培育的重要手段，跨境产教融合成为开辟中国—东盟旅游合作新前景的强劲动力，也是旅游行业“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要求。

二、贵州省旅游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现状

与广西和云南相比，贵州省跨境职业教育发展缓慢、综合实力不强，但其凭借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依托西南地区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和“一带一路”窗口机遇，在“引进来、走出去”中打造“立足东盟、面向亚洲、辐射欧美”的对外开放格局。与东盟国家的职业院校和企业初步形成跨境旅游职教产教融合的基础，从教育发展落后区域逐渐演变为面向东盟的开放窗口，成为中国—东盟旅游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

（一）贵州省旅游职业教育国际化产教融合发展概况

近年来，贵州省职业教育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培育13项“引进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25项“走出去”办学项目，其中3所高职院校入选“中国—东盟双百职校强强合作旗舰计划”示范校^[11]。贵阳作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永久会址，凭借资源禀赋在产教融合国际化中崭露头角，初现贵州省旅游职教跨国产教融合中流砥柱之态;反观省内其他地的职业院校与旅游企业，主体资源不足、产教融合国际化进程缓慢。

（二）贵州省旅游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模式

对贵州省跨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项目进行梳理，总结出四种主要的产教融合模式。

1.“学校—企业”产教融合模式

此模式是贵州省跨境职业教育中最基础的模式。合作主体为贵州省职业院校与澜湄国家，合作内容聚焦于通过职业教育对澜湄国家进行技能人才培训，助力澜湄国家扶贫与乡村振兴工作，如澜湄合作专项基金项目（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2020年，在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发表的《万象宣言》提出，要促进贸易、投资、科技、创新、交通设施、旅游和人文交流。而贵州省依托“世界级旅游资源”和旅游职业教育的优质师资、教育环境等，培养具有广博知识素养、扎实专业技能且具有较强工作适应力的复合型旅游人才，通过旅游与教育交流、产教融合模式等为澜湄国家提供资源与技术支持，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深度参与澜湄合作，开启贵州—东盟职业教育产教关系新阶段、新征程。

2.“学校—企业—企业”产教融合模式

该模式目前仅捕捉到贵州省院校—我国企业—国际酒店集团联合打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贵州省首家国际酒店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越秀集团毕节产教融合帮扶酒店，酒店由万豪国际集团负责运营，旨在促进贵州省毕节市的教育链、产业链和人才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成为激发当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项目正式开业运营后，将成为百里杜鹃首家国际品牌酒店，预计每年可为百里杜鹃额外拉动约4万名游客，平均每年实现创收约1 700万元^[12]。该模式既可促进贵州省旅游产业提质增效，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境产教融合贵州实践的题中要义，亦可为我国与东盟国家职业院校与企业协同开展国际化旅游职教活动提供可借鉴的产教融合模式。

3.“学校—学校—企业”产教融合模式

此模式分为“贵州省院校—东盟国家院校—我国企业”与“贵州省院校—东盟国家院校—东盟国家企业”两类。该类产教融合模式可充分发挥双方的教育资源、产业资源和平台资源，做到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协同发展，共同推进贵州—东盟院校的教育与文化交流。然而，就当前捕捉到的实际案例中，该模式的合作院校并非职业院校而是贵州省普通高校与东盟国家高校，双方院校通过搭建旅游目的地文化交流工作坊，提升联合体的核心竞争力，强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核心能力，推动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的进程。此模式的代表为贵州民族大学和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的合作项目“西江千户苗寨文化交流工作坊”。

4.“学校—政府—企业”产教融合模式

该模式中的主体涉及双方政府、职业院校和企业。如贵州职业技术学院基于与老挝琅南塔省教育体育厅合作申报的“中老电商人才产教融合联合培养项目”，是“中国—东盟双百职校强强合作旗舰计划”遴选出与东盟成员国共同开展的特色职教合作项目。通过“中方学校+老挝学生+特色产业+电商企业”深度融合，利用贵州省现代商务职教集团优质资源，与老挝共同开展电商教育研究、师资交流培训、产业合作交流等国际合作，增强与老挝政府、企业、院校间的良性互动，促进两国职业教育和人文交流，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13]。

（三）贵州省旅游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问题分析

贵州省是一个少数民族较多的内陆省，受人、财、语言、交通、自然环境等资源的限制，职业教育国际化起步晚且发展缓慢。受东盟国家基础设施、经济条件等因素制约^[14]，目前贵州省部分院校与企业的国际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合作达成量高，但实际有效性低，与广西、云南等地比较，贵州职业教育跨境产教融合效果不佳，资源联动不足，对其他省份的示范性、引领性不强。

1.政府层面：顶层设计规划欠缺，制度保障机制不强

2016年，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要发挥政府引领、行业主导作用，促进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深化产教融合;鼓励中国优质职业教育配合行业企业“走出去”，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关于建设技能贵州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也提出要创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品牌，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建立中国—东盟“赛教融合”国际合作模式，积极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模式，服务企业“走出去”。当前，政府对我国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做出战略部署，越来越多的贵州省职业院校与企业通过跨境校企合作尝试走出国门，但政府尚未依据产业特色进行“与国际接轨”“中国特色”的顶层设计，缺乏明确的行动方案，对专业旅游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关注不足。因此，借由贵州省建设“一带一路”、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契机，探讨贵州旅游职业教育跨境产教融合如何破题、何以解题成为重要议题。

“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中国—东盟职业院校和企业合作契机，部分省份的一些合作项目取得重大突破，表明职业教育跨境产教融合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建立持续完善的制度保障机制。相较广西、云南等边境省份，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步伐相对落后，尚未形成专门的制度保障和运行机制，这也是当前贵州省职业院校和旅游企业在跨境产教融合过程中缺乏实际参考案例和具体行动规划的重要因素。随着旅游逐步成为民众刚需，中国—东盟旅游客源互通往来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而跨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必将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向国际化、贵州省职业院校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建设的关键举措。然而，从落实情况看，贵州省职业院校与旅游企业深度参与国际产教融合仍局限于旅游往来、文化交融、学生留学等领域，面临政策法规缺位、责任归属不清、主体利益协调困难、准入与退出机制缺乏等实践困境，制约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现和跨境产教融合效应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