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期绩效透视“双高计划”高水平高职学校数字化建设与发展
作者: 王志
摘要:“双高计划”是推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工程,首批“双高计划”学校建设周期已经过半,中期绩效评价工作也已按时完成。基于中期绩效剖析国家级“双高计划”A类10所高职学校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有利于探讨如何加强引领高等职业教育厚植数智时代信息素养、深化数字式内涵改革、优化数字资源配置、加强智慧平台建设,以打造高水平数字化工匠人才,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为持续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指引。
关键词:双高计划;绩效分析;数字化建设;高等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4)02-0056-07
2019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双高计划”),其实施目标是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遴选了10所院校列为A档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2022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中期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并在2023年1月发布中期绩效评价等级结果。2023年2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教育发展,将继续深化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教育数字化带动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要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数字教育、数字化建设,已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趋势。
一、“双高计划”高水平高职学校数字化建设与发展的现状审视
数字时代的到来为我国高等职业学校数字化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首批10所国家级“双高计划”A类学校在数字技术、数字中国、数字经济的多元联动、协同耦合效应下,切实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快速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
(一)顺应数字技术发展潮流,促进高职学校技术技能人才数字化培养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时代大潮的到来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数字化培养提供了时代机遇。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发布的《天津倡议》表明,职业教育要适应数字化变革需要,强化数字技能培养,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充分利用数字领航,推动数字赋能,引入新一代ICT技术、人工智能、数字通信、区块链等新技术,将数字化技术充分融入高等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全流程,大幅度提升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水平是10所国家级A类“双高计划”学校的通行做法。首批国家级“双高计划”10所A类高职学校,立足于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人才需求,紧密围绕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管理、集成电路、智能制造、元宇宙等数字技术技能领域,着力造就一定数量的具备良好数字素养、掌握多元化数字技能、精于数字科技实操应用、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数字技术技能人才队伍,持续优化高水平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结构,逐步加大数字社会背景下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增强高职院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数字思维、数字理念、数字认知,积极推进科技、人才、教育三位一体融合发展,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教育强国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技术支持。具体而言,各校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数字技术策略,将新工艺、新规范、新业态等融入教材教法改革,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深入开发优质教学资源,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一批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工匠人才(见表1)。
(二)响应数字中国战略部署,加快推进高职学校智慧校园建设
数字化高阶发展引领社会发生深刻变革,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中指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双高计划”在指导思想中强调重点支持一批优质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率先发展,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面对数字中国、创新驱动发展计划等国家战略,10所国家级“双高计划”A类学校均展现出更为宽广的前瞻性视野和发展性姿态,把握重要发展机遇,主动融入教育数字化的时代潮流,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统筹规划、精准施策,不断增强高职院校数字化办学水平,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迈向更高更新台阶[1]。审视这10所国家级“双高计划”A类学校数字化发展的实践理路,按照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密切对接科教兴国、网络强国、科技强国的详细战略要求;以数字化驱动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和治理方式变革,聚焦智慧教学环境、校园服务、教学资源、校园管理四大核心内容,切实推进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加快建构便捷高效、互联互通的校园环境信息化体系,着力优化学校数字化发展环境,构筑公平规范、科学合理的数字治理生态,将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和智慧科技手段深度融入院校管理服务提质升级的全方位及全过程;以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为核心要义,推进数字资源、数字文化、教育数据、优秀师资共享共用,建设智能主导、数据驱动、服务增值的智慧课堂,有效释放数字要素价值,助力数字技术+职业教育新样态不断涌现,打造“智慧+场景”新范式,其均在秉持各院校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具有数字技术特征的高职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加快智慧校园建设步伐,着力提升院校信息化水平(见表2)。以有突出代表性的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校聚焦设备智联、全息技术、工业软件等技术,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并依凭5G技术搭建智能车间人才培养新平台,探索打造数字校园及智慧校园的新路径。由此观之,在数字中国战略的驱动下,须有效发挥我国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做优做强高等职业教育,加快推进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
(三)对接数字经济现实境况,推动高职学校专业升级改造
数字经济异军突起不仅为“双高计划”高职学校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路径,也为优质企业与高职学校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了条件。“双高计划”选择若干所高职学校进行重点投入,将其建设成为高水平高职学校,主动适应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是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增强高等职业教育自身适应性的战略选择。深入分析这10所国家级A类“双高计划”学校不难发现,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日趋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利用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对接培养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和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双重需求,因应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发展趋势,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新要求,基于“数字+”理念改造提升落后专业,新增优质专业,力促传统专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引领数字经济时代环境下部分专业智能化、融合化、集群化发展。在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为适应工业4.0、互联网+职业教育新需求,依循数字经济在我国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态势,结合数字全息、边缘计算、高性能运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和产业变革趋向,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和本质内涵,紧密对接前沿技术、科技成果、先进工艺,将数字化作为专业革新的发展向度与实践趋向,以新一代数字技术升级传统专业,先后开设了诸如区块链技术应用专业、移动应用专业、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等多类型、多层次、多样化的数字经济类专业。建立健全对接产业、及时更新、动态调整的专业建设新机制,驱动专业创新发展新活力,统筹整合专业优质资源,高效发挥专业群集聚效应,全面促进专业建设提档升级。同时,伴随着平台经济、数字支付、共享经济、电子商务等系列新经济形态骈兴错出,为应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高职学校主动对接高端数字产业和新型科学技术产业,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耦合共生效应引导下,均展现出利用数字孪生、云计算、移动物联网等新兴数字化专业技术,革新学校相关专业以提升服务数字经济效能,成为撬动数字式专业项目“点”和提供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产品领域“面”之叠加组合、互嵌共融的有力杠杆(见表3)。
二、“双高计划”高水平高职学校数字化建设与发展的问题表征
尽管国家级“双高计划”A类学校数字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但也浮现出对数字化发展相关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管理经验欠缺等现实问题,亟需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应对数字化应用进程中的矛盾危机。
(一)认知偏差:数字化素养和信息化意识孱弱阻滞数字技能工匠跃迁
21世纪核心素养亦强调数字化素养的重要性,认为数字化素养包括信息素养、媒体素养、信息与通信技术素养(ICT素养)。当前,提高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性意味着“双高计划”高职学校要实现自身的有所作为到大有可为的转向,培养符合信息技术时代所需的数字技能工匠,进行数字化适应性革命,推动数字技术手段与职业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促进数字技术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常态化应用,推动职业教育领域的全方位创新[2]。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要引导职业学校开展信息化全员培训,提升教师和管理人员的信息化能力。同样,“双高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在提升信息化水平方面提升师生信息素养。然而,10所国家级A类“双高计划”学校却出现数字化认知偏差的群体征象,整体呈现出尚未能合理将数字化素养和信息化意识与技术技能人才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数字化政策话语体系下,“双高计划”高职学校未能将数字式教材教法等资源的静态势能有效转化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强劲动能,且确实存在部分高职学校“双师型”教师亦未深刻领悟数字技能工匠创新发展培养的现实功用和价值效用。因此,将数字化意识从单向融入到双向融通、再到深度融入高职学校的数字技能工匠的培养中,确实还需要精准施策、细化目标、统筹规划和系统推进。
(二)资源摊薄:数字化新基建及相关配置资源不足束缚教学效能提升
在以新岗位、新业态、新产品为特质的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的牵引下,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有关配套资源的整合优化为高职院校数字化学习及教育教学提供了技术支撑。全面质量管理的奠基人、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爱德华·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提出,人类科学技术最伟大的成果之一是把信息技术应用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引起学习资源、学习环境、学习方式等都向数字化方向发展,派生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数字化学习[3]。2022年9月,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召开的教育变革峰会将数字化学习作为其核心议题之一。在国家政策文件与顶层设计的强势推动下,“数字技术+职业教育”延伸出的种种新型数字化学习模式使得高职教育数字化转型迎来了增值赋能的关键窗口期。审思这10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级A类“双高计划”学校,在数字技术相关资源的力量加持下,紧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果。然而,尽管我国在高职领域投入的资源逐年递增,但就现实而言,上述院校依然面临资源摊薄的困局,展现为基础投入及配置效能的有限性阻滞教学形态转型[4],进而拉低教学效能水平,突显为在利用数字技术迭代增强院校教学高水平发展效能方面未能有效平衡好学生适应性发展与技术创新更迭之间的张力,在培育数字时代具有信息化素养、数字化职业技能、智慧化应变能力等为核心标志的新一代高素质劳动者维度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目标替代:数字价值背离同定位失准影响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涵养
目标替代概念发轫于组织社会学理念,强调在组织自身演化发展实践进程中,由于组织规模的接续拓展及附带的分化效应,其他目标把正式目标所取代置换的一种现象。10所国家级A类“双高计划”学校大力推进数字教育的最初愿景是在信息化时代变局中打开数字化创变的新局,形成未来数字化综合性人才竞争发展新优势。然而,这样一种正式目标却在实际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中迷失了前进方向,被工具理性裹挟的单向度应用目标所替代,使得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涵养数字价值失真,以致落入数字意识薄弱、数字素养孱弱等低层次发展的窠臼。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认为人类有两种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一种注重功效的、以技术主义为发展目标的理性,与以注重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自觉的价值理性相对应[5]。韦伯的理性论对高职学校应用型人才涵育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但在院校实际的运行阶段却出现重视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的数字化定位脱耦现象,难以达成二者之间同步亦趋的良好态势。2019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技能展望2019:在数字世界中蓬勃发展》提出,数字优势群体倾向使用网络上的“严肃类应用”,关注电子金融、学习和创造性活动,最大化地发挥与工作、学习、社会参与等相关的资本和资源的优势效应;而数字弱势群体更多使用“娱乐化应用”,他们70%的网络活动是社交和娱乐,很少发挥资本和资源的优势效应。数字技术附带的巨大红利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导致“双高计划”学校学生出现数字优势群体与数字弱势群体二元割裂的现象,而如何科学有效缝合数字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断裂带,继而充分合理正确高效利用数字化技术的内生优势,是培植未来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双高计划”高水平高职学校数字化建设与发展的完善策略
作为引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发展的“双高计划”高职学校,要肩负起响应国家战略、服务经济发展、优化人才培养的重要职责,10所国家级“双高计划”A类学校尤其如此。高职学校需要在数字化素养、配套设施、资源平台等层面进行优势互补、协作共享,充分发挥产学研用融通协同效应,加快培养数字化技术技能人才,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高水平技术技能和高素质人才支撑。
(一)厚植数字时代信息核心素养,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数字工匠人才
在科教兴国、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和科技强国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有力牵引下,置身于数字社会的时代大环境,信息核心素养不仅是高职院校学生理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亦是其融入智能教学多维场景的前提基础,更是铸就成批高水平复合型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组分。浸润学生信息核心素养是型塑高等职业教育场域新生态的内在要求,是职业教育全方位深度融入数字技术的实践诉求。具体言之,一方面,着力提升高职学生信息意识,理念是行动的关键指引与重要先导。在日常的课程教学及实习实训过程中,要注重强调拥有数字化信息理念的价值意蕴,让学生知晓处于新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掌握数字技能绝非只是懂操作、会使用一些新兴智能化技术。例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分析、增强现实技术等进行实操以提升学习效率,更是要深刻体悟到培养信息化素养是一个渐进性、渗透性、内隐性的长期过程,需要从心理、思想、习惯、操作等多方面领会智慧化工具和数字媒介的内涵本质,逐渐提升数字胜任力水平、数字素养和信息化意识。另一方面,要着重锻造适应工业4.0和“互联网+”语义下数字化生存能力,不仅要习得甚至精通新型智能化高端技术的使用方法和基础知识,还要合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工具解决平时学习及实操中遇到的问题;同时要牢固树立信息安全意识,遵守网络法律法规,淬炼信息创新能力,赋能高职院校技术技能人才快速因应数字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不断夯实高职学生关键能力,继而以打造数字工匠人才。